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是中共七大召开70周年。中共七大是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四年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本文对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军代表的资料征集、研究、梳理，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记录了新四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哪些同志作为新四军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现成的、权威的统计资料。因为新四军选举中共七大代表有五个方面特殊情况：（1）新四军中共七大代表的选举产生所经过的时间跨度长，从1939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会召开前；（2）有的代表选出后牺牲了，又重新选举了新代表；（3）新四军中共七大代表是由军部或师、或团党委分别选举产生的，有的甚至是到延安学习后补选出的；（4）新四军的组成和建制变化大，有的中共七大代表选出后，原选举单位合并或撤销了；（5）人员流动大。曾经由新四军部门选举出的中共七大代表后来调到了其他部门，或是由新四军调出后当选了中共七大代表。

　　笔者注意到：统计和确认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军代表，必须弄清几个问题。由新四军建制单位选出，且到七大召开前一直在新四军的这部分七大代表，没有疑义。但以下三种情况应该予以注意：一是由新四军所属建制单位选出的代表，但到延安后调到了其他部门，这些代表仍应算作新四军代表，如陶铸、罗琼等。二是曾在新四军工作，但后来调出了新四军，在新单位当选的七大代表，不视为新四军代表，如刘少奇、江华等。三是七大后调入新四军的七大代表，也不视为新四军代表。如朱春和、桂干生等。

新四军中共七大代表的分布

　　基于上述原则，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进行了梳理，统计出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军代表计49人。他们在各部门的分布为：

　　军直4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新四军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吴振英，军部直属教导队政治教员罗琼，军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左英；

　　一师11人：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军需副主任许威，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张云曾，一支队二团二营营长程祥元，一旅一团团长王萱春，二旅政委刘培善，二旅副旅长段焕竞，二旅五团团长池义彪，二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杨保生，二旅四团直属队政治指导员李珊，三旅副政委钟民，三旅七团政委汪克明；

　　二师11人：五支队政委郭述申，江北指挥部秘书廖华，师参谋长周骏鸣，师供给部部长杨建新，四旅十二团团长杜国平，五旅政治部主任祝世凤，六旅政委徐光华，六旅十七团政委陈祥，淮南军区路西五团政委许军成，巢含支队政委陈再励，天高支队支队长余启龙；

　　三师8人：七旅政委朱涤新，七旅副旅长田维扬，七旅二十团政委冯志祥，八旅供给部部长伍瑞卿，八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八旅二十三团团长鲍启祥，八旅二十四团政委沈东屏，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席舒民；

　　四师5人：六支队三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谭友林，师供给部部长邱会作，师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十旅军医处处长李永春，淮北军区三分区副司令员蔡明；

　　五师5人：河南竹沟留守处主任兼司令员王国华，挺进支队政委王盛荣，豫鄂挺进纵队政委朱理治，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指挥长陶铸，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代主任雍文涛；

　　六师2人：十六旅参谋长张开荆，十八旅旅长温玉成；

　　七师3人：师长张鼎丞，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

　　新四军中共七大代表计49人，与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分配给新四军50名代表名额基本吻合。

迢迢延安路

　　新四军的七大代表从华中敌后奔赴延安，要通过敌占区和敌人的重重封锁线，随时可能与敌遭遇，也随时可能流血牺牲。1943年3月，三师一批赴延安学习的干部在海上与敌相遇，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8人牺牲。迢迢延安路，充满了危险和艰辛。

　　1939年5月，张鼎丞接到中央通知：即赴延安汇报工作，并准备参加中共七大。张鼎丞等乘汽车到湖南衡阳，与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合，汇报了新四军工作。第二天，随周恩来乘汽车到桂林，由桂林飞往重庆。在“周公馆”住了一个多月后，于6月乘飞机到西安后，再换乘汽车，几经辗转，才到了延安。

　　1940年9月，郭述申从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到涡阳后，与戴季英、谭友林、廖华等十余人会合，决定从河南、山西一线到陕北。在通过博（爱）晋（城）公路封锁线时，一股由南向北的国民党军也在通过封锁区，并踩响了地雷，引来了日军，霎时枪声大作，将郭述申等人冲散，不得不退回济源县。此次虽险遭不测，好在没有人员伤亡。次年3月，郭述申到达延安，历时7个月。

　　1942年12月，杨建新率何士德、王兴钢、张百川等十多人从军部出发。1943年11月到达延安。

　　1942年底，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率左英等200多人去延安学习。由于目标过大，后改为十多人一组。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沈其震化装成商人的模样，左英年轻、又胖些，打扮成一个大小姐。当队伍走到河北内黄县一带时，看到满地白骨，却见不到一个青壮年，令人毛骨悚然。原来，日军对这里进行了大屠杀，很长时间了都没人对尸骨进行掩埋。在过铁路封锁沟时，女同志从上面滑下去，交通员就在下面接住。上去时，交通员当人梯，下面推上面拉，既要快，又不能发出声响。在进入晋西北时，由于当地人都是吃麻籽油，沈其震、左英等都不适应，吃坏了肚子，但仍咬紧牙关，继续前进。1943年中秋节前抵达延安，历时10个月。

　　1943年初，鲍启祥、沈东屏等十多人前往延安，10月20日抵达延安。

　　1943年二三月间，刘培善、温玉成、段焕竞、卢胜、王萱春等离开部队，前往延安。他们先是集中在盱眙黄花塘的华中党校学习了三四个月。在经过涟水大黄庄时，遇到扫荡日军的包围，卢胜负伤。在华中党校学习结束后，决定分批启程到延安。一路上，段焕竞、李珊夫妇多次遭到日军盘查，险象环生。在汾河河畔，李珊背着孩子掉入淤泥中，一直陷到齐腰深，又不敢动，否则会越陷越深，十分危险。段焕竞和护送人员只能一点点往上拉，才拉出泥沼。王萱春、胡雪江夫妇走到山东冠县时，遭到日伪扫荡，混乱中胡雪江被伪军抓去。经过地下党疏通才救了出来。到延安时，已是1944年2月。

　　1943年3月初，周骏鸣率陈祥、许军成、卢文新等60余人赴延安。在鲁南包头峪山区遭到日军袭击，60多人赤手空拳与敌人周旋，冲出了包围圈。4月初，夜行150多里，通过敌顽多道封锁线。然而，走到黄河故道东阳县时，由于日军扫荡，频繁转移，近3个月行程几乎没有进展，人累马乏。10月，进入太行山区。这里虽是老根据地，但十分贫脊。周骏鸣等饭吃不饱，就以野菜充饥。在通过晋西北的两道大川时，大雪纷飞。卢文新的妻子这时生了孩子。在饥寒交迫中，孩子很快夭折了。好在过雪地是他们行程面临的最后障碍。12月中下旬，队伍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佳县。12月29日，到达延安中央党校。此行走过了7省7500多公里，历时10个月。

　　自从彭雄等牺牲后，三师干部不再走海上交通线。3月底，张池明、朱涤新、田维扬、冯志祥等，由师部的护送队送到津浦路边，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过了铁路。太行武工队送他们过同蒲铁路和汾河，经吕梁根据地，于9月进入陕北。

　　1943年11月8日，陈毅接到毛泽东给他关于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电报后，于25日从淮南黄花塘军部轻装启程，先后渡过了洪泽湖、微山湖。在通过沛县、丰县与曹县南部地区时，遇上日军扫荡。陈毅等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过了这一三角地带。越过平汉铁路，沿清漳河继续北行。1944年元旦后，到达太行山区晋冀交界处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麻田。陈毅在麻田住了一个月，考察了太行根据地的整风开展情况。春节后不久，陈毅离开麻田。到达交城山时，风雪交加。过吕梁山时，道路狭窄，冰雪覆盖，又要通过封锁线，不得不留下牲口，全部步行，十分辛苦。过了吕梁山已黄河在望。3月7日，陈毅抵达延安。此行近百日，行程数千里。途中陈毅以诗人情怀，赋诗十余首，记行抒怀。

　　虽然一路上历尽艰险，但代表们到延安，一想到要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心中便充满了幸福和喜悦，什么苦呀、累呀、危险呀，便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投入整风学习

　　由于七大延期召开，新四军代表到延安后，全部进入中央党校，开始了在延安的整风学习。

　　第一阶段，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问题指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第二阶段，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检查。最后，写一个自我鉴定。

　　在整风学习的后期，部分学员还学习了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参与学习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路线进行回顾和评价，重点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清算，为七大的召开进一步统一思想。

　　新四军代表在延安集中学习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提高。张鼎丞的回忆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真正比较系统地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系统地学习中央文件，是在延安。因为那时学习的条件很好，而且住在主席身边。参加革命以前看过革命的书，但那个时候看的并不完全懂，只知道共产党救国救民，能够改变现状，改变黑暗的社会，以后从事革命斗争，很紧张，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

　　除了参加学习，新四军代表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什么都干。有的新四军代表在延安边学习边根据组织安排，参加了相关工作。陈毅参加了中共七大军事报告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撰写了《建军报告》、大会书面发言材料《新四军抗战始末》，并为大会发言讲话作了准备。张鼎丞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主任，郭述申担任了中央党校三部主任，罗琼在中央妇委任《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妇女》编辑主任，左英在中央医院任内科医生。

参加七大

　　1945年4月23日，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49名新四军代表参与了这一盛会。陈毅和张鼎丞分别任华中代表团正副主任。陈毅是七大预备会选出的15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坐。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5月1日，陈毅在大会第6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发言，全面、辩证地分析了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发展及其基本经验，对抗战初期的错误和教训作了深刻而中肯的分析。陈毅说，通过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深感到“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们从党的历史来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大会还印发了陈毅的书面发言《新四军抗战始末》。9日，作为七大主席团成员的陈毅，担任了大会第9次会议的主席，主持了大会。

　　23日，大会召开第15次会议，张鼎丞作了关于整风的发言。整风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很多人受到了伤害，但在张鼎丞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校二部，较好地掌握了审干政策，没有一个学员受到打击伤害，所以张鼎丞介绍了中央党校二部开展整风的做法。他说，整风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只有实事求是，消除顾虑，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能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达到提高思想认识、整顿思想作风的目的。6月9日，大会举行第19次会议，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陈毅、张鼎丞当选。没有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代理陈毅代军长职务的张云逸、四师政委邓子恢、五师师长李先念、二师政委谭震林，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来自新四军的中央委员占总数的16%。

　　10日，大会举行第20次会议，选举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未出席会议的三师师长黄克诚、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当选。

　　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胜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