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乃德

管伯宁

    在盐阜大地上，人们只要提起“宋公堤”，自然会对1941年阜宁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肃然起敬，眼前会浮现出当年宋县长率领阜东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与敌顽进行斗争那可歌可泣的一幕幕。但人们对宋乃德与滨海县天场镇天沟村管伯宁一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却知之甚少。笔者是管伯宁的儿子，从父亲口中了解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奉献给读者，并藉此纪念宋伯伯110周年诞辰。

宋乃德初识管伯宁

    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际，滨海县天场镇天沟村人管伯宁经人介绍到县政府工作。宋乃德在了解到管伯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能打一手好算盘后，委派他管理物资。

    当时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为部队筹措钱粮和各种军需用品，具体就是为新四军三师八旅做好后勤工作。不久，宋乃德检查管伯宁物资账务时，看到账目清楚，物资有序，开始对管伯宁刮目相看。宋乃德对管伯宁说：“我们到苏北开辟根据地，既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人，也要依靠和培养地方干部，局面才能打开。你做得不错，好好干吧！”管伯宁对于首长的肯定感到十分鼓舞，更坚定了做好工作的信心。父亲在世时曾对我说过：“宋乃德是大知识分子，文化功底很厚，尤其对财经管理十分内行，工作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宋乃德委派管伯宁采购军粮

    1941年1月，季家圩战斗打响，但参加战斗的部队仅剩够吃几天的粮食，师长黄克诚督令县长宋乃德设法迅速筹集30万斤军粮。当时根据地尚未巩固，又时值冬末初春，本地粮食难以筹集。宋县长找来管伯宁问：“哪里有粮食采购？”管伯宁说：“湖垛是鱼米之乡，我可以去买。”宋乃德正色道：“军中无戏言！”管伯宁说：“我愿立军令状。不过县长要借样东西给我用一下。”宋乃德问：“什么东西？”管伯宁说：“三师供给部的大印。”宋乃德笑笑说：“行！”管伯宁拿张白纸写上一段文字，大意是“奉命采购军粮，有违抗不从者，就地处决！”盖上大印，随即折叠揣在怀里。

    当晚，管伯宁星夜兼程赶往湖垛镇。天明便到街上与各粮行老板逐户攀谈，并把粮食的品种、价格、数量一一记在小本子上。

    第二天，区公所（当时湖垛镇在新四军控制之下）通知各粮行老板到场开会，管伯宁即开诚布公说明采购军粮的意图。这时，有一老板要抬高粮价，否则不卖。管伯宁立即从怀里掏出那早已写好的布告进行宣读，读毕，管伯宁喝道：“将此人拉出去枪毙！”地方商会忙出来讲情。管伯宁本不是要杀人，只是要他卖粮食给新四军。其他老板见状，纷纷画押签字。

    几天后，管伯宁随船队到县政府驻地。宋县长问：“筹了多少粮食？”管伯宁答：“37万斤。”宋乃德高兴地搂着管伯宁说：“你可立了一大功啦！”

宋乃德让管伯宁司职参议会接待

    1941年2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次参议会准备在阜宁硕集召开。会前宋乃德让管伯宁具体负责参会人员的吃、住、行等接待工作。参议会人员很广，不乏计雨亭、杨芷江、庞友兰、田厚斋、何冰生等士绅名流，也有个别大烟鬼。吃喝拉撒都好办，会上总不能抱着烟枪抽大烟吧！管伯宁犯了难。

    宋乃德县长和管伯宁商量并试验，决定在香烟里掺进去一些鸦片，由专职服务人员在会议期间向个别人特供，以保证其振作精神。

    父亲曾对我说过：“抗日统一战线中，宋乃德的领导艺术很高，参议会开的很成功，吃饭也是顿饭成席，士绅们很满意。后来，我与这些士绅混得很熟，他们来县政府，吃、喝、休息都直呼找管伯宁。”一次，宋乃德对管伯宁说：“你统战工作也有一套嘛！”

管伯宁受命参与修建“宋公堤”

    1941年3月，宋乃德派管伯宁前往八滩的水利工程委员会，负责修海堤的会计工作。

    施工在即，有近两万名民工在堤上，等着民主政府发放粮食。为了信守诺言，新四军不得已先将自己的军粮应急发放，同时阜宁县政府积极组织人员到外地采购粮食。管伯宁是受命前往外地采购粮食的人员之一，地点是盐城。

    为了安全起见，宋县长特地派一个连的部队随行保护。此时盐城在新四军的控制之下，管伯宁顺利采购了六七十船粮食，数量在30万斤以上。

    关于《宋公堤记功碑》的事，父亲曾对我说过：“那是杨芷江、田厚斋等开明士绅带头立的，碑上勒石的有功人员名单中，我也在其列。”

宋乃德派管伯宁到盐场工作

    1941年9月盐阜行政公署成立（在阜宁陈集），宋乃德升任行政公署主任，不久，便把管伯宁从阜宁县政府调至行署任总务会计。1942年10月至1943年2月期间，宋乃德派管伯宁到海边盐场提取业主津贴费（就是收盐税）。1942年10月宋乃德升任苏北区财委副书记（书记是黄克诚兼任），随三师师部办公。

    1944年1月至1945年6月期间，宋乃德又委派管伯宁以个人名义投资（实际是新四军三师投资）与田厚斋合作在八滩扩建裕生盐场，田厚斋及其出股的乡绅都称管伯宁为大老板。管伯宁到盐圩视察，都有六个背盒子枪的人保卫。父亲生前讲过：我这一段是很风光的，与田厚斋等合作得很愉快，也为三师创了不少收入。

宋乃德把一双女儿寄养在管伯宁家

    1942年和1943年，宋乃德的两个女儿宋淮生、宋海生相继出生。由于宋乃德的夫人陈宜芳工作繁忙，加上奶水不够，于是管伯宁在阜宁境内帮小孩找了两个奶妈，并负责对奶妈的管理。当时政府的人戏称管伯宁是宋乃德的“副官”，管起了家务事。

    关于宋淮生、宋海生姐妹俩战争年代在盐阜地区的生活，父亲曾跟我说过：“视时局而定，形势好的时候随父母所在的政府东奔西跑，日本鬼子一扫荡就交给我打埋伏。”

    1945年秋冬，新四军奉命北上，由于行军不便，宋乃德夫妇便将二女儿宋海生寄养在管伯宁家，并留信给管伯宁“如时局有变，可以找洪学智司令员”。1946年冬，国民党军大肆进攻苏北，管伯宁在合德镇把宋海生交给了洪学智司令员带往东北。同时，洪司令员给管伯宁29块银元，说是宋主任委托的。

宋乃德致函要管伯宁去湖南工作

    1950年8月，宋乃德致函管伯宁：接到来信即往长沙。当时宋乃德任湖南省财委会副主任兼财政厅长。管伯宁到长沙后，即将管伯宁安排在长沙第二大米厂做改造资本家的工作。1950年9月，宋乃德又令管伯宁代表他前去广州从事大米出口贸易工作。管伯宁后来回忆说：“大米都是整列车的从长沙发来，量非常大，与英国人在海上做易货贸易，主要是换诸如橡胶一类军需物资，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1951年8月管伯宁完成任务后回到长沙，宋乃德嘱咐管伯宁将妻子、女儿接到长沙。1953年管伯宁的儿子在长沙出生，宋乃德说：“名字就叫湘生吧！”

    1953年底，宋乃德调到北京任职，管伯宁仍在湖南工作，但两家始终有书信往来。

管伯宁深切悼念宋乃德首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家失去了联系，因此管伯宁对宋乃德在1967年不幸逝世并不知情，直到1973年两家才恢复联系。

    1979年末，宋乃德夫人陈宜芳致信管伯宁，说是中央即将给宋乃德平反昭雪，请管伯宁酌定邀请参加追悼会的盐阜老区生前友好及单位名单。

    1980年1月29日，为宋乃德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遗憾的是父亲当时生重病，加之天寒地冻，是故父亲和我没有成行，但父亲委派女婿孙绩元出席。

    后来，陈宜芳寄来了悼词，还告诉管伯宁，宋乃德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区，是与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区内。

两家儿女秉承父辈的友谊

    2005年8月，盐城市为纪念“宋乃德诞辰100周年”，特地邀请宋乃德的女儿宋淮生夫妇、儿子宋齐生夫妇以及宋乃德的孙女宋琪来盐城。此间，宋淮生、宋齐生除参观了“宋公堤”和到天沟寻找生活过的故地外，还委托接待的同志多方打听在盐城工作的管伯宁儿子管湘生，并在盐阜宾馆相见。我们虽然是第一次相见，但分外亲切，我们谈起父辈的友谊有说不尽的话题。

    2011年7月3日，宋淮生夫妇再次来盐城，与我一道参观新四军纪念馆，共同缅怀她的父亲宋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