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某日，余天云因坐骑马肚带松了，于马上摔下。余大怒，一枪毙了马夫。为教育余，张国焘革其军长职务，并调红大学习。1936年4月上旬，红大进驻丹巴县西北革什扎河边的大桑地区。余天云趁过丹巴马河时跳河自杀。
胡奇才将军认为余天云是位很能打仗的军事干才，战功卓著，为人耿直，敢说敢当，但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当时已负伤的余天云不满张国焘对他的处置，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而任荣则认为，余天云军阀作风严重，自食其果。张国焘很多事情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处理错。
胡炳云将军长征过草地第一次见许世友军长，差一点被杀。当时师长叫胡集合部队，集合好后胡向师长报告。师长正与一位黑矮个子谈话。胡跑到跟前。黑矮个见到陌生人，眼睛一瞪，伸手就拔枪。胡拔腿就跑。后师长告诉胡炳云，黑矮个是许世友军长，把你当成奸细了，幸亏你跑得快，不然小命就没了。
许世友的酒量闻名红四方面军，一碗酒端起来两三口就喝光，每喝必醉。他对自己在少林寺那段经历从不隐讳，常说：“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胡奇才回忆说，长征前夕，许世友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他常在防地清江渡尽地主之谊，分别邀请兄弟部队将领喝酒。
红四师师长洪超1934年才25岁，很能打仗，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王平曾回忆说：“长征出发前，洪超师长打电话让我们派人去领枪，我向他报告说，团里每个战士都扛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他说，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说，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个排去怕赶不回来。这么一说，洪超师长火了，在电话里骂起来，并说要枪毙我。黄克诚政委在他旁边把电话接过去，问清了我们的情况才算了事。”
女性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他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有30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寥寥无几，30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红四方面军就有2000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泽东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刚过赤水河以后的一天晚上9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生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4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一二十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附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当她所在的队伍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遇到了敌人的空袭。“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不同意，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即为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因为康克清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
康克清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的政治委员，长征中她不仅背着手枪、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体的强健，吃苦的精神，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杨定华曾见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程序的命令。
长征结束后，康克清曾对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红军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稞，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随军工作的康克清等妇女们，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她肩上至少背着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的时候，邓颖超正在患病。因河阔约10丈，深达3尺，所以部队都停滞于河边，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她喘息着向围着她的军官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无不动容，提高了渡河的勇气。
长征中，蔡畅身着红军制服，脚蹬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风姿绰约。红军战士们看到她齐声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蔡畅笑着问：“唱什么呢？”“唱《马赛曲》。”蔡畅回答：“好吧！别喊了，我给你们唱。”杨定华回忆说，当时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24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像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个子矮小，美丽活泼。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江。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19 岁美丽活泼的叫厩香的女子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室的地板上。李伯钊去找李富春（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钊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但她在过草地时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回来。
张琴秋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的漂亮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3米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1.5米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萧克回忆道：“当时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1936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1万余人。
红九军军长罗炳辉的妻子张明秀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张明秀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当时在胡耀邦身边工作的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肖月华和李德都不识时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费神费力，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肖月华随李德到延安后生了个儿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女红军危秀英回忆说，红军长征中，她与一位年轻战士趟水过河时，竟引起战士的惊慌。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危秀英马上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而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据傅连暲大夫估计，红军战士中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99%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
红军开始长征前夕，刘英只有26岁，不到1.5米高，娇小瘦弱，双眼奇大，如“洋布娃娃”。海伦·斯诺曾言：“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刘英与洛甫结婚时，亦如是说。
长征途中，男女红军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1936年9月，刘伯承与汪荣华于甘南休整期间结婚。地点在成县境内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婚礼简单朴实。汪荣华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时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与汪荣华婚后不到一周，于行军途中遇敌机空袭，俩人刚卧倒，一炸弹于身边爆炸，刘臀部负伤，汪小腿亦负伤。当时汪见刘伤重，心中焦急，刘安慰她说：“负伤没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李坚贞，在长征中任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此外尚有许多女医生及无线电台的女话务员，都与一般战士共同甘苦，行起军来疾走如飞。但在后河岸边却有个别的女红军不得不求援于男人牵着手才敢渡河，据她们说这是破题儿第一次。然而她们从来不甘落于人后，仍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许多的妇女都是如此。”
像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稞麦粒。她和她的朋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稞粒。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
危秀英过草地时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做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下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像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长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张国焘贴身交通队少数人，伙同几个彩号，闯进工兵营住所，图谋不轨。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当时任工兵营营长，她果断向女兵们下令：“把他们轰出去！”红军女战士们奋起自卫，一时间，运送物资、彩号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结果，那些家伙被打跑了。张国焘闻此事不悦地说：“这还了得。”下令撤消林月琴营长职务。
林月琴回忆说，工兵营的女红军下了雪山后，大部分都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行军，大家只好一手拄棍，一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背篓上，排成一路纵队，在漫天风雪中，缓缓向前移动。
彭素在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红军总医院司药主任。1936年夏二过草地时，不幸得了伤寒，口腔出血，大便带血，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后被送到附近一户老乡家。某日，有两位被俘国民党军医官来劝她：“彭主任，部队马上要二过草地了，这可是凶多吉少啊！你年龄小，又是女的，还是暂时留下与我们一起另找出路吧！”彭素硬撑起病体怒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两医官溜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