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星，原名裘诗嘉。1931年生于西子湖畔。1948年先后到淮南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做报纸工作。1986年起从事新四军史的研究和编写。1999年被评为全军军史编研工作先进个人。2000年被评为全军军史编研工作先进组织者。2007年被评为南京军区先进离休干部。参与主编《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主编《新四军战史》《新四军征战日志》《第三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新四军辞典》《新四军英烈志》《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铁军精神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研究》。著有新四军研究文集《追寻铁军》，通讯特写集《海防线上》。
——摘自丁星著作《航头残梦》作者简介
这份简介以年代为经，以职务和著作为纬，为新四军研究专家丁星老人作了速写。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我通过几次接触，心里和记忆中的丁星，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而是一位学力深厚、和蔼可亲的老人。
2012年9月，在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学术讲座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丁老，他为我们带来了名为“近三十年来新四军研究成果”的一场讲座。演讲从新四军的组成展开，就新四军的成立、沿革、战略展开和新四军的特殊性、复杂性及人物的争议等九个方面，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近年来新四军研究的主要成果。
这次讲座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大踏步前行的捷径。翔实的史料，让我这个新四军历史研究的新兵对新四军十年征程，有了深入的了解；风趣、生动的讲述，让我轻松地记住了“丁星们”30年来潜心研究新四军历史的重要成果；这次讲座，更让我记住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白头翁”丁星。
再次与丁星见面，是在他的家里。家里布局紧凑，书房似是最大一间，书房的桌上地上堆满了书架摆不进的书。我们到时，丁老已经在家等候多时。这次我靠他更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举手投足间都透着健朗。我看到他递来的名片，简单且独具特色：“原新闻工作者·现旧闻工作者。”很能体现他的个性。
我们从他在报社工作时谈起。1984年，丁星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他最早主张以新闻改革推动部队工作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新闻战线上奋战了近40年。当时他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社长，报纸在贯彻办报方针、办好副刊专栏以及报社建设方面的经验，都是走在全军前列的。在1982年5月的全军报纸工作会议上，总政特意刊印了他们的经验发至与会各报社社长的手中。晚上会议结束后回到宾馆，他的房间总是最热闹，许多报社社长都慕名前来取经。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记协）恢复活动，在确定第一批理事时，丁星是军队新闻工作者中最早被确定为理事的。
可就在一年后，他被要求离开他所热爱的报纸工作岗位。突然的变动让他颇感失落，他还有许多新闻改革的设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
内心的苦闷不得纾解，直到友人动员丁星参与新四军史的研究和编写。
丁星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那时他年龄尚幼，未能请缨杀敌，但也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而且在日军的轰炸和扫荡中多次遇险。对于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事迹，他一直满怀敬意。无论是新四军的胜利还是挫败，无论是从资料中读到还是聆听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他总是热血沸腾，兴奋不已。所以他立即全身心投入了这项工作，开始了他对新四军历史的研究。
丁星说：当年办报纸时，我们只道“不朽的文学，速朽的新闻”。但是研究军史后才了解，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昨天的报道如果不怎么真实，留给后人就很麻烦了，当年新四军的《抗敌报》报道新四军的首次战斗（巢湖蒋家河口）时说歼敌60余人，这就让后人很为难，因为不可能有60余人，日军的一个巢县守备队一共才20余人。所以我们在编写文献时不得不加一个注：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还有20余人、10余人等不同说法。不光是新闻报道，连报纸中的广告都很有历史意义。当年新四军军部首先在哪里成立一事迟迟得不到解决，最终是在当年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现一则名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关于军部移驻南昌启事》的广告，结束了这个纷争很久的问题。
40年的新闻工作，使丁星养成了敏锐的新闻嗅觉，和对绝对真实的追求。看过他的著作《追寻铁军》一书的很多老同志和新四军后代们都给出很好的反馈，纷纷夸赞他把这本书写的像散文不说，还研究细致，考证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追寻铁军！《追寻铁军》一书中的70篇关于新四军的文章，都形成于丁星在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以下简称《新四军》）、《新四军战史》《新四军辞典》等多种书籍之余。该书是对发表过的研究成果的汇编，但后期为了处理文章中的注释花了他几个月的时间。
《追寻铁军》书中有一文，写的是丁星发现《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新四军军史部分，有两处注释不够准确。
一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1934年至1935年间，中国南部红军的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游击部队，在8个省份内坚持了14个地区的游击战争。”注释将这14个地区一一列出。对此，丁星指出，正文和注释均有疏漏。坚持南方8省游击战争的，不是14个地区，应是15个地区，其中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了新四军。丁星指出，《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漏记了闽中游击区。他详述了闽中游击区应认定为独立游击区的史实依据，并指出了闽中游击区被长期忽略的原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对相关注释进行了更正，将南方8省的游击区由14个改写为15个，组成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由13个地区改写为14个地区。
二是，《毛泽东选集》载文：“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对这句话都作了注释，但两版注释，既没有说清部队南下的时间，又没有说清二万余人的南下部队究竟是哪些部队。丁星在《八路军南下应是四支部队》一文中清晰地指出，部队南下，不是第一版所说“是中共中央1940年1月的决定”，而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作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丁星在文中具体介绍了这四支部队的建制、发展、演变、沿革，一直讲到抗战胜利，这就将“二万余人”的来龙去脉完整地叙述清楚了。
丁星做到了。由丁星参与主编的《新四军》，和由他主编的《新四军战史》《新四军征战日志》《第三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新四军辞典》等书因其权威性高、真实性强倍受推崇，是新四军历史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当年为出版《新四军》也费了丁星一番工夫。
最初《新四军》丛书文献部分按内容拟编五册，从1937年谈判、组建到1940年为第一册，1941年皖南事变和重建军部为第二册，1942年到抗日战争胜利为第三、第四册，抗战胜利以后为第五册。有的同志却不同意这种编法，他们认为：八路军是老大哥，新四军是小弟弟，新四军的文献不能多于八路军的四册。丁星去北京向叶飞、张震汇报编纂工作时，讲了这个意见分歧。张震说：文献是整套史料丛书的基础，是最重要的部分，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些文献，重要的都要编印出来，需要几册就几册，不必去和八路军比较，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叶飞说：八路军是老大哥，新四军的文献就不能超过八路军，你们这是搞形而上学！新四军有下山改编，有皖南事变，八路军没有嘛！你们也讲新四军的特殊性，到了工作中就忘了特殊性！张震还叮嘱丁星说：你们已经编成的稿子一定要保存好，现在不能出版，以后一定可以出版的。
不久张震任军委副主席，立即写了《新四军》的文献应编五册的意见，刘华清副主席批示同意。所以，这才有了五册的《新四军》。
丁老得知我毕业于新闻专业，还和我大聊了一番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离开报社30年之久，但他仍对报纸业十分关心。这份关心，同他在新四军历史研究上的倾注一样深厚。至此，我才终于明白名片上那句简介“原新闻工作者·现旧闻工作者”的含义。
难怪1993年春节，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杜平题诗相赠：疑是文曲星，满腹藏经纶。军中报新事，林下缀旧闻。他说丁星“离开人民前线报社后从事新四军研究，是从新闻工作转到旧闻工作”，这话一点没错。
我们的谈话几次被电话打断，原来丁老刚刚出院，好多友人来电“责怪”他住院了也不告知。他的“三高”变得不容忽视，已经对眼睛、肝肾造成了影响，医院很重视，刚住院的时候一天打五次胰岛素，所以他用几分钟的时间学会了自己打胰岛素。他还笑着说：快快乐乐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不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了。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依然坚持着对新四军历史史实的还原。
“坚持真实性也是很不容易的，要调查考证，而且还要争论，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为了新四军军史的准确记述和传播，丁星勇于争辩，善于争辩，他与来自各方的不正确记述与宣传，与推理历史、想像历史、甚至是伪造历史者争辩。他不断争辩的目的只有一个：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
抗战胜利已经70年，但是在舆论战线，捍卫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战斗还在继续。一直以来关于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四军对于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社会上存在贬低、歪曲甚至否定的杂音。再加上近几年媒体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宣传矫枉过正、比例失调，使得整个抗战历史被扭曲。
对于这一现象，丁星把它看成一场挑战，他不顾自己85岁高龄积极应对。他经常应邀外出演讲宣传，他不停地接待来访，他还不断帮助他人写文章。为了还击不正确的声音，他的演讲变得更有针对性，更强调战斗性。
丁老向我介绍了两次他最满意的演讲。一次是2013年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敬文堂。500座的讲堂，除去组织方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不到100人，剩余全被在校历史系师生填满。学生们反响强烈，结束时间一推再推。还有一次是2014年4月在上海，时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换届，丁星从为什么还需要继续新四军研究讲起，为即将加入新四军研究行列的人员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