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萌芽

    1903年6月18日，王崇典出生在安徽省涡阳县城华祖庙街一个贫寒的市民家庭。幼年时，其母不幸病逝，父亲在外续娶。他和弟弟与祖母相依为命，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度过了他天真无邪的童年。10岁时他有机会进入公立学堂接受教育。

    1919年，16岁的王崇典失去相依为命的祖母。在芜湖市警界供职的父亲，把他转入芜湖芜关中学读书。从此，他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感召和影响。他“平易待人，不苟言笑，性情沉静，不轻发言，但言必有中”的沉稳性情，使他能耐住寂寞，开始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关注各种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

    每逢节假日返回到涡阳，他就动员组织一批同学，利用话剧形式在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连续写作小说、剧本之类，抨击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行，剖析社会弊病，表现出时代青年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强烈愿望。他创作的《春思》《李家庄》《烈焰》等文章先后刊发，在当时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随着芜湖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各学校相继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王崇典被推选为芜关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导全校学生开展革命运动。

    王崇典中学毕业后，限于家庭条件，无法继续深造。1923年秋，他只好返回家乡涡阳县城，受聘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从事国文教学。他授课认真，讲课精彩细致，富有耐心，深受学生欢迎。在涡阳县城任教两年，他目睹家乡豪绅官府鱼肉人民的惨状，愤慨异常，曾说：“这些虎狼终有一日要被人民打倒！”

领导涡阳人民进行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涡阳，王崇典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带领学校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援助反帝爱国工人大罢工斗争。涡阳城中各校师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在王崇典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以商学界为主的“沪汉惨案外交后援会”。7月10日，王崇典在城中孔庙主持召开有200余人参加的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声讨日本的暴行。

    游行当天，他们查抄了“和合”“天成”“华美”等商号经销的日、英、美生产的布匹、药品、日用品，并当众焚毁，吓得在涡阳开设的英美烟草公司自行关闭。涡阳人民积极声援五卅运动，许多人为王崇典的胆识和魄力所折服。

    同年，王崇典考入上海大厦大学。次年夏，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法学系，后改为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校期间，他目睹列强侵略，民族危亡，决心号召广大爱国学生，积极进行反帝救国运动。为此，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游行示威、罢课等革命活动。

    有一次，王崇典在组织学生罢课时，一个院长之类的人对罢课举行集会的同学们说：“你们青年人应该好好读书，闹风潮不好，国家花了好多钱来培养你们，你们应该为政府效力！”王崇典当场反驳，痛斥道：“你们这些院长和地方政府哪里是什么花钱培养我们？明明是索要我们的高额学费，以此来养活你们这些老爷！”直驳得对方无话可说。

    由于王崇典对党忠诚，对革命忠心，很快被学校党支部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涡阳籍最早入党的一位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王崇典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很快地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骨干人员。

不幸被捕入狱

    1926年2月到1927年3月间，北伐战争进一步发展壮大，波及南京，南京社会混乱，各学校纷纷放了假。

    为了执行南京市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王崇典与魏季高、王伯衡等涡阳籍同学一起，返回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在他的帮助下，中共涡阳党支部建立，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整个南京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此时，王崇典在宁沪一带积极组织党内的秘密活动，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一边寻找机会待机起义。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方沼、陈访先、邵华、刘真如等均是他同学，私交也不错，素知王崇典才学优异，邀请他前去安徽省城工作。但王崇典以学业未就为借口，断然拒绝。他以学校为阵地，广泛团结进步青年，积极从事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与蒋介石联合公开反共，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王崇典的频繁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高度注意，他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为争取更多的人站到革命阵营里，为待机举行武装暴动创造条件，他废寝忘食地奔走在中央大学、北极阁、玄武湖、鸡鸣寺、灵谷寺等处，秘密召开党团员会议，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展组织，宣传马列主义。

    正当王崇典等革命人士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处于新的高潮时，组织内出现了叛徒，先后有37名共产党员被捕，104人受到通缉，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5月5日晚，王崇典等40多名同志在成贤街的中央大学第二宿舍被捕。

置生死于度外狱中仍心系革命

    王崇典被捕后，先被拘押在南京市公安局，后转押到首都南京卫戍司令部。在狱中，无论敌人如何软硬兼施，严刑逼供，他都宁死不屈，信念坚定。狱中非人待遇，使他染病在身，足足两月之久卧地难起。但他心系革命，矢志不渝，与狱友一起参与狱中的斗争。

    王崇典和十三四位同志被关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时近中秋，牢房越加潮湿与阴冷。他拖着病弱的身体，提笔用血泪凝成页页悲凉、感人肺腑、饱含革命激情的狱中手稿。

    他这样写道：“我心在难过的时候，天上有两只乌鸦飞入囚房屋顶，呀呀悲鸣。我的思潮晃然为之打断，我心中只觉难过，当时的凄惨情景啊，让他去吧。我悲不能亦罢了。”“旁边都是躺着穿单军装的七八个为中秋节要求借军饷被押的兵士。不但没鞋子铺盖连一件厚的衣服都没有，到了半夜，他们经受不住冷气的逼迫了，频频叹息。连天来我的身体本就不好，听到他们的叹息，我亦不能继续睡下，本想站起身来向这些不幸的朋友作简单的慰问，但是我终于没有起来，我暗暗想：如果我起来不但不足以解除他们的凄凉，恰恰相反只会更使他们难过。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已经不是甘美动听的言辞，而是事实上的援助，如同无产阶级目前困难处境，不是同情的泪水，而是勇敢地打碎旧社会彻底分配！”

    当父亲得知王崇典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而导致体弱病痛时，他舍弃老脸而想以安徽警界身份到南京求人说情。王崇典对父亲说：“哪里人都不要找了，回家备个棺材等着罢!”父亲四处奔走无望，只好痛哭流涕返回家中。

    胞弟王澍淇（原名王崇礼）得知，也怀着悲痛心情，前去狱中探监。王崇典见到澍淇，丝毫没有悲伤之情，还安慰弟弟别难过，说：“人总要死的。只要革命能成功，我就是死了，还是有价值的。你何必悲伤，将来会有更多的青年从事革命斗争！”

英勇就义

    1928年9月27日凌晨，国民党当局见无法从王崇典口中得到任何有关共党内部情况，无法使他改变立场为其所用，就以“中共南京市党部委员策动暴动案”的罪名，将他与齐国庆（中央大学中共地下党委书记）、余晨华（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负责人）、史砚芬(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李昌芬四人判处死刑，押赴雨花台处死。王崇典时年仅25岁。

    就义前，在嘹亮歌声和口号的掩护下，王崇典与被押赴刑场的战友一起用手铐勒死两名狱警，救出十多位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