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汪伪国民政府秉承日军的旨意，在徐州设立苏淮特区，企图用军事和政治的联合进攻，摧毁洪泽湖北岸的淮北、淮海两块抗日根据地。1942年11月中旬，以日军第十七师团、独立第十三旅团为主，加上大批伪军共11000余人，对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同时发起了大扫荡。新四军四师以洪泽湖为依托，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主力转移至敌人进攻的侧后方寻机反击。经过近百次战斗、特别是在朱家岗反击战重创日军后，敌人被迫撤退。淮北军民赢得了33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在一马平川的淮海抗日根据地，日伪军企图用堡垒政策分割、清剿占领区，进而达到全面伪化淮海区的目的。淮海抗日军民连续发起两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数万民兵和群众齐上阵，奋战十昼夜，将全区七条主要公路干线全部破坏，同时结合改造地形，挖掘“抗日沟”，迫使敌人龟缩在堡垒里寸步难行，其伪化淮海区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清乡与反清乡是抗日战争期间华中特有的斗争形式，它与扫荡最大的不同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日伪相互勾结，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相结合的手段，彻底肃清清乡区里的抗战力量，由点线占领扩展为全地区的殖民统治。日伪搬用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的做法，在政治上，由伪国民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下设清乡公署，强化党政警特组织，建立清乡工作团，整理保甲，实行连坐；在军事上，构筑竹篱笆和铁丝网封锁线，交通要道设立检问所，集结兵力进行梳篦式拉网清剿；在经济上，实行物资统制，整顿田赋捐税；在文化上，开展反共和平运动，实施特种教育。从1941年至1944年，日伪分期分区对华中的苏南、苏中、鄂豫边区、浙东、皖江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清乡。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在新四军六师、一师活动的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这充分暴露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用意。因此，能否打破敌人的清乡，就成为新四军能否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试金石。
1941年7月，日伪首先对苏南东路根据地发起实验清乡。新四军六师师部暨十八旅主力执行军部关于“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人的分区清乡”的指示，适时转移到苏中江高宝开辟新区，虽然挫败了日伪消灭新四军主力的企图，但是，东路根据地遭受了很大损失。作为华中的第一次反清乡斗争，它的失利引起新四军的高度重视。从陈毅代军长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总结经验，思考对策。面对反“清乡”斗争的失利，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勇于承担责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经验教训。1941年11月，他应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邀请，向苏中三分区营以上干部作了题为《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为华中后来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最直接的战例。新四军正是靠这种群策群力、求实创新的优良作风，很快总结出反清乡斗争四大要点，即：原地坚持武装斗争，打破敌人封锁伪化，实行清乡区内外结合，充分利用日伪及派系间矛盾，使反清乡斗争有所遵循。
1943年春，当日伪清乡的又一个高潮到来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把握了反清乡斗争的规律，树立了打破日伪清乡的信心，他们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反清乡斗争。在苏南茅山、太滆清乡区，抗日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破坏竹篱笆封锁线的斗争，使敌人陷入“一无竹子、二无伕子”的尴尬境地。新四军主力和武工队实行内外线穿插，强攻日伪据点，捕杀特务汉奸，使日伪的清乡很快名存实亡。在苏南丹北区，新四军创新斗争策略，以掩护政策对付敌人的军事清剿，以合法斗争、秘密斗争对付敌人的政治建设，以“一二一”政策争取伪方人员为我所用，终于使这一连接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保持在新四军手中。在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更以顽强的武装斗争、紧密配合的内外线斗争、气壮山河的火烧竹篱笆行动和神出鬼没的锄奸反特战果，使日伪志在必得的各种清乡活动化为泡影，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新发展源自对战略机遇的及时把握，西进、南下、北上，在局部反攻中
实现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呈现节节胜利的形势。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美军以强有力的攻势使日军失去了战略主动权。日军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集中40万兵力，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军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片国土。面对时局的变化，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
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是一批目光远大、胸怀全局的优秀指挥员。每当党中央指示下达后，他们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并坚决贯彻执行。他们还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以高度的责任感，及时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执行中创新完善原先的作战部署。1944年到来后，华中敌后战场已度过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华中根据地更加坚如磐石。为了使新四军在战略反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华中各战略区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动地向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在巩固老区、开辟新区的同时，进一步积蓄和发展反攻力量。
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抽调五个团兵力率先发起车桥战役。这是一场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新四军采用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攻击等战术手段，对日军在车桥镇苦心经营的军事设施发起攻击。随着敌人增援部队不断到来，新四军将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作战、主攻战场与牵制战场等各种作战形式周密组织起来，最终取得了攻坚打援的空前胜利，计歼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24人，歼灭伪军480余人。在车桥战役胜利的震撼下，敌人仓皇弃守车桥周边的大小据点。苏中、苏北、淮南三块根据地的联系进一步沟通，新四军机动回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豫中、豫西大片国土沦陷。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时刻关注着中原战局的变化。为了及时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他向军部请缨，率四师主力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新四军军部予以批准，在经济上给予200万元的资助，并从三师抽调部队到淮北路东地区接防。1944年8月15日，新四军四师主力从洪泽湖畔的半城镇誓师出发，与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五师北上部队共同执行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新四军西进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共歼日伪和顽军13000余人，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的任务，为战略反攻扩大了前进阵地。
1944年9月27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作战的条件，对苏浙皖边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发展东南的前沿阵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决定以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分批南下，会同苏南十六旅，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抗日根据地打通联系，然后相机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盟军登陆，造成新四军“破敌、收京、入沪”的局面。1944年12月和1945年4月，新四军一师主力分两批先后南下苏浙皖边区，1945年1月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叶飞分任正副司令员。苏浙军区各部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控制了浙江武康、德清等县城，开辟了莫干山区，接着又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自卫反顽战役，打通了浙西与浙东的战略联系，形成了包括天目山在内、地跨苏浙皖三省十几个县的新解放区。1945年10月，新四军苏浙军区从苏浙皖边区北撤返回苏中。在这一场历时10个月的战略进军中，新四军一师胜利完成了发展东南的任务。在政治上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筹码；在军事上发展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即新四军由此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至9月22日，新四军三师发起两淮战役，解放淮阴、淮安，全歼伪军13000人，缴获大炮15门、轻重机枪180挺，长短枪8870余支及一大批军用物资。9月13日，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在途经淮南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同时，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尚在大后方无力接管东北。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良机。于是，他当即草拟电报，就目前局势和我军的军事方针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强调创建东北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到东北去。9月19日，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确定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上级关于率新四军三师主力开赴东北的命令。9月28日即率四个旅、三个特务团共35000余人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新四军不愧为一支勇于创新发展、善于创新发展的抗日铁军。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创新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军事限共、反共的形势下，新四军别无选择地深入敌后，在江淮河汉的平原水网地区安下了抗日的“家”。新四军以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顽强地坚守了华中抗日阵地，用创新发展的实践，叩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之门；用政通人和的业绩，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当战略反攻到来之时，新四军又紧紧地把握历史机遇，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从而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