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作楷
樊作楷，1918年11月生于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市）城关镇，1932年至1934年在应城县西河中学读书；1935年至1937年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学习期间，他追求真理，接受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革命理论。1937年冬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湖北应城县委委员、常委、社会部长，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局长，中共应西县委书记、应城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京（山）安（陆）应（城）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华东局社会部派遣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应城县委书记，孝感行署副专员、孝感地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湖北省委秘书长，中国驻索马里、马里、伊朗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等。
开展游击战争 狠狠打击日伪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樊作楷回到应城县，领导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游击武装。1938年10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率新四军挺进中原后，他随即率部与新四军会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路线和上级指示，深入农村，建立党组织、区乡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参军参战，支援抗战，率领县、区、乡武装、公安队和全县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应城地理位置险要，是武汉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在应城县驻重兵，日伪合流，潜伏在应城的特务和日伪汉奸，奸掳烧杀，无恶不作。中共应城县委组织“应城公安队”，专门同敌特汉奸进行斗争，由县委社会部部长樊作楷和公安局局长杨森堂直接领导和具体指挥。公安队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1941年10月，樊作楷带领部分公安队员在祝景墩一带活动时，侦察到每天有二三个鬼子带枪在集市上买菜，他决定派王斌、黄么两位同志去坝子上伺机夺枪。坝子位于红堂，而附近的卧虎岗驻有日军一个小分队，伪军一个中队，居高临下，是封锁膏盐外运的要道。赶集的那天，王、黄二人扮作农民，来到闹市，正好碰上两个扛枪买菜的鬼子。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王、黄二人挤到鬼子身后，掏出枪，打中了一个敌人的脑袋，另一个鬼子尚未反应过来，扛在肩上的枪被黄么从背后夺掉，吓得哇哇乱叫，拔腿就跑。集市“炸”了！由于赶集的人多，又离敌人驻点近，他们就没有追赶那个鬼子。两人跑了约两里路，胜利回到了肖家南村。
1942年为保护秋收，防止日伪抢粮，7月一天的深夜，社会部长樊作楷、公安局长杨森堂，率公安队20余人，由梅家港来到白鹤咀。第二天中午，他们得到长江埠敌人出来打掳的情报，不一会发现8个鬼子兵荷枪实弹前往龚家集，在湖边渡口拉了两条船到西湖岗。樊作楷与杨森堂商定，等敌人转回来就打。下午5时，敌人在西湖岗魏家大湾抢了许多鸡鸭蛋品等食物，装在三条船上划了过来。公安队则隐蔽严阵以待。敌人三条船缓缓驶来，离岸只有三五十米时，猛烈向敌船开火，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此次战斗俘敌5名，打死3名，缴获步枪7支，子弹600余发。大家将敌人抢来的物资，全部归还原主。天黑时，公安队全体人员离开了蔡家咀。长江埠之敌出动骑兵步兵100余人，到东湖捞取3名鬼子的尸体，焚烧了龚家集周围几个湾子几十栋民房。
哇尚郎英是“日本采访团”的战地记者，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驻应城第三师团少将师团长北野的亲侄女。她在沙市宜昌前线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战地新闻”回到北野司令部，准备赴武汉采访。她动身前为了安全起见，对外说是“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直属宪兵队的少佐古川的妻子”，要去汉口。这一情报被应城县委得到，即决定由社会部长樊作楷与杨森堂率公安队去活捉“古川老婆”，打击特务头子的嚣张气焰。他们当即召开“诸葛亮会”，决定在双敦附近汉宜公路地段设伏。天刚亮，从应城方向来的满载敌人的军车，一辆一辆从公路驶来，每辆车顶篷上架有一挺机枪。当第7辆军车刚到前哨阵地时，扮作割草“农民”的王金彪，摘掉草帽，在胸前扇风，这就是“古川老婆”在车上的讯号。此车进入伏击点，第一道卡立即射击，司机加大马力冲过去。第二道卡安排是铁齿耙，司机转弯又冲过去。埋在三道卡的特等射击手，一起跃出隐蔽点，冲到汽车10米处，击毙司机和一名军官，汽车歪倒在路边停下。精通武术的队员朱刚跃上车厢，抓住身穿鲜艳和服的“古川老婆”，把她扛在肩上就跑。樊作楷、杨森堂命令步枪班分散阻击，掩护手枪排押着“古川老婆”，成功撤退。
几天来，驻应城日军倾巢出动，1000多人分四路扫荡，拉网式的搜查哇尚郎英未果。数天之后，公安总局派来森尊太郎，他是新四军的一个俘虏。森尊太郎见到哇尚郎英讲出了她的真实身份：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驻应城第三师团少将师团长北野的亲侄女。
敌人用武力未能找到哇尚郎英，就来软的，写了10封信要求同新四军谈判，提出交换条件。我方请示地委，写了回信，指出日军侵华的罪行，营救出应城、云梦、天门被日军俘虏的党政干部和抗日军民100多人，这样才释放了哇尚郎英。
1944年8月的一天，时任应城县委书记的樊作楷，带着公安队步枪班、半个手枪班和警卫队，在陈河李家大湾宿营，被日本鬼子的密探得知。鬼子来了200多人，包围了李家大湾。樊作楷紧急安排，分三路突围，他带四人爬上屋顶，掩护同志们突围。
北头张才伢等头带日本军帽，大步向敌人走去，敌人问：“什么的干活?”张才伢操着日本话答道：“自己人。”敌人以为是自己的谍报队，就未介意。张才伢等同志走近敌人时，突然开火，将敌机枪手击毙，紧接着四颗手榴弹投向敌人密集的地方，然后夺过敌人的机枪扫射,乘敌人慌乱之际，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去。
潜至村后的张福珍听到北头的枪声，大家立即将手榴弹投向敌群，趁烟雾未散，就冲入敌人阵地。张福珍等紧握手枪左右开弓，子弹雨点般射向敌人。敌人倒下十多个，阵脚被打乱。张福珍等人不顾一切，冲出了包围。蔡坚带着政宣队20人，均无武器，在王斌等人的掩护下，转移到了骆家咀。
三路突围胜利了，但是，樊作楷仍然在湾里屋顶牵制敌人。突出重围的战士，不顾自己的安危，重新返回村里，在敌人背后开火。敌人以为遭到反包围，惊恐有诈，加上中队长已被击毙，便向陈河撤退。樊作楷从容地从屋顶上下来。
此战共毙伤日军36人，这就是著名的李家大湾大捷，是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
陈家河是应城西南30华里一个较大的集镇，是石膏食盐芦苇水产品集散地，交通方便，市场活跃，是三区的中心地带，也是鄂豫边区军政人员往来于天汉湖区的交通枢纽。陈家河地势险要，南连汉水、襄河，北接汉宜公路，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伪在陈河设据点，建设大小营房两座，外有碉堡与地道相通，钢筋水泥，十分坚固。日伪军对三区腹地不断进行扫荡，危害群众，我地方武装曾两次未能攻克陈家河，群众纷纷要求拔掉这个“眼中钉”。县委作出“拔掉陈家河据点”的决定。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怎么拔呢？县委书记兼政委的樊作楷，经过一番周密思考，认为智取是上策。
为此，他吸收爱国青年丁立霞等建立了一个情报站，任务之一是同伪军班、排长或士兵拉关系，交朋友。丁立霞听到俞可钻平时牢骚满腹，对上司不满，就与他交朋友结为“知己”。樊作楷认为俞可钻可以利用，同意约定与他见面，对俞可钻进行诱导、教育：“你为我们作了有益的工作，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你是中国人，要有民族气节，不要充当日寇走狗、帮凶！”他见樊作楷书记平易近人，深受感动，决心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1944年深秋，获悉陈家河伪军即将换防，樊作楷指示，一定要消灭这股敌人。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内线偷袭陈家河据点，一举歼灭敌人。10月初的一天下午，俞可钻身穿便衣，来到猫子山张家村。他把陈家河军事布防绘成图，并介绍了具体情况：“伪军常驻营房，核心碉堡、暗堡和防御工事，平时不住人。寨四角没有哨位，核心碉堡有个号兵，一旦发生情况，吹号下达命令，敌人就进入各自的岗位。”俞可钻最后补充说：“要行动就要快，一旦拖长了时间，怕情况发生变化。”
傍晚，70多名公安战士集合起来，根据俞可钻提供的情报，部署作战任务。深秋的午夜，云淡淡，月朦朦。排长张福珍带着手枪班按预约时间、地点与俞可钻相会，并迅速来到做好工作的伪军前哨碉堡。进碉堡一看，十多个伪军睡得正香。公安战士轻手轻脚地取下敌人挂在墙上的枪支弹药，留下杨福华和张怀福看守这个碉堡。
前哨碉堡夺到手后，俞可钻带领两名便衣手枪队员到寨门口。哨兵喊道：“谁？”“我，俞可钻。”哨兵一看，还有两个穿便衣的跟着，又问道：“老班长有事吗？”俞可钻不耐烦地骂道：“他妈的，快开门，有紧急事情报告中队长。”寨门一拉开，哨兵的步枪就被两便衣缴了，紧接着江培寿带的八名公安战士一起冲进去，分头搞掉寨墙内暗堡上的哨兵。紧接着指导员一挥手，“上！”各班、排冲向敌人营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偷袭。伪中队长刘正清寝室门紧闭着。张福珍、鲁国超等撞开房门，见床上无人，手枪挂在墙上，床底下有个地道，张福珍等在地堡中抓住了用稻草盖着的刘正清。伪军的八间营舍，铺上挤满熟睡的士兵，公安战士迅速收缴敌人的枪支弹药，当有的伪军惊醒起身时，即被“不许动”的吼声吓破了胆，乖乖地当了俘虏。
偷袭陈家河战斗，只花了30分钟，消灭日伪一个中队，生俘中队长以下12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手枪8支，步枪80余支，弹药30余箱，军马一匹，烧毁了碉堡军营。天一亮，老百姓来到据点挖寨墙，拆暗堡，填战壕，除路障。至此，这个日伪盘踞多年的巢穴彻底覆灭，大快人心。
中原突围后留下打游击
1946年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时，组织上安排樊作楷留下打游击。他在应城是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敌人搜集到情报，到处围歼他，形势极为严峻。他与江汉中心县委联系，6月下旬的一天，中心县委副书记王家吉来到京北大队驻地，代表江汉中心县委对李有为和孙世英作出指示：应城县的形势很紧张，应城县委书记樊作楷、公安局长杨森堂和蔡坚及一批区乡干部转移到京北来，暂住些时。他们来后，由你们负责生活和安全保卫工作。孙世英和政委当即表态，保证完成任务。几天后，樊作楷率领应城县委一行30多人，陆续来到京北大队驻地——石板河八府湾。
半个月后，组织上决定樊作楷和蔡坚离开这里，带领20多人的小武装，回应城打游击。他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越过三道封锁线，在石板河芦子坡驻扎下来。为了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应城县委领导和大队领导研究决定趁石板河热集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樊作楷、杨森堂、李有为和孙世英都讲了话，讲了党中央对时局的主张，介绍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我们坚持游击战争，解放大军很快会打回来的，收到极好的效果。
他们到丁家冲小王家湾宿营。次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许有祥纠集几百敌人向他们驻地进犯，包围了王家湾。发现紧急敌情后，政委李有为向大队和应城县委的战斗人员，作了战斗动员，统一由孙世英指挥。他带领大队和应城的武装人员，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来犯之敌发动了两次进攻，解救了被围的同志。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击溃了敌人。大队和应城县委领导返京山王家楼。可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第二天京山、应城两县的敌人1000多人，分别从曹武街、罗店、宋河三方面包围了应城县委和京北大队驻地，天刚拂晓，敌人悄悄地占领了周围山头后，随即猛烈开火。孙世英指挥战士占领王家楼右侧制高点，待敌人临近时，他一声令下，英勇反击，激战三个多小时，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粉碎了敌人活捉应城县委书记樊作楷等领导人的阴谋，掩护应城县委领导和30多位同志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敌人死伤多人，一无所获，保证了樊作楷、蔡坚安全突围。
根据中央的指示，樊作楷同志秘密转移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2月，樊作楷从华东局党校学习结业后，出任山东边北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派遣科科长。
1949年3月随大军南下时，他按照李先念同志的要求，留湖北工作，任应城县委书记。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樊作楷作为副指挥长积极协助总指挥长张体学省长，出色领导并组织了全国瞩目的荆江分洪战役。他身先士卒，夜以继日地工作，连续七昼夜不睡觉，多次晕倒在堤坝上。当分洪战役结束时，他累得旧病复发，吐血住院。这次分洪战役的胜利，圆满完成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战略任务，为确保武汉市区和武汉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樊作楷也因此受到湖北省委、省人委的通令嘉奖，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听从党召唤 出国任大使
1970年8月至1986年1月期间，樊作楷先后担任中国驻索马里、马里和伊朗大使。在担任驻外使节近20年中，樊作楷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多种外交活动，为发展我国与驻在国人民和政府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多次获得驻在国元首和政府的授勋奖励。特别是在任驻伊朗大使期间，正值两伊战争爆发，他写好了遗书,带领全馆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为使两伊战争早日结束及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受到李先念和国务院领导的表扬。
1979年初，为加强外交部领导班子建设，经黄华部长提名，并报中央批准，任命拟赴任摩洛哥大使的樊作楷为外交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分管行政、后勤领导工作。他急广大干部之所急，积极协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为外交部修了大量宿舍，缓解了外交部长期以来住房极度紧张的状况。他积极倡导并组织钓鱼台国宾馆在保证完成国家接待任务的同时，面向市场经济进行改革，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作为改革试点，外交部成立了钓鱼台经济开发公司，任命樊作楷为董事长，他尽职尽责，为钓鱼台国宾馆的市场化保障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
1991年离休后，樊作楷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老同志继续为发展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引进外资，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忙碌和奔波。他在担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和顾问期间，帮助国内企业引进日本和韩国资金近亿美元。
2004年10月1日樊作楷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