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的后盾
八·一三抗战爆发，把国当作家的上海民众，以空前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
8月16日和17日，捐款千元以上的团体和个人不少。上海地货同业公会捐1000元，中南银行全体同仁捐了5400元，上海棉花行同业公会捐1.5万元，上海交易所联合会捐款3万元。
住在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的全体住户，自动发起捐款行动，各住户、房客，以及男女佣仆，一起慷慨解囊。
捐款成了全社会的行动，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上海海关的华员第一次捐了1万元后，第二天又捐了1万元。捐出2万元后，他们再发动家眷，捐金献银，献出银器两筐，金器174件。天津路乙丰纱布店经理王赓才倾家所有，捐款1万，5000元慰劳前方将士，另5000元将创办一所可收200余伤兵的第三医院。有位名叫何谷声的市民将2万元捐款送到兴业银行代收，并附上一封激情洋溢的信给抗敌后援会：“全面抗战发生，各界民众，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区区小钱，聊表心意……”
代收救国捐的银行界职员目睹各界民众的火热心肠，激起同仇共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捐30万元，农民银行捐了5万元，其它银行公会所属各商业银行合捐30万元。有一位海关税务司丁贵堂先生，极其钦佩抗战将士的忠勇爱国，同情战区流离失所难民，将节衣缩食的所有储存5万元，全数捐给抗敌后援会。他的愿望是：2万元为慰劳前线，2万元为救护伤员，1万元救济难民。
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毛遂自荐担任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他也有不屈的骨气和爱国义举。后援会成立之初，没有开办经费，他一拍胸脯：“我出！”他将自己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征给政府沉于江阴要塞的长江航道，为的是阻塞日军舰艇深入内地。八·一三抗战当天，他发出紧急呼吁：血在沸腾，心在亢奋，耳听着隆隆的炮声，眼看到熊熊的火焰，全面抗战御侮的战争开始了。这正是我们毁家拼命、为国牺牲的时候。亲爱的同胞们，再不要迟疑，肩负起筹募救国捐，接济前方忠勇战士的伟大光荣的责任来！
上海市民的救国行为通过报纸广播传到了全国，全国民众都关注着上海的战争，满腔爱国热忱的同胞伸出了援助的手。镇江的盐商李翼如为援助淞沪抗敌，将他所有房产全部变卖，购买救国公债。他说：“国就是家，没有国就没有家。”
上海民众的抗日义举，也激励了海外的中国人捐款救国。
战地的官兵在风雨中苦战，上海民众立即捐雨衣。呢绒业公会率先制出700件雨衣送上前线。接着，隆坡赛路林公馆捐了140件，山海关路甘公馆捐10件，一位叫浦叔鸿的市民买来上等雨衣布5匹捐献，希望代制雨衣后送往前线。按照当时市价，雨衣每件1.6元，一件雨衣能买一升多米。
凡是前线需要的，上海市民都积极募捐。筑工事需要麻袋，扬子饭店经理关玉亭捐献1.2万只。听说战地要自行车，他又买来10辆捐献，还有一大批鞋子。律师伍守恭，将自己喜爱的一辆马立斯蓬车转交给三十六师使用，他说：“前方比我更需要。”一位9岁儿童捐了一架望远镜。
毛巾、牙刷、衬衣、糖果、火腿、面包、汽水、香烟、袜子、手帕、水瓶、火柴、信封、急救包、药品……上海人把这些东西都送到阵地上去。
听说前线有些士兵吃不上饭，地方协会立即制作了2万个光饼，儿童界救亡协会用捐款定制了包子5000只，还有凤尾鱼、牛肉、香蕉等食品水果。
飘着红十字的救护车穿过硝烟和弹雨，在阵地上颠簸。抢运、包扎，血与火的生死线上，白衣天使们与死神争夺生命！
从八字桥、汇山码头、杨树浦到吴淞、宝山、罗店、浏河，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神圣的红十字。
烽火三月的淞沪战场上，飞驰着11支救护队和9支急救队。700多名医师、护士、担架员和司机以人道和慈爱为民族和国家服务。
这是一项冒险的工作。9月13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六队的救护车开到杨行附近时，忽然飞来4架敌机，敌机低空盘旋，红十字旗帜醒目地飘着。日本飞机对着救护车队连扔了4颗炸弹！救护车炸坏了。司机杜连生腰部中了弹片，救护组副组长徐忠明炸伤手臂，只有随队护送的一名童子军隐蔽在车下而幸免受伤。
扔完炸弹的日机，又一次低空飞行，用机枪向已经炸伤了的救护车扫射。
红十字会的第三急救队也遭到了日军的枪击。9月29日上午7时55分，队长雷树德率领大家出发去前线救治伤兵，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派郑志强随行押车。救护车开到顾家宅附近，阵地上的日军扫过来一梭机枪子弹。接着，乱枪射击。郑志强“哎唷”一声，当即倒地。急救队员立即把他抬上救护车，送体仁医院抢救。枪弹从左肩射入，由右肋穿出，肺部受重伤，胸前背后，鲜血淋淋！
铁血炮火的罗店，是中日两军激战的前沿。中国红十字总会第一救护队在焦土硝烟中服务，他们四处奔波，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起死回生。
8月23日，这是一个血一样的日子。
敌机把罗店炸成了一片残垣，第一救护队队部房倒屋塌。部队撤退了，苏克己副队长率领青年医生刘忠武和谢惠贤、陈秀芳两位护士也准备西撤。
忽然间，天空一阵雷鸣。苏克己抬头一看，中日空军在头顶交战，一架中国战机拖着浓烟烈火正朝罗店冲下来！
“快！快去抢救！”他背起红十字药箱，队员们跟着他冲向坠落的飞机。
飞机坠落在罗店郊外。中国空军驾驶员负了重伤。乘敌人还未赶到，救护队立即把他抬到了安全的地方。
飞行员叫苑金安，弹片击中了他，需要立即手术。苏克己拿起了手术刀。他是江苏武进人，南洋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战前任罗店医院院长。手术还没完，短发秀丽的谢惠贤发现了敌情：“不好，日本兵来了！”救护队员立即把伤员藏在旁边的猪圈草堆中。30多个日军包围了身穿白衣红十字标记的救护队员。“砰”的一枪，一位女护士倒在了血泊中。
日军把苏克己等4人押走了。凶暴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红十字会员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的救护队员们英勇不屈。他们痛斥日军的暴行，恼怒的日军又举起了枪，一阵枪响，4个艳丽的红十字浸透了鲜血。文静、贤淑的陈秀芳伤了腹部。浓眉英俊的刘忠武胸部中弹。美丽的谢惠贤仍然睁着她美丽的双眼。苏克己院长倒下了，他的眼镜碎了。
残暴的日寇还没有住手，他们要对英勇抗敌的中国救护队员实行最野蛮的报复。苏克己院长被碎尸6段，身首分离！
国际红十字会将苏克己、刘忠武、谢惠贤、陈秀芳的名字记入了光荣的史册。
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杜月笙、刘鸿生在烈士纪念碑上题诗赞曰：炎炎华夏，浩浩烟尘。八年抗战，泣鬼惊神。壮哉诸子，罔顾艰辛。枪林弹雨，重义轻身。恤伤迂难，慷慨成仁。沸腾热血，惨烈绝伦。以寒敌胆，以式国人。河山不改，姓氏常新。
血一样的红十字依然在炮火中飘扬。
战火又烧起来了。日军开始对上海大举进攻。8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宋庆龄为盼望了多年的抗战局面终于实现而激动，她和她的姐妹挽起了手。宋美龄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庆龄和宋蔼龄是这个团体的上海分会理事，她们结成了同盟。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势如水火的宋氏三姐妹一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阵线。
上海的文化界为抗日救亡万众一心。为了救助难民，电影界、戏剧界、歌咏界联合在上海市无线电播音业公会的全体会员电台播音播唱，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报纸以“空前盛会，千载难逢”作广告。演艺界的明星有王人美、胡蝶、金焰、袁美云、周信芳、周璇、林楚楚等70余人。话剧有田汉编剧的《八·一三》《卢沟桥》，蔡楚生的《第七个“九·一八”》，孙瑜编排的《最初的一课》，沈西苓编排的《大家去从军》《大家一条心》，欧阳予倩编排的《曙光》。歌咏界准备了救亡歌曲50多首，流行歌曲60多种，旧曲新词30余种，新词小调20多种，由男女明星逐一播唱，只要拨通电话94020或者95885，随点随唱。当然，请君解囊，多多益善。
他们不仅在广播电台和舞台上演出歌唱，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号召大家“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于是，文艺工作者来到了炮火纷飞的战场。
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共30多人，全是文化界的，有文学家何家槐，音乐家孙慎，画家沈振黄，导演石凌鹤和林默涵、沈丹凤、左洪涛、麦新等。他们集中后先到嘉兴接受了半个多月的军事训练，然后到浦东。连续三天，他们在南桥镇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奉贤县军民抗敌联欢大会”，当地的中小学生，警察局国术团、壮丁队和前锋歌咏团演出节目，战地服务队一鸣惊人，话剧《八·一三之夜》《保卫浦东》和《军民合作》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欢呼。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找郭沫若交待任务：以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办一张《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为总编辑，阿英是主笔。
以“报导真实消息，发表真实意见”为宗旨的《救亡日报》于8月22日出版，郭沫若亲自题写了报名。飘着油墨香的《救亡日报》立即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它不登中央社的消息，也不刊外电报道，专门刊登来自各界民众的声音。因而，民众把它当作自己的工具。一时间，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人来人往，募捐的，转送慰劳品的，送交稿件的，还有来见郭沫若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以笔作枪的新闻界的记者编辑们，穿行于炮火弹雨，采访指挥所的长官和战壕中的士兵，他们以心血和生命，为神圣的抗战辛劳。
上海是中国现代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报业中心。1861年，中国第一家华文报纸《上海新报》出版，接着《申报》《新闻报》发行。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鼓吹反帝爱国的进步报刊推动了历史的新潮。共产党创办了《向导》《上海报》和《红旗日报》。“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许多报纸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立报》《申报》和《大公报》拥有最广泛的读者。众多的上海报刊培育了众多的著名报人，从于右任、蔡和森、瞿秋白、邵力子、史量才、戈公振、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金仲华、恽逸群、徐铸成和赵超构等到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和鲍威尔、伊罗生等外籍人士。他们也是明星。
烽火三月的淞沪抗战，上海的报界经历了一场和军界一样的拼杀。几十家报纸纷纷派出战地记者，大量刊登战场消息和军事评论，不断扩版增版加印“号外”。《大公报》增出《临时晚刊》；《申报》一天两次，发行“晨刊”和“夕刊”；《时事新闻》和《大晚报》印刷《联合号外》。
《大公报》记者杨纪是八·一三抗战的目击者。从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驾驶挂有56号试车牌照的福特篷车被守卫虹桥机场的中国军队击毙，直到闸北撤退，他大都亲身经历并采访报道。
自从中国军队转入守势以后，战场情况一日三变。杨纪每天晚上到闸北的部队了解军情，因为晚间参谋们都在司令部交换情况。他一边采访，一边写稿，立即用电话向报馆口述报道，王芸生亲自记录，第二天一早就发表。
《大公报》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报纸。范长江还邀请《苏州明报》的冯英子到上海当了一段时间的战地记者，他自己和王文彬也亲自采访，发表了《闸北大火记》《南市难民视察记》《孤军奋斗始末记》等。
淞沪抗战期间，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是胡愈之先生，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和胡愈之、郑振铎等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人士组织了“星期一聚餐会”，共同商讨对敌斗争策略，推动上海地区的救亡工作。应国际宣传处之邀，他常在电台上向海外发表演说。应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之约，他参加外交座谈会，撰写宣传稿件，是一位“在野外交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教会人士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偷拍了不少照片，他们交给刘湛恩教授保存和发表。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批珍贵的历史记录。
刘湛恩说：“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与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惜！”他为自己的信仰和为民族的解放上了十字架——1938年4月7日，他被日伪派遣的暴徒枪杀在静安寺的车站！《文汇报》《大美晚报》等发表冯玉祥、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的悼念文章，3000多人为他送葬，3000多人送给他巨幅挽幛，上写“为国牺牲”四个大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