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越老，越正儿八经像个兵了，尤其90多岁后。
在孙辈的脑海里，爷爷只是个普通的老头。可村里人都说爷爷是个兵，喊他兵爷爷。最直接的证据，是政府不定期地给爷爷发抚恤金。尽管开始时每月只有八元，可在那贫穷年代，这足以让人羡慕了。更何况，后来政府给爷爷的抚恤金渐渐增多，几十元、几百元、直至千多元了。
虽然领政府的抚恤金，爷爷平时却抠得什么似的，全年最慷慨的花钱，是祭奠他的军长和战友了。提前好几天，便开始备办祭品，纸、香、茶、酒、烟，都反复挑最好的。天朦朦亮就出发了，由父辈中一人陪伴，直到夜色沉沉，才风尘仆仆地返回家。年年这般，岁岁如此。
后来读历史书知道，爷爷的军长叫罗南辉，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副军长。长征三路红军在会宁大会师的时候，他为阻击国民党军队英勇牺牲，年仅27岁。同时牺牲的还有爷爷的800多名战友，他们与罗军长一起，埋葬在会宁县城南40多公里的大墩梁上。
大墩梁阻击战中，爷爷跟许多战友都负了伤。轻伤员经简单治疗后，随大部队西渡黄河了，重伤员不得不留下来。军长董振堂言：“会宁人很厚道，你们留下来安心养伤，当儿子、当女婿都行。伤好后，我亲自迎接你们回部队。”
出生在江西的爷爷，果真就当了会宁女婿。爷爷内心一直铭记董军长的话，可始终未见董军长接他。后来爷爷听说，其实董军长早已被“马家军”杀害了，头颅在河西高台县的城墙上悬了好几天。
为此，爷爷好长日子都不与人说话。
从我家到大墩梁，70多里山路。祭奠的日子是10月22日，来回免不了带夜走。爷爷前前后后走了40多个春秋，直到后来政府派专车接送。
爷爷受过重伤的双腿，没得到及时治疗，弹片长在里面，加上无法抗拒的衰老，每次外出归来，都大病似的好久才缓过来。我们反复商量，不得不痛下决心，不能再让爷爷离开家门了。
爷爷知道很恼火，其他活动可以取消，大墩梁祭奠必须照常。爷爷的话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儿孙中没有人敢提任何异议。
为完成每年一次的神圣祭奠，爷爷得蓄积360多天力气。
谁也没有料到，后来爷爷会自己终止祭奠。专车最后一次接送爷爷从大墩梁回来的那天，爷爷乏得几乎连炕也上不去，只喝了几勺小米粥就睡了。半夜时分，爷爷突然在梦中大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儿孙慌忙拉亮电灯，只见爷爷抄起炕头拐杖，步枪那般平端胸前，嘴里“突突突”，朝院里猛烈扫射。
梦中这一喊，成了里程碑，从此爷爷更像个兵了。冷不丁的，爷爷会穿整衣服，紧扎皮带，紧握手杖当钢枪，冲锋、射击、刺杀，照准墙壁的字画，照准明净的窗玻璃，照准滚烫的水壶……射击到关键时刻，常常拿起茶杯、酒瓶、毛刷等，投手榴弹那般奋力抛掷——乡民政干部有一次上我家慰问，迎面遇爷爷投掷的枕头，差点儿“被炸身亡”。有时爷爷也变换形式，将衣物、被子捆成卷，双背在肩头，在地上转圈儿行军。有时又躬身藏进墙角落，手握“钢枪”，神情凝重，凝神屏息，观察四周……最要命的是，爷爷不仅自己如此，还常常严令儿孙参与。谁不配合，就吹胡子瞪眼睛跟谁急。
风烛残年的爷爷，呼叫呐喊，起伏腾挪，动作灵活，全然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
那个大雪纷飞的傍晚，爷爷变得特别精神，要儿孙从柜子里取红军服。那是一次大型纪念活动的纪念品，爷爷一直宝贝般珍藏着，现在让拿出来，一件件给他穿上。爷爷左瞅瞅，右瞧瞧，十分满意。然后半躺在被子上，目光柔柔地瞅着儿孙，一个一个看遍了，闭目小憩片刻，像仔细回味什么似的，突然又惊醒过来，让儿孙们快听，说远处响集合号了。我们侧起耳朵，除了漫天飘落的大雪，什么声息也没有。爷爷有点生气了，号声那么响，你们是聋子啊！说着，缓缓举动右手，举过胸膛，举至帽沿，神情庄重地向儿孙们行礼：“我要走了！”
“军长……战友……等我……太久了……”爷爷说完，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