抗战时期，新四军东进来到以常熟为中心的东路地区，打击日寇，发展队伍。后来受命西撤，留下一批伤病员。这里的党组织和人民，在芦苇荡的青纱帐里，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他们的安全，使他们伤愈重返战场。军民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孕育了一个军民团结抗日的中国故事。若干年后，这段传奇被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搬上舞台。真实历史和精湛艺术的结合，穿越时间之河，使沙家浜这个名字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精神的坐标，一个民族几乎家喻户晓的美谈。
第一集根在闽东
《沙家浜》故事，过去人们更多只是熟悉伤病员如何在芦苇荡里养伤，却很少有人关注伤病员籍贯是哪里，来自何方。苏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沈伟东介绍说：“这支部队以“江抗”就是叶飞带过来的六团为主，所以伤病员呢，六团的人比较多的，也就是福建人比较多的。”上海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刘石安说：“虽然36个伤病员是在沙家浜养伤，但是他们的根呢，大部分是在福建宁德。所以我们讲，要寻根，要寻缘。宁德和沙家浜结合起来，就是为我们革命战争孕育了一支火种。”
吴立夏是36个伤病员之一，他是宁德霞浦县人。原霞浦县政协副主席、县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梁衍兴同志陪同摄制组来到霞浦大湾村。2007年，这个村所在的水门畲族乡党委和政府，专门在吴立夏故居立了碑，简约碑文告诉人们：吴立夏是在沙家浜养过伤的新四军。霞浦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游伏灿介绍：“吴立夏身上有22处受伤。有个子弹，到他逝世的时候火化才拿出来。”新四军老兵（96岁）施光华说：“吴立夏是个闽东老红军，工农干部，打仗很勇敢。身上到处是伤，人很爽直，闽东口音改不过来。”
吴立夏，1933年参加闽东红军，东进江南作战。曾8次负伤。芦苇荡伤愈后，新“江抗”成立时，他担任江抗东路司令部特务连连长。1956年，他从部队转业，历任三明焦化厂厂长、三明水泥厂厂长、三明市民政局局长。1995年11月，吴立夏走完不寻常的人生，享年84岁。2012年，霞浦县成立吴立夏红色文化研究会。离开大湾村60多年，父老乡亲没有忘记他。
在福州空军茶园山干休所，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陈纯玉陪同摄制组寻访杨平。她是36个伤病员之一黄烽的夫人。黄烽，原名黄宝澄，宁德福安人。黄烽夫人杨平（98岁）告诉我们：“黄烽是团政治处的总支书记，因为打摆子，发疟疾，就住到医院去了。”黄烽随新四军六团从皖南到茅山，又挺进东路，在阳澄湖畔病愈重返战场，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福州、进军厦门，直至组建中国空军。离休前，时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去世5周年之际。儿子黄安翼牵头整理父亲的书稿，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烽将军纪念文集，取名《芦荡勇士，烽火人生》。杨平和黄烽，携手相伴57年，对于杨平来说，黄烽生命里那段沙家浜岁月，是留给这个家的精神财富。
宁德，地处福建省东部，俗称闽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闽东红军独立师1380人被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摄制组来到宁德，宁德市蕉城区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周树荆全程陪同，共同寻访当年闽东红军足迹和老六团集结、驻训、出发地。现任屏南县政协主席周芬芳在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出发地，深情讲述1938年春天闽东儿女离别宁德的感人场景。
1939年5月，叶飞领导的新四军六团执行陈毅的指示，挺进东路地区，在抗日作战中发展部队，受到人民拥护。无锡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富耀南说：“我们无锡各界掀起拥军高潮，妇女界，包括小朋友，都到梅村去慰问演出。包括无锡工商界，无锡工商业比较发达，荣（毅仁）家，都出钱出力的，捐款捐物，捐棉花，捐布，无锡纺织很发达。”
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地区养伤养病，条件险恶。在随时都会失去生命的环境里他们为何革命意志坚定不移？宁德师范学院教授游国斌自豪地说：“一个是当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来自英雄的闽东。经受过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磨练。”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廖开助认为：“这一批红军战士，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没有脱离革命，他们认为他们的斗争是光荣的，是神圣的。所以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不会动摇，在闽东最艰苦的时候，相信革命一定能胜利，相信共产党，到沙家浜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坚信的。”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沙家浜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闽东红军的故事。芦荡火种，就其源头说，是闽东红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红军星火。闽东红土地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林鸿坚说：“沙家浜的精神从哪里来，它又向哪里去？它是从闽东大地走来，也就是这个在闽东大地上红土地的血液，这源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之河的红土地的血液，汇聚到北上抗日的洪流当中，一路奔腾，汇入到我们阳澄湖畔，在这里我们闽东红军的战士，用他们的青春热血，铸就了感动亿万人民心灵的红色经典沙家浜。”
第二集浴血芦荡
“江抗”部队在东路时，有一个后方医院，其前身是“民抗”医院。
1937年11月19日，常熟沦陷。不久，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成立。1939年初，他们去上海动员大城市医生护士下乡，帮助“民抗”办医院。新四军“江抗”后方医院护士陈宇（93岁）回忆说：“那时候打游击，有了伤病员就马上收进来，拿稻草当床，铺在地上，给他们换药。”“江抗”刚东进，伤员送“民抗”医院。后来伤员多了，就在“民抗”医院基础上成立“江抗”后方医院。新四军“江抗”后方医院护士黎明（93岁）说：“我在常熟的一个女中读书。‘江抗’来了，后方医院要人，我就到了后方医院。院长叫林震，原来老六团的卫生队长。医生都是上海来的。护士呢，就是上海来的和当地知识青年两部分。”
“江抗”后方医院护士黎明（93岁）
“江抗”部队一走，日寇、汉奸、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猖獗起来。后方医院确定“紧紧依靠常熟县委和常熟人民，分散隐蔽救护”的行动方针，借用群众小船，带上伤病员和药品，开进芦苇荡，或流动于村庄之间。陈宇对摄制组说，“每天要转移的，今天住在这个村庄，到晚上就要转移到别的村庄去，所以很辛苦，还要学会摇船。”黎明说，一般情况下，一个礼拜流动一次，住就住在群众家里，老百姓的堂屋做病房，门板、稻草做床，那么桌子上东西放一放就变成手术台了。36个伤病员唯一健在者吴志勤（92岁）回忆：“那时候我们没有武装。靠老百姓。一有情况，就把我们伤病员转到芦苇荡里去，敌人不容易发觉。”
36个伤病员唯一健在者吴志勤（92岁）和儿子吴京成
敌人封锁，药品越来越稀缺。医护人员用硫磺粉掺石灰水治疗疥疮；把馒头烤焦碾成粉末对付胃病；用鸡蛋壳烘脆磨了粉来治肺结核，还当钙片服用。初冬来临，江南的芦苇开始收割。地里庄稼也收了，平原水乡，一览无遗。怎么办？群众把伤病员藏到自家的柴房里、草垛中。新四军“江抗”后方医院护士陈宇（93岁）回忆说：“伤病员都分配到老百姓家里，一家一家住，我们分几个人管几家，要去换药，还要发药。当心路上有敌人，拿个小菜篮子，篮子下面放药，上面用布包，好像是乡下人去买东西一样。东看看，西看看，没有人了，钻到老百姓家里给病人换药。”
摄制组成员与“江抗”后方医院护士陈宇（93岁）合影
“江抗”西撤不久，叶飞派杨浩庐返回东路。杨浩庐回到常熟，先和病愈的夏光会面，又找到东路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民抗”司令任天石等人。传达了上级关于“留在阳澄湖地区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然后决定：以伤愈伤病员为骨干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新四军新“江抗”老兵钱康元（92岁）说：“当时成立大会参加的时候，蛮隆重的。有我们部队的，有领导，还有老百姓。”新四军老兵焦康寿（96岁）回忆：“成立新“江抗”，就在东塘市北边的一个庙场上，开大会。”
之后，东路特委组编常备队一个连。三个月时间，新“江抗”发展到三个连400多人，老百姓以为“江抗”部队回来了。摄制组来到阳澄湖畔的洋沟溇村。1940年春节，新“江抗”初试锋芒，在这个村与日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新四军新“江抗”服务团副团长徐念初（93岁）说：“我们在年初一的那天，正在搭台子，把门板搭台子，大家挺高兴的，准备演剧了，演活报剧。鬼子在后面开了汽艇来袭击我们。吃了一顿早饭以后就开始打，一直到黄昏。那一次呢，杨浩庐受伤了。”
新“江抗”服务团副团长徐念初（93岁）
1940年4月，新“江抗”迎来大踏步前进的局面。首先整编为两个支队。接着，吴仲超、何克希、谭震林相继来到东路。不久发展成六个支队。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江抗”正式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张英。旅下面编有三个团。这支部队从江南挺进苏中、苏北，打过车桥战役、三垛河口伏击战和顺河集战斗。顺河集战斗整整打了一天，击退敌人14次冲锋，击毙日军伪军272人。五十二团有26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洪泽县西顺河镇为纪念他们，建了二十六烈士墓。
新四军“江抗”伤病员，牢记党和人民的深重恩情，重组武装之后，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生入死。他们犹如革命火种，走到哪里就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播种到哪里，迅速发展壮大了部队。苦难是他们的风流，浴血是他们的荣光。他们中，有的长眠在芦荡，相伴碧水涟涟芦叶沙沙；有的走出了芦荡，成为幸存者、幸运者、幸福者，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芦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