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是军人性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武装集团战斗力的精神利剑。所谓血性，就是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临危不惧的虎胆，敢作敢为的担当；不畏强敌的“豪气”，敢于亮剑的勇气，不怕刺刀见红的“杀气”。血性重于实力，是世界许多知名政治家、军事家的共识。毛泽东评价“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传承了中华民族“有血性”的基因，使之成为历次战争以弱胜强的重要法宝。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同八路军一样，更鲜明地体现了“有血性”的显著特性，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敬仰。

腥风血雨的险境——敢入

    四处沦陷，腥风血雨，是新四军所处的险恶环境。华中地域蕴藏着我国丰厚的战略资源，又是国民党政府首都、汪伪政府的所在地。日本军国主义对这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财力、物力早已垂涎三尺。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以后，迅速调集重兵集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以后又编成华中派遣军，以一路惨绝人寰的血腥杀戮，相继占领了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合肥、安庆、南通、蚌埠、徐州、南昌、武汉，以及宁波、金华等大中城市。日军为控制华中，还在苏州、杭州、常熟、镇江、丹阳、芜湖等地建立绥靖司令部，组编绥靖部队，使之成为“以华制华”的力量。国民党军奋勇抵抗，却节节败退。在沦陷区，日伪军岗楼林立，特务横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中共中央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后，新四军在敌伪势力猖獗的腹地，在以江河湖汊为主而无群山依托的平原水网地区，在远离中央统帅机关的情况下，英勇地挑起“发展华中”的重担。以频繁的游击袭扰行动钳制和打击敌人，呼应八路军华北抗战，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军部在武汉成立不久，移驻南昌，随后开赴皖南岩寺、云岭驻扎。这里距离刚刚进行过血腥大屠杀的南京百余公里，所属一、二、三、四支队相继在浙江开化、福建龙岩、江西铅山、湖北黄安组编。执行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皖中等沦陷区的夹缝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茅山等多处根据地，并东进北上，向一切日军占领区发展，向一切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发展，积极主动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四支队九团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登岸出扰的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全歼日军20多人，打响了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枪。新四军先遣支队在江苏丹徒韦岗伏击日军第五旅团运输队，毙日军少佐土井和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成为江南敌后首战。两次小仗，敌后打响，震惊敌人，振奋民心，鼓舞了士气。蒋介石先后致电叶挺、项英，给予褒奖。

    新四军打过不少像车桥、高邮、两淮、盐城、泰兴、兴化、半塔集、侏儒山、宿南、睢宁及反清乡、反扫荡等一次次歼敌上千的大仗，更多的是在敌人盘踞的夹缝里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八年间先后打了2.4万多次战役战斗，取得毙伤日伪军29.3万多人，俘虏日伪军12.4万多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横跨171个县，25万平方公里面积，34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勇于在腥风血雨的险境里求生存，谋发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新四军将士的血性品格。

血战到底的恶仗——敢打

    敌强我弱，是整个抗战时期敌我力量的常态。新四军与八路军相比，力量更为有限。在面对强敌，四处环敌，力量悬殊，险象环生的境地，无论是预有准备的主动出击，还是狭路相逢的绝地反击，新四军将士无所畏惧，有我无敌，赴汤蹈火，勇往直前。

    反复抗争，协同血战。1940年10月国民党军守卫的皖南三里店失守后，日军依仗其飞机大炮的装备优势气势汹汹地直扑新四军军部泾县云岭，并已突破我前沿防线。危急关头，叶挺军长亲临一线，指挥血战，打退10余次进攻。日军转向进犯泾县县城，国民党守军弃城而去，日军占领县城。叶挺又指挥部队攻城，在敌机狂轰滥炸中拼杀，终于收复县城，战后将收复的泾县城交给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守卫。

    狭路相逢，英勇血战。远离中央的新四军，官兵要去一次延安是异常艰难的，途中不知要越过多少道封锁线，历尽多少回凶险。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参加重要会议，从阜宁单家港启程，其间要越过日军重兵把守的陇海、津浦线等封锁。在当地游击队护送下，历尽艰险与敌周旋，历时9个月才抵延安。1943年3月16日，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池明、供给部部长伍瑞卿等50余名官兵从阜东八滩（今属滨海）出发，乘坐木船往山东转赴延安学习。次日凌晨，行至连云港小沙东海域时，遭遇日军巡逻艇。全体官兵与敌展开血战，彭雄、田守尧身先士卒，壮烈牺牲。

    力量悬殊，誓死血战。1941年11月28日，日军2000多、伪军800多，乘浓雾分三路偷袭溧阳县塘马。第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奉命率部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千余人转移。敌我力量悬殊，是场恶战。旅长、政委都要对方撤离，自己留下。互相推辞不成，最后一起留下，指挥与敌血战。苦战终日，完成任务，但罗、廖以下270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1943年3月18日晨，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奉命在江苏涟水县牛皮镇刘老庄，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抗击日军千余人多次围攻，战至黄昏，毙伤日军170人，四连83名官兵除1名负重伤第3天牺牲，其余82名全部牺牲阵前，充分显示了为了全局敢于担当，勇于流血牺牲的高贵品质。

血洒沙场的死难——敢赴

    险恶的作战环境，常常会使新四军在局部地域处于寡不敌众、濒临绝境的危难。面对死亡威胁，新四军官兵毫无惧色，或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或视死如归，慷慨赴死。1944年8月19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在舟山大鱼山岛抗击200名日军、300名伪军在5艘机帆船、2艘登陆艇、1艘大型战舰和2架飞机的轮番进攻和轰炸。血战7小时，弹药耗尽就拼刺刀，挥枪托、砸石块，有的在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还有的战士抱住敌人滚崖跳海，副大队长陈铁康、中队长程克明、指导员严洪珠等42名官兵英勇牺牲，表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血性气概。

    1941年苏北夏季反扫荡战斗中，鲁艺华中分院8名女学员和一名女记者，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濒临绝境，为不落入敌人魔掌，她们慷慨赴死，投入皮岔河中英勇殉国，为东北抗联八女投江后的又一悲壮之举。

    1943年8月，日军对苏中进行扫荡。新四军一师医院护士吴秀瑛在东台邓家坝隐蔽好伤员，不顾敌人枪声逼近，不顾大娘劝她走，坚持把她临产的儿媳接生完，自己却来不及转移了。晒谷场上，日军架好机枪，威逼群众交出新四军。一位老大爷怒斥狗汉奸，当日军正要把刺刀捅向这位老人时，吴秀瑛站出来了。她大喊一声：“住手！我就是新四军，不许伤害老百姓！”她断然拒绝敌人威逼利诱，从容就义，倒在血泊中，年仅23岁。

    1945年9月6日两淮战役中，为歼灭拒绝投降的伪军，第三师特务团第七连班长徐佳标在登城时，双手被守敌砍断，他发现近处敌人暗堡正在射击，部队遭受伤亡，忍着剧痛，匍匐前进，纵身堵住敌人枪眼，为部队登城胜利赢得了战机，成为我军第一个堵枪眼的英雄。

    这些英勇悲壮之举，在新四军屡见不鲜，不胜枚举。自1937年成立至1947年撤销番号，新四军伤亡8.7万勇士，牺牲正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191位，其中包括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彭雪枫、罗炳辉、刘炎等名将。

蹈锋饮血的魔窟——敢卧

    打入魔窟，在刀刃上舔血的无形战斗，是新四军抗战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十里洋场，随时都有他们的身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频频传向指挥中枢。

    整团假降，打入魔窟。1943年初，日伪军对我苏中地区进行清乡，为扩充清乡力量，选定策反新四军地方武装通海自卫团。2月中旬，伪军中一名与自卫团团长汤景延有“私交”的特工，专程赶来劝降汤景延。汤不动声色，事后上报至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处。粟裕等苏中军区领导反复斟酌，决定将计就计。一个整团诈降，683人中只要有一人出了差错，就会陷全团于灭顶之灾。汤景延遵照军区领导扮演好“红心白皮的角色”的重托，4月16日深夜率团出动，假戏真做“投敌”。在狼窝虎穴中与敌人巧妙周旋，借机搜集敌人情报，牵制敌人行动，控制沿江口岸，配合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打击日伪。在163天里，他们忍辱负重，受尽煎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5个多月后汤景延奉命率团带着大批武器装备，突然在一夜之间从200里战线上破腹而出，班师凯旋。整团潜伏敌人魔窟蹈锋饮血、惊心动魄近半年的传奇战例，为抗战史上少有。

    潜入汪伪“御林军”，成功策反一个师。1938年至1945年，新四军军部和各师向南京派遣情报和地下交通员30多名。其中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徐楚光，利用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打入汪伪政府内部，担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伪陆军军部上校科长、伪军委会上校参赞武官等职，搜集、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后与战友一起，成功策反了汪伪“御林军”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剑魂，于1945年8月12日率部3000多人反正，编为华中解放第一军，受到新四军首长检阅，延安《解放日报》作了公开报道。

    派出反间谍小组，打入敌伪要害部位。1944年秋，经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批准，由区党委城工委和纵队政治部政工科直接领导，派出乐群、周迪道、周斯明、王福林、冯禾青、徐笑奇、张黎、陈婕等8人，组成“四○○反间谍小组”，潜伏在日军宁波宪兵队和汪伪宁波政治部保卫局内部，开展搜集情报等一系列秘密斗争。抗战胜利后，小组胜利返回，并策反70余名敌伪人员投奔新四军。

碧血丹心的信念——敢立

    新四军将士的血性，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老百姓拥戴的民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心。新四军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部队番号变了，帽徽变了，隶属关系变了，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变，人民军队本质没有变。新四军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党指向哪里，她就战斗到哪里。

    新四军组建之前，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长期远离中央，凭着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但大敌当前，当我们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时，他们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挥泪接受改编，一致对日作战。

    组建之后，新四军及各支队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各项指示和决策。军政治部在皖南召开两次政治工作会议，加强政治工作，创办教导总队，轮训干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新四军各部结集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实施战略展开；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选准战略基点；皖南事变后，坚决执行“军事防卫，政治反击”的斗争方针，表现了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充分动员、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各级指挥员，表现了为党的民族解放事业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叶挺军长在皖南事变后长达5年的囚禁生涯中，多次拒绝劝降，始终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出狱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天后中央即批准其重新入党。重建军部后的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发布就职通电：“与日寇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视死如归，发誓“99颗子弹射向敌人，留下一颗子弹用于自己”。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长朱镜我负伤后仍在担架上指挥宣传鼓动工作，为不连累部队转移，不当俘虏，毅然滚下山崖殉国。新四军二师“军工模范”吴运铎，在试验自制炮弹时3次身负重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著有《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四十七团团长兼句容县县长巫恒通在日伪军扫荡时负伤被俘，他绝食8天，壮烈殉国，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