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由于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因此在抗战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当时，国民党就不顾事实，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借抗战之名、行发展自己势力之实”。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也只讲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丢掉大好河山”。这几年注意宣传的客观、全面了。但前一段时间，台湾所谓“国防部”在发表谈话时，指责大陆宣传抗战有失公允，拟于今年8月份举办“中国抗战真相展”。国民党老兵参观了我们的抗战纪念馆后，说纪念馆反映正面战场的材料少了。两党的政治立场不同，对各自在抗战中的作用和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下面，就一些主要问题作简要分析。
先后之比：共产党最早号召和组织抗日；国民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采取“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准备，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整个东北，并染指华北、上海。日本侵占东北后，受到东北部分守军和广大民众的自发抵抗，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高潮。中国共产党虽然正处在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剿”的危急情况下，但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毅然决然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最早提出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主张。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揭露日本企图侵占全中国的图谋，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建立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到1933年，我们党建立了30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后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7年秋达到高潮，东北抗日联军队伍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以王德泰、杨靖宇、魏拯民、赵尚志、冷云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历经大小战斗数万次，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
与此相反，面对日本入侵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忙于坐镇南昌，对红军实施第三次“围剿”，提出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宣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9月1日，蒋介石重申：“全力剿共，不计其它。”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讲话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日本侵入东北时，东北军总兵力约20万人，日军则不足两万人，东北军占绝对优势。但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挑起柳条营事件的不过是180人的中队，而北大营驻扎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共7000余人。因此可以说东北军大都是不战自溃，日军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中国东北三省，3000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沦陷。
但这里也要把蒋介石当局与部队官兵区分开来。国民党当局不许开枪，但东北各地守军爱国官兵不听蒋介石的命令，自发组织一些抵抗，诸如东北军各大营的自发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马占山江桥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绥远抗战等都给日军以打击。
路线之比：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从1933年起，逐步向华北扩张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此起彼伏，社会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而后又调整为“联蒋抗日”，提出并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政府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国共两党虽然合作抗日，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不同、政治目标不同、思想理念不同，因此两党各自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国抗战阶段。之后，我们党就发出通电，提出必须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其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我们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本质，不是单纯地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是主动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中国有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发动并组织起来了，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随着抗战的发展，全国人民抗战热情越来越高。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爱国华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等等，全部动员起来。北京密云县一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五个孩子全部送到前线，后来六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有一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幅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淞沪会战后期，还有一个营守在闸北坚持抵抗。一天，一个14岁的小姑娘，拿着一面国旗，游过黄浦江把国旗送给坚守的官兵，对大家激励很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只要把最广大的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就可以陷敌于汪洋大海。
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吸取了我党的一些意见，是一个进步的路线纲领。但这个纲领基本上反映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而不是放手发动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对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民政府、开放党禁等关键问题，则避而不谈；在经济方面，对于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也未作出规定。对于民众运动，也没有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政治犯等。因此，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路线，既有抗日进步的一面，又有害怕群众和对日妥协的一面。
战略之比：共产党是持久战及三阶段论；国民党是持久消耗战及两阶段论
抗战路线确定之后，还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对战役战斗给予总的指导。在洛川会议上，我们党以组织决定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经典论著《论持久战》，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亡国论”“速胜论”。他指出，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特别是第二阶段的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度阶段，是消耗削弱敌人力量、积蓄壮大自己力量的阶段，因而这个阶段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两阶段论”实际上“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与此不同，蒋介石国民党则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基本思想是：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认为，以空间换时间是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则是持久消耗战的实质；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则是持久消耗战的“要道”。而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他们把持久战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具体地说，他们把1938年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前划为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这之后则为第二阶段即战略进攻阶段。很明显，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略总方针，仅仅单纯地依靠“拖”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仅仅单纯地依重“空间换时间”，仅仅单纯地依赖列强干涉和外国援助。全面抗战八年的发展脉络，完全证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作战之比：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曲折中不断巩固扩大；国民党正面战场总体稳定但败退较多
全面抗战之初，在国民党召开、由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根据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抗击，共产党军队担任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两个战场缺一不可。
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深入到华北、华中及华南敌后，积极组织对日作战，先后进行1600余次战役战斗，共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这一阶段，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正面战场是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主要任务，先后进行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作战等大规模的战役战斗，特别是取得了台儿庄大捷这样的胜利，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战略，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我们党领导敌后军民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蚕食，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而国民党政府虽然总体上仍能坚持抗战，正面战场进行了十多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抗击了日军的局部攻势，特别是派出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但明显暴露出对日妥协的倾向，总体上对日作战趋向消极，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统一战线受到严峻考验。
在大反攻阶段，以华北敌后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为标志，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同时新四军以1师的车桥战役为标志拉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敌后战场广大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起反攻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而国民党军队则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及保存实力的避战方针，日军来了招架一下，日军走了袖手旁观，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同盟军身上，按蒋介石的说法：“中日战争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曾这样揭露：蒋介石力图以空间换时间，这是他决不会主动去进攻日军的一种使人上当的说法；他想保留美国援助给他的军火物资，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领中共的地盘并消灭他们。为此，蒋介石把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配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保养起来，以便在战后与中共算账”。正因为这样，才招致拥有数百万军队的正面战场严重失利，造成豫湘桂作战的大溃败。对国民党消极避战的结果，毛泽东于1944年4月曾深刻指出：从1938年武汉失守起，“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艰苦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不过，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收复了滇西、缅北广大地区。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的近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里，中国军队进行了重大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蒋纬国在《抗战御侮》一书中披露，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85万人。据权威部门统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其中包括新四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日伪军投诚、反正。
建国之比：共产党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对民主，实行独裁统治
中国抗战是与建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始终面临两大矛盾，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时期虽然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两大矛盾客观地存在着，进行着两种演变，发生着两种结果。特别是抗战后期，中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运。
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力量空前强大，逐步具备了建设新中国的条件。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改革政治机构”的主张，以后在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模范地实行了改革和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极好的动员和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抗战力量，为以后建设新中国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而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反共内战的方针，在中国人民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和前途。七大分析认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但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因此，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仍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是一个黑暗的前途。为避免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七大提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纲领。
而国民党则完全相反，他们竭力加强其独裁统治，箝制进步舆论，压制和破坏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不谈抗战，大讲中国前途，大肆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系统地表达了他专制独裁的立场、观点、方法，诬蔑我们党“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暗示两年内消灭共产党。这本书，是强化其独裁统治、发动反共高潮的宣言书。当年5月，恰逢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解放区”。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执掌全国一切执政大权。随后，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强化了个人独裁专制体制。同时，加强一党专政，打击、压迫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为此，他们还不断扩大“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在机关、工厂、学校及职业团体中到处安插耳目，进行特务活动，秘密逮捕、囚禁甚至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很明显，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
影响之比：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失去民心，走向衰落
公道自在民心。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最公允的，历史的结局是无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首先在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有力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与此同时，自己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6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这其中包括新四军，组建时才1万人，抗战期间付出8.2万官兵伤亡的代价，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牺牲，树立了英勇抗战的楷模。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英模人物，享誉全世界。尤其是，共产党人创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所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光辉的形象，延安、苏北成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据老前辈回忆：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几百公里的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到1943年，新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多人。到新四军的人也很多。抗战过程中，有许多外国记者曾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驻地采访，反映强烈。史沫特莱曾这样写道：“延安使我们兴奋，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人也公然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与此根本不同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惧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和组织起来，尤其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其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开始6年的局部抗战期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谁抗日就镇压谁，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二是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很长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有投降倾向，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的将官投敌，78万部队成建制哗变成伪军，这更伤透全国人民的心；三是在抗战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1941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9000多人抗日部队只冲出2000多人；特别恶毒的是：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50万军队、分九路闪击共产党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敌后战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四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几十年中，包括在14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内贪污腐败成风，发战争财，发国难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财政经济大权，把持大量“经援”的分配使用权，装满了腰包，日本投降时无数“接收大员”更是大发其财。到抗战结束时，美国对华援助总额8.45亿美元，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时期在瑞士美国等的存款就达5亿美元。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曾作出这样的分析：“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界，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心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经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