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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桂飘香的日子里——记寻访团苏北之行
作者:刘华苏 责任编辑:王庆 来源:《铁军·纪实》2012年第2期 日期:2013-09-04 浏览次数:7269
辛卯十月,江淮大地,稻菽穗黄,丹桂飘香。作者随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兄弟姐妹组成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寻访团,走进苏北这片热土,追寻那激情似火的岁月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于1940年至1954年留下的战斗、生活足迹。
辛卯十月,江淮大地,稻菽穗黄,丹桂飘香。我随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兄弟姐妹组成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寻访团,走进苏北这片热土,追寻那激情似火的岁月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于1940年至1954年留下的战斗、生活足迹。
丹桂飘香的日子,是收获的季节。在这片热土上,随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的迅猛发展,父亲母亲在他们的人生之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定而清晰的足迹;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母亲与他们的战友们,经过艰难奋战,收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硕果,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和民族振兴;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母亲收获了属于他们的爱情,构建了我们温馨的革命家庭。
苏北,盐城—停翅港—千棵柳—黄花塘—徐州,多么值得深刻记忆的地方啊!
盐城,父亲母亲相识的地方
盐城,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海盐文化;盐城,真正青史留名、广为人知,还因为它是新四军军部重建时的驻地。
1940年12月在盐城,伟大的抗日战争似一条红线,把我的父亲母亲连在了一起。
我的父亲刘毓标是江西横峰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入共产党,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39年6月,离开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1940年9月,学校的两个大队由教育长谢祥军叔叔和父亲率领,随同刘少奇同志北上到达盐城,与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合编为11月正式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即新四军抗大总校),父亲任政治部副主任。
我的母亲出身于上海一个贫民家庭,13岁就到织布厂当童工。1937年淞沪抗战时,她的家乡宝山县刘行镇正是日军一个主要登陆点,她的外祖父母和舅舅被日本侵略军残杀。国恨家仇,使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38年,她在美商“海宁洋行”参加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工人救亡协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罢工,宣传抗日,与资本家作斗争。1940年12月,经地下党安排,她和吴秀丽、汤翠弟、吴映、王珏、钱玲弟、顾梅芳等7位工友小姐妹,毅然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盐城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的第一期学员。
就这样,一个江西农民出身的老红军和一个上海工人出身的新战士,在抗大五分校这座革命熔炉中相逢了。
抗大五分校旧址
1941年6月11日,父亲调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工作。这是他们相识后第一次离别。父亲向母亲赠送了一份爱情的“信物”—日记簿,并在扉页上题写道:
倩:
共产主义者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确定与坚强自己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要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
为此,必须从理论上去努力学习,从工作中去追求经验,从思想上去检讨自己。
再会吧!!!
毓 标
1941.6.11
于盐城抗大离别赠
这次苏北寻访,我和恽晓虎(他岳母张西雷阿姨是母亲在女生队时的指导员)来到了位于盐城中学校园内的抗大五分校校部旧址正北楼。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如今已成为抗大五分校校史陈列室。薛暮桥为陈列室题名。陈列室共分三个展厅:序厅内为陈毅半身塑像,两侧是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的题词;第二展厅,介绍了抗大五分校的历史;第三展厅,介绍了华中抗大总分校及下属四、五、八、九、十分校的历史。抗大五分校在作为新四军抗大总校期间,培养输送了3004名军政干部。这些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共和国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正北楼楼前的草坪上,是刘少奇的半身塑像,底座上镌刻着刘少奇为抗大五分校的题词: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此时此地,我的耳畔仿佛激荡着那昂扬而充满青春朝气的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停翅港,父亲母亲结合的地方
停翅港,位于苏北阜宁县城西南约18公里的一个小村庄。村中有一个方圆120多亩的大水塘,水塘西北侧是长满青草、垂柳和芦苇的小岛,相传凤凰在这个岛上歇过脚,因而这岛子被称为凤凰墩,村名也便成了停翅港。这里地形复杂,周围皆芦荡,便于隐蔽;地势虽然偏僻,然而倚阜淮公路,交通还算便捷,是个能攻能守的好地方。
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
1941年7月,日寇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扫荡”。20日,日伪军17000余人兵分7路合击盐城,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军部。为避敌锋芒、粉碎日寇大“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转移至阜宁境内,8月初迁驻陈集镇停翅港村,直至1942年12月25日迁往黄花塘。
2010年,投资2000多万元、占地8300多平方米的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纪念馆核心部分为四合院,主要由16间图文展览室和炮楼等构成。在纪念馆里,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史料,展示了在1年零4个月中,停翅港成为华中大战略区政治领导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华中地区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亿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加强武装力量建设,领导军民反“扫荡”、歼日寇、反摩擦,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创造性地贯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士绅、文化知识分子、国际友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动员和组织民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他们大力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创办了阜宁县卖饭曹的“文化村”,组建了“湖海艺文社”,谱写了抗战文化史上辉耀绚丽的篇章;他们率先垂范,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
从盐城到停翅港,刚刚离开抗大的母亲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她在日记中写道:
7月2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情况很不好,所以我们队伍整个离开盐城。早上二时便动身了,在静静的操场上,黑黢黢的坐着一堆的人,都是我们抗大的同学。抗大你给了伟大的教育,今天我要离开你了,不知何时再到母校!到六时半,我带了介绍信与两个同学,因她们有事,所以也到军部,由我负责。她们因为怀孕,路又不能走,东西又是那么多,只好叫了一个老百姓挑了行李送到西门外再说。但到了西门也不知怎样走法能到军部,只好准备一路走一路问。结果总算还好,出西门不多远,终于看见了几只我们队伍的船,我们就拼命叫他们停下来,后来他们停下来了,原来是联抗的队伍。我们乘着这船走了。
后来得知,母亲她们乘坐的船刚离开,日本鬼子的汽艇就进了盐城。脱险后,母亲随三师二十团的部队行动了一个多月。当时,父亲从传闻中听说母亲在反“扫荡”中牺牲,非常痛苦,到处打听母亲的消息。直到9月份,母亲才辗转到达驻在停翅港的军部,见到了父亲。生死重逢,真是悲喜交集。
不久,经组织批准,父亲母亲在停翅港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父亲任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母亲在军部三科协理处当政治干事,每星期见面一次。他们在停翅港军部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同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经历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环境相对稳定,感情逐渐加深,生活虽苦,但觉得很幸福。
1942年12月,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更加残酷的斗争,向淮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军部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父亲调任十八旅五十二团政委。当时,母亲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根据组织决定,通过地方组织护送回上海“打埋伏”。
在去上海的途中,母亲遇到了又一次险情。当时,她和同行的3个女同志分乘两只小木船溯河南下。在经过一个日伪据点时,前面船上的两个女同志被汉奸识破而被捕。护送母亲的地下交通十分机警,母亲也很沉着冷静,巧为周旋,从容应对,方才脱离虎口。
2004年4月,母亲在二哥华明、二嫂明生和四弟华建的陪同下,时隔62年重返停翅港,探望乡亲,找到了她和父亲结婚时的老房东—已98岁高龄的朱志高老人。
千棵柳、黄花塘,父亲母亲住过的地方
千棵柳村,位于江苏省盱眙县东南约50公里处,是由卢家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今名长江村),曾属安徽省天长县汊涧镇,今属盱眙县旧辅镇。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7个月,指挥新四军顺利进行了战略反攻以及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3年4月,父亲调任抗大八分校政委。该校由留在汊涧的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一个大队和部分机关人员扩编而成。
其间,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哥,取名“华申”(上海也称为申城)。夏季的一天,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母亲住处,说她已被捕一月余,由家里保释放出,她在敌人处看到有母亲的名字,因敌人不知地址而没有抓到,要母亲立刻离开上海。母亲当即转移,数天后,在舅舅赵帛(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离开上海。
母亲独自抱着华申大哥,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根据地,到达千棵柳,与父亲会合。团聚后,父亲母亲同在抗大八分校(后改为二师教导团)工作,直到1945年。
今日千棵柳,已与附近村庄并无二致。据当地老乡介绍,新四军军部1945年10月北迁后,旧址即被丧心病狂的敌人烧毁,连柳树也未能幸免,“千棵柳”已无柳。在村旁的稻田边,我拍了一张千棵柳的远景,待回去给曾在这里生活的华申大哥,不知能否唤起他童年的记忆。
从千棵柳向北约20公里,即是黄花塘。黄花塘,原名黄昏塘。清乾隆年间,凤阳有个姓孙的人,拖家带眷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植树安家,才有了人气。过了些年,山东来了一批逃荒的,孙家开仓放粮,使难民得以糊口。为了感谢孙家救命之恩,难民挖了一口水塘,挖到第三天傍黑才完工,故称黄昏塘。新四军来后,当地军民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将水塘深挖,增加蓄水量,方便了生产生活。张云逸副军长笑道:“这里是个好地方,春天油菜飘香,秋来稻谷金黄,毛主席还说‘战地黄花分外香’哩。我看,就把黄昏塘改成黄花塘吧!”罗炳辉师长也说:“叫黄花塘好!新四军就要给老百姓带来光明,让黄昏过去,迎来胜利的曙光!”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抵达黄花塘(华中局同时迁此),代号为“黄河大队”,在这里约2年零2个月。在此期间,军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指挥全军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领导全军开展了三大运动—整风、大生产、军政整训,为华中军民坚持斗争与争取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新四军文化艺术馆,是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它系统展示、再现了新四军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广,是仅次于延安而居于其他根据地之首的。其中有“盛名儒将”陈毅同志气势磅礴的诗词,“火中凤凰”叶挺将军的摄影作品,还有叶挺将军先于《囚歌》而写的《囚语》手迹。在那样的年代,新四军指挥员的婚恋史依然是浪漫而感人的,它折射出革命者丰富的感情世界,可谓“烽火情缘”。
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黄花塘军部医院,母亲生下了她和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华明”,迎接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新四军文化艺术馆
徐州,父亲母亲生养培育我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苏中、苏北解放区即成为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苏中七战七捷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北移山东前,留下了以管文蔚伯伯为司令员的七纵(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一纵),孤悬敌后,坚持斗争。
1946年9月23日,以3个地方团组成的七纵三十一旅在苏中东台县成立,父亲由二师六旅副政委调任三十一旅政委。该旅一成立,一系列的大仗、恶仗接踵而至。首先,就是在敌众我寡、装备落后情况下进行的通榆线阻击战。粟裕同志对管文蔚伯伯交待:“你们一定要在东线把敌人牵制住,不让敌人从东侧向两淮进犯。”邓子恢同志也一再叮咛:“陈军长等已决定在北边打一两个大仗;你们一定不能让东面那路敌人过来,千万千万。”根据华野指示和纵队命令,父亲和旅长段焕竞叔叔率部在海安以北、盐城以南公路段,阻击进犯之敌。经节节抗击、反复拼杀,三十一旅超额完成了作战任务,有力地策应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宿北、涟水地区的作战行动。
1947年5月15日,十一纵三十二旅在苏中台北县(今大丰市)洋岸灶成立,父亲调任该旅政委。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和旅长吴咏湘叔叔率部坚持苏中,积极打击敌人,先后向海安、李堡、栟茶、丰利等地国民党军队和土顽据点发起进攻,攻克据点20余处,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军的“扫荡”、“清剿”,改变了苏中对敌斗争的形势,打开了南线敌后斗争新局面,配合了山东战场和中原战场的作战,迎接了大决战的到来!
1948年初冬,父亲率部抵达徐州。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文化名城,汉文化和中国佛教的发源地,汉高祖刘邦的故里,中国第一位养生学家彭祖的故国,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都,享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和“一代帝王乡、千古龙飞地”的盛誉;徐州,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和商贾云集中心;徐州,我们刘家的血脉之源,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刘氏宗祠的家谱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彭城刘氏”!
淮海战役中,彭城刘氏的后裔在故乡参加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决战。当黄伯韬兵团被我四纵、六纵、八纵、九纵合围于碾庄圩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从徐州方向出动,星夜沿陇海路两侧向东驰援。十一纵奉命离开东路战场,急赴徐州以东地区,阻击东援之敌。三十二旅赶到黑山一带,赶筑防御工事,担任阻击任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为了靠前指挥,旅指挥所就设在战壕后边,借破烂的小草房作指挥所。黑山阻击战的激烈程度和困难的环境,是三十二旅参加淮海战役中最艰难、最激烈、伤亡最大的阶段。战斗在荒野中,冰天雪地,非常艰苦。经过10天浴血拼杀,十一纵和兄弟纵队一起,终于把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部队阻击在离包围中的黄伯韬兵团30华里以外,保证了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宣告我军在淮海战场上首战告捷。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十一纵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父亲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支苏中子弟兵,跨长江、战上海、克厦门,一直打到祖国的东南边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和组建海军、空军及特种兵的需要,于1950年10月决定撤销二十九军军部,各师改建其他军兵种。时任军政委的父亲,于当年12月调任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后改称华东军区装甲兵)副政委(1952年9月任政委),折返北上,又回到了徐州。
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建国之初,为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华东军区的坦克部队有了飞跃的发展。父亲到任后,克服文化水平低、缺乏技术知识的困难,和首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伯伯、继任司令员刘涌叔叔一起,为建设华东军区装甲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3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新技术兵种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为装甲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52年10月,父亲在徐州迎来了毛泽东主席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35年后,他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0月27日下午,向明、刘涌、华诚一、张光忠和我,一起到徐州北站叉道迎接主席。我们刚到不久,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车站。车停稳后,主席满面笑容地走下火车,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随后下了车。向明向主席介绍道:“这是华东装甲兵司令刘涌,这是政委刘毓标。他们都当过红军。”主席一边和我们亲切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好。”向明又说:“请主席到装甲兵司令部去休息,那里安全也有暖气,都准备好了。”主席笑着对我们说:“我看就莫去了,去了会给你们添麻烦,搞得鸡犬不宁。就住在火车上好!今天没有什么安排,你们回去工作吧。明天去看你们。”
第二天8时,主席一行准时来到华东装甲兵外宾招待所(当时用于接待苏军顾问)。主席就座后,点燃了一支烟,问道:“你们都是哪里人,哪年参加革命的啊?”刘涌说:“我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主席说:“兴国我很熟,在长冈乡我还作过调查哟。”我答道:“我是江西横峰人,赣东北苏区的。1927年参加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暴动,先做地方工作,当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4年转入红军工作。”主席沉吟了一会说:“方志敏是个很好的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主席把吸了一半的烟掐灭后又问:“你们现在装备的坦克都是哪国造啊?”刘涌汇报道:“杂得很,有缴获的美式、日式坦克,也有前年苏联老大哥援助的一个师的T-34坦克。”接着简要汇报了华东装甲兵的主要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
乘着刘涌汇报的功夫,我仔细打量了主席。只见主席穿着一身黄色的中山装,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一双黄皮鞋有好几处磨得发白,右脚的一只袜子上打着补丁。
当刘涌汇报到苏军的一个坦克师连人带装备来交接时,主席问道:“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还好吧。”我们说还好。听完刘涌的汇报,主席说:“看来你们的家当还不少哟。你们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是小米加步枪。现在不同了,有了坦克还有飞机、大炮,这些东西技术性很强。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把坦克兵搞好。”
主席点燃了不久前掐灭的那半截香烟,又问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主席面前。主席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我们听了,都为主席对历史知识博学而惊叹不已。又谈了一会,我们陪主席去云龙山看了看,尔后去九里山。
出徐州北郊不久,一条新开的沟阻断了道路,我们都下了车。主席遥望着九里山,诙谐地说:“九里山近在咫尺,可是一沟横断马路,看样子是不让我过去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啦!”这时天已近午,我和刘涌走到主席身边,请主席到装司用餐。主席说:“不用麻烦了,今天我请客,你们都到火车上去吃饭。”
随主席回到专列不久就开饭了。因为餐桌小,我们分开就坐。主席单独用一张小桌,我和罗瑞卿、刘涌同桌,其他人另用一桌。主席吃的饭菜和我们一样都很简单。主食有米饭、馒头,副食是四菜(红烧鱼、炒野鸡片、炒辣椒和另外一个素菜)一汤,每桌有一瓶通化葡萄酒。开饭后我悄悄问罗部长:“我和刘司令给主席敬杯酒,好吧?”他摆摆手说:“不要去,主席不喜欢。”我们听了也就作罢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喝到通化葡萄酒,觉得特别的香醇可口,从此养成了爱喝这酒的嗜好。主席吃饭很快,吃完后起身走到我们身边说:“我去休息了,你们慢慢吃。晚上我们就走了,你们都不要来送行。好好把部队带好。”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35年过去了,我已是80老翁,许多事情淡忘了。然而和毛主席共同度过的一天中的许多细节,主席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母亲以战士、贤妻、慈母的三重身份,与父亲牵手走过。在难忘的岁月中,有两地相隔的挂念、有胜利重逢的喜悦、有儿女降生的幸福,更有并肩战斗、相互支撑的坚强。
父亲多次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把你们兄弟姐妹抚育成人,是她对这个家、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是啊,做母亲不易,做战火中的母亲更不易,做战火中军队的母亲太不易!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华申大哥深情地回忆道:“战火中的母爱,却更加弥足珍贵。我记得,在一次渡河时,国民党的飞机上下俯冲、投弹扫射,机头涂着红色的飞机尖利地呼啸着,母亲把我俩紧紧地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住在苏中一个临河的小镇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为了保护我们,母亲把几床被褥压在八仙桌上,敌人飞机一来,就让我们钻到桌子下面。她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尽一切所能地护卫着我们!”
1951年年初,母亲手牵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东东姐姐),离开了南国厦门,一路北上,到了徐州,与父亲会合。在华东军区装甲兵,母亲担任了司令部副政治协理员,组织机关人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进行整风、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
1954年,随着父亲进入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我们一家到了南京。一年后,妹妹晓宁诞生。
在离开徐州18年后,1972年年底,父亲母亲把两个生于徐州的儿子华苏、华建又送回了徐州,到坦克二师入伍。此后,依靠父亲母亲给予的思想品德基础和身体素质,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和华建在徐州这片沃土上顺利发展,直至相继走上军职领导岗位。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我们父子三人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军衔时,工作单位都在徐州!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悼念在那场血战中牺牲的31006位英烈,他们是父亲母亲的战友、我们的前辈。
2011年11月5日,在濛濛秋雨中,我又一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寻访团的兄弟姐妹一起凭吊先烈、缅怀前辈。
今天,淮海大地、中华神州已经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依然充满曲折和艰险。我们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传承他们的未竟事业,为了祖国富强,为了人民幸福,终生不渝地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