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倡导和带动下，党内军内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创新发展氛围。上自党中央，下到各中央局、各级党组织和部队，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的十年间，特别是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实践，中国共产党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新四军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谋创新、求发展的。
创新发展源自对华中敌后战场的准确定位，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在苏北平原水网地区安家
新四军最初的作战地域，是国民党划定的“三南”(皖南、苏南和淮南)地带。这里是侵华日军重兵把守的南京近畿及长江两岸地区，在地理特征上是无险可守的低山丘陵地带。陈毅对苏南茅山曾有一段名言：“以前盘旋脑际、久思快游的茅山，一旦摆入眼帘，心中惊喜交集，喜的是部队安全挺进到达指定地区，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新四军正是在这样的战场位置上拉开了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尽管武器简陋、兵力单薄，可从一开始，以山地游击战见长的新四军就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基本原则，不断创新游击战术，给日本侵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
在苏南，1939年10月8日，新四军第二团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在苏南的镇澄公路上发起陈巷桥战斗，焚毁敌军车7辆，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180余名。一个月之后，新四军新六团、第二团又在丹阳延陵的贺甲村重创前来报复扫荡的日军，歼灭日军168名，生俘3名。当时上海等地的报刊以《伟大胜利在江南》予以报道，称之为“延陵大捷”。
在淮南，罗炳辉创造了以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色的“梅花桩战术”。它的战术要点一是部队宿营按三角形驻地部署，使任何一部分都能机动，并对敌实施反包围；二是便于部队疏散隐蔽，便于偷袭敌人；三是对来犯之敌实施多点打击。当敌人进到梅花桩式的阵地时，新四军可从两面、三面甚至四面同时攻击。罗炳辉运用“梅花桩战术”与敌人激战数十次，充分显示了游击战的威力。仅在南京北部的金牛山反袭击战中，新四军就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5挺、步枪40余支、掷弹筒2个及大量弹药。
在皖南，新四军直接承担了铜陵至繁昌一线正面战场的防务，协同国民党友军作战200余次。从1939年11月8日至12月21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繁昌县城先后发起五次进攻。新四军进行了五保繁昌的战役，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新四军还以阵地防御和运动防御坚决阻击日伪军对皖南的多次扫荡，不仅巩固了皖南的抗日前哨阵地，而且屏障了皖南重地徽州城。
但是，新四军挺进敌后英勇抗日的行动，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严格限制。概括起来是“三不准”，即：不准跨界越境活动，不准组织民众武装，不准建立地方政权。它犹如套在新四军头上的“紧箍咒”，要把新四军置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如果新四军囿于国民党的限制，那用不了多少时日，新四军就将在与日军的浴血奋战中消耗殆尽，又何谈持久抗战!
正是出于对新四军现状的清醒认识，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亲临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还提出了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
1939年5月，深刻领会敌后发展三原则精髓的陈毅，率先实施了“江抗”东进抗日的行动。以新四军第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苏南的苏锡淞沪地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江抗”从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焕然一新。其间，陈毅还冒着风险造访泰州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与“两李”达成新四军在长江北岸抗日的默契。1939年10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相继渡江北上。分兵东进北上，本是军事上常用的战术，可是，新四军在此迈出的两大步，却标志着新四军的创新意识，已由战术层面迈向战略高度。
这时，刘少奇来到华中敌后地区。他通过对敌我友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作出了“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的科学论断。刘少奇精辟指出，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欺压百姓，人民痛恨。群众欢迎新四军东进领导他们抗日。苏北又靠近山东，可以同八路军相互依托和策应。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刘少奇还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从理论的高度回答了人们在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的疑虑，让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和独立自主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成为新四军指战员的共识。此外，刘少奇还最先向党中央建议，从华北抽调八路军主力南下华中，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一场“两军配合，三面行动，一举打开苏北局面”的伟大斗争在中原局领导下展开了。淮北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淮南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和苏南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都从各自的位置向苏北进军，而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以统战工作和军事斗争的创新，成为打开苏北局面的重要突击力量。
陈毅不仅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而且可贵之处是在郭村事件突然发生后，陈毅坚决破除“战斗开始即统战结束”的观念，派遣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赴泰州和谈，释放被俘官兵，发还部分枪支，归还郭村防地，使“两李”幡然醒悟，与新四军重修旧好，并协助新四军东进黄桥开辟新区。统战工作的创新还体现在对待黄埔生的态度上。在陈泰运的税警总团里，连以上干部都是黄埔生。陈毅敢于破除“凡国民党军中的黄埔生均为顽固派”的思想禁锢，在陈泰运部进攻新四军受挫后，陈毅如数遣返俘虏，归还枪支，并通过书信往来，解释误会，终于使这支以黄埔生为骨干的部队在黄桥决战中保持了中立。陈毅还团结争取了包括韩国钧、朱履先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政治上孤立了反共顽固派韩德勤。
新四军坚持“停止内争，团结抗日”的立场，并以退让姜堰、委曲求全的举动，赢得了人心，争取了“两李”、陈泰运的中立。当韩德勤一意孤行，大举向新四军进犯时，陈毅、粟裕又以大无畏的精神，独立部署黄桥自卫作战。新四军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断其后路，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历时四天的黄桥决战，新四军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共歼韩军主力1.1万余人，连下海安、东台，一举开创了苏北抗日的新局面。1940年10月10日，乘胜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增援的八路军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狮子口胜利会师，共同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开辟华中抗日战场的战略任务，实现了苏北安家的战略目标。
创新发展源自对经略华中的坚强决心，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打一场平原水网地区的持久战
就在新四军、八路军共同打开了华中抗战局面之时，皖南事变发生了。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此时，华中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局面依然存在，而斗争的重心已移向新四军与日伪军对华中敌后战场的争夺与控制上来。从1941年到1943年的3年间，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频繁发起进攻，扫荡规模愈来愈大，并从季候性扫荡，发展为驻扎清剿，直至利用伪军、伪政权实行“总力战”和分期分区清乡。新四军虽然已在平原水网地区安下了“家”，但能否胜利地坚持抗战？抗日的“家”能否兴旺发达？这将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1941年7月，日军出动包括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全部、第十五师团和第十七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17000兵力，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大扫荡。日军下这么大的赌注，满以为可以一举歼灭新四军盐城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可是，没想到只占领了盐城、阜宁等几座空城和交通要道。而新四军一师、三师以密切的战役协同，在苏北、苏中两大战略区痛击敌人。尤其是新四军一师主力以“围魏救赵”之计在南线攻城掠地，全线出击，迫使日伪军抽兵南调。新四军三师乘机在北线发起五路反击。日伪军几度折返，疲于奔命，大扫荡在虎头蛇尾中以失败告终。新四军不仅取得了丰硕战果，而且收获了平原水网地区反扫荡斗争的宝贵经验。
日军从失败中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于是收缩战线，重点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为了控制这一前哨阵地，日伪军一方面增设据点，加强封锁，分割压缩苏中根据地；一方面以“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轮番进攻，企图摧毁苏中根据地，围歼新四军一师主力。新四军一师从坚持原地斗争着眼，以看守好军部南大门为己任，对全区武装统一作了有纵深、有层次地部署。在与新四军盐城军部邻近的苏中二分区，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为目的，采取积极争夺、坚决反击的方针，不让敌人分割、封锁和侵占根据地的阴谋得逞。为此，新四军一师以各种有效战法与敌人争夺重要基点，成功组织了著名的“五保丰利”、“七保三仓”的战斗，终于挫败了敌人的企图，保证了指挥机关、军需生产和医院、学校的安全。在沿江的苏中三、四分区及沿运河的一分区，敌人平均每星期就有一次四五百人的扫荡，半个月就有一次千人规模的大扫荡，其中最激烈的是1942年夏秋两季发起的三次驻扎大清剿。新四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加强内外线配合，实施机动作战，向敌人的后方和弱点发起攻击，先后举行了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窎歼灭战等战斗，同时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加强日伪军工作，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大清剿，胜利坚持了原地斗争。在大运河东岸的里下河地区，为了对付敌军汽艇的突然袭击，抗日军民掀起筑堤打坝、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他们在河道上筑起明坝、暗坝、交通坝，在堤岸上拆桥、破路、设机关，使敌军的汽艇到处碰壁，岸上的鬼子寸步难行。在苏中沿海地区，新四军一师组建了海防纵队，下辖三个团，控制了沿海港口和滨海地区，开辟了海上交通线，成为根据地的又一个后方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