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相当于运输队）伙夫班长叫贾德福，外号“贾老婆”，参加红军前是寡妇，没有小孩。长征出发后，自告奋勇背大铁锅、锅铲。敌飞机来临，她不是用锅来掩护自己，而是将锅卸下，铺开身子趴在锅上，用身体去保护锅。某日，四方面军后勤部郑义斋部长见了，哭笑不得，感慨地说：“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行！人家是顾头不顾腚，你可是顾锅不顾命！”她的回答是：“全营几百号人，没有锅，咋个做饭？”长征途中，她就这样一直背着大锅。
长征中贾德福还在自己的干粮袋上缝了许多小口袋，分别装上盐、姜、蒜和辣椒。她还经常组织伙夫采摘花椒树叶、杏叶、灰炭菜放在一起煮，像放味精似的放一点盐，给大家当菜吃。
周起义是参加长征中的“小脚女人”，靠着“三寸金莲”走过万水千山。她回忆说，我身材瘦小，又是小脚，别人大步走，我就得一路小跑，脚上大泡套小泡，泡连着泡，一着地像踩上针尖似的。
周起义在长征中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工农兵医院工作。她回忆说医院的设备很简单，不过几把剪刀和铁镊子，四五个药包；至于药品嘛，只有“红降丹”、“白降丹”、“膏药”等三四种，全靠自己采，自己熬。这样，也就好学点，时间不长，就能应付下来。为了更好地掌握医疗本领，我们边行军，边学习。前边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词进行教读，后面的人边走边看。这种方法看起来好笑，可对我这个文盲，却很起作用。
周起义说，长征途中睡觉如果找到稻草就很幸福了。长征中某日，周宿营的一家场院里有个大笸箩，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小周，这儿有个‘柳丝床’，就是小点儿，你睡正合适。”周见了真的很高兴。当天晚上，她躺在里面把身子弯成个“小船儿”，腿和脑袋搭在笸箩沿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同志们叫醒周时，她还直埋怨：“你们真坏，把我的美梦搅没了。”问：“梦见什么了？”周说：“梦见到了根据地，上级决定放假，睡三天大觉。我睡得正香呢，被你们吵醒了。”
周起义回忆说，长征过草地时女红军除了准备干粮外还做了点额外准备，因为这一带以畜牧为主，到处有牲畜脱落的散毛，我拣了些牛毛、羊毛、骆驼毛，捻成线，做了双五颜六色的毛线鞋。
长征开始，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行军非常艰难，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红军过草地时，大家整天泡在泥水里，腿、脚全肿了，身上长满了虱子。休息时，男同志解开衣扣捉虱子，女同志不好意思，只能拽紧衣袖来回蹭。宿营时，连一块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只好几个人靠在一起，把年龄小身体弱的放在当中，互相挤着取暖。冷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坐一阵儿，地下水返上来，还得挪窝。女同志大小便更不方便，人们不敢远离部队，只好三个人拉着床单围起来，轮换着在里边排便。
1936年6月30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以西的绒坝岔等地，两个方面军完全会师了。为了庆祝胜利会师，7月2日在甘孜的喇嘛庙召开了隆重的联欢会。贺庆积将军回忆说，联欢会上演出的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文艺节目，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刚从苏联回来的李伯钊、张琴秋两位女同志跳的芭蕾舞，很新鲜。
著名女作家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二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1936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