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不到16岁的我，从苏北泗阳老家参加了新四军。回想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年代，我虽没有在战火中丢命，却有一次因重病险遭敌人生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我能幸存下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贡献，实属不幸中之万幸。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垂暮之年，方写下这点纪念文字。
坚持湖上斗争 因重病险遭生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向我苏皖北部根据地进犯，我主力部队作了战略上的北撤。当时我从新四军四师卫生部卫校，分配到泗洪独立团任医生。大部队撤走后，我们地方部队及后方人员留在原地，以洪泽湖为依托，牵制敌人。敌人步步逼近，洪泽湖四周陆地渐次失守。我们只得全部撤至湖中，以船为家，以芦苇荡为帐，伺机上岸打击敌人。
在湖上，我们吃的是麦碴饼蘸咸盐，喝的是湖水，半年没菜吃，滴油未沾，因此我患上了夜盲症和皮肤病。1946年秋，在最后一个陆地村——临淮头失守后，敌人从泗县和青阳镇突袭而来。我当时正患中毒性痢疾，高烧不退，全身衣服都弄脏了。我两天未吃一口饭，身体虚弱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神志恍惚中，亲人们的音容在眼前电影般闪过，整夜昏昏沉沉。一天清晨天刚朦朦亮，突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这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突然跳下床，裸身裹着被子，沿着河边奔向停船的地方，子弹就在耳边嗖嗖飞过，我也全然不顾。
当我跑到时，所有的人都已上了船，船就要向湖中央撤离了。我赶紧扒到船边想爬上去，但船老大看我病恹恹的，嫌我脏，不让我上。就在我快被敌人活捉的时刻，指挥撤退的首长用枪逼着船老大让我上船。而船老板仍不情愿，叫我涉水上小划子。当我上了小划子，拉绳却被敌人子弹打断了。恰好是顺风，小划子很快靠到主船边，这才重新系上拉绳，跟着一起撤退。到了湖心，我赶忙用湖水洗净身子和衣裤，将衣服晾晒在船桅上，蹲在船舱里等衣服干了，才穿上遮身御寒。说来蹊跷，这一折腾，我的病竟出奇地好了。
在湖上，我们白天靠麦碴粉糊口，黑夜里看哨，以防民船反叛。我所在的船是装药品、粮食的，只有我一个人守着。我发现每次夜航，船老板都要遭到后卫队员的训斥，说他行船磨蹭。他是否有不良意图，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想起来倒有些后怕。
及至1947年春节后，大部队终于来了，我们总算被解围。由于我们坚持洪泽湖斗争，为正面战场牵制住了敌孙良诚、冯治安两个兵团。
战友玩枪走火 我险些丢命
我们战斗部队坚持湖上斗争，与敌周旋，伺机歼敌；而后方人员，则带领伤病员寄留在老乡家里。敌人进攻时，我们就把少数重伤员安置在地主家里，让他们给予保护照顾，要是出了差错，就叫他们以命抵命，结果还真有效。
我们白天上岸为伤病员敷伤治病，夜晚常要转移地方，以防敌人偷袭。有时情况紧急时，一夜要转移两三次。当时我们医疗所有两个姓吴的医生，一个是我，一个是河南籍的吴光荣。他大我几岁，性格开朗，常常和我开玩笑。谁知有一次，险些惹出了大祸。
记得1947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医务班人员都在油灯下等待转移通知。灯光很暗，我站在小桌旁，吴光荣坐在地铺上。我们在说笑话，正聊着，他来了一句：“我毙了你！”我们每人都配有一支步枪，他边说边拉动了枪栓，无意中子弹进了膛。他正要把枪对准我，扣动扳机时，我惊恐地喊：“子弹上膛了，别把枪对着我！”“砰”的一声，子弹把屋顶穿了个洞！全班人都吓呆了，吴光荣更是吓得面如土色。事后他说：“当时幸亏你及时提醒我，否则你死了，我也活不了，多可怕啊！”事后，所领导对吴光荣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也警示大家别乱玩枪。
转移领队易人 战友替我殉身
枪走火时隔半个月后，一天晚上，上级通知我们，敌人要从湖东向我们后方清剿，要我们将轻伤病员向湖西成子湖畔卫生部所在地田集转移。上级决定由我负责带队。
我把各项转移工作准备停当，将18名伤病员分成两个组，正要集合整装出发时，所长突然想到我是淮泗人，与敌周旋时，当地人口音便于在群众中埋伏。临时决定将我留下，转移工作交由吴光荣负责。
我将转移工作向吴光荣交待后，当晚9点他们便出发了。拂晓时分，他们乘船到达田集湖边，不料敌人改向湖西进攻，敌人机枪封锁了道路。我方转移人员猝不及防，不少倒在枪林弹雨中。有湖边生活经验的同志，沿着湖边芦苇地向敌人侧翼躲避，幸存下来。而有些同志没经验，仍沿着原路向停船上跑。谁知船已向后撤了，他们只得涉水向湖里跑，结果都陷入深不及底的淤泥里窒息而死。吴光荣和女卫生员刘英，就是这样不幸牺牲的。
假如我去负责这次转移工作，我同样没有湖边生活经验，牺牲的可能是我。当时卫生部那边都以为我死了，几天后他们才知道是吴光荣牺牲了。几十年过去，当时的一切我都历历在目，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