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赴任途中与森垣同行
1944年9月中旬的一天清晨， 在盐阜区阜宁县西南张庄通往淮海区的一条乡间小路上，一支约200 多人的的队伍正冒着浓浓的晨雾向西疾行。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为了执行新的使命，要离开盐阜区，前往新四军第四师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继任四师师长。
这一次行军，除必须穿越日伪所控制的运河一线外，其他路段已难见敌踪了。但为防止发生意外，在行军途中，张爱萍骑着高大的白马不时前后走动，来回察看部队行军情况。
队伍中，除了武装人员外，还有10多名挑夫， 担子里装着的是三师支援四师的钱物。
另外，还有3个日本人。其中一个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北支部成员竹田僧市，他与张爱萍相识已有两年多。张爱萍从内心里是十分感谢三师部队中这些日本同志的，他们原也是日本军人，被俘后经新四军政工干部的教育，与法西斯思想作了彻底决裂，成为日本革命的坚强战士。他们所在的组织，在1944年春天前，称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后改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北支部。在抗战中，他们配合新四军开展敌军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竹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出身于日本渔民家庭，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一直躲避兵役。24岁时，终于被强征入伍来中国征战。因不满日本军队中长官欺压士兵、老兵打骂新兵的黑暗制度，他很快滋生出厌战情绪。一次，他逃离日军由苏中去了上海，但在靖江却被日军抓获，解送到南京军人监狱关了半年。重回日军中服役后，受到新四军和日本反战同盟组织散发的宣传品的提示，他拖带一支长枪和百余发子弹投诚。竹田参加了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后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工作主动热情，曾配合三师敌工部印发日文传单，到敌据点附近向日军士兵进行政治喊话，激发日军官兵的思乡思亲情绪，进而走向厌战反战。就在不久前，三师发动的沿海对敌军事攻势中，苏北支部的日本同志亦配合三师开展对敌火线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队伍中的那两名日本人，竹田主动向张爱萍汇报说：他们正是三个月前的那次战役中刚被三师俘虏过来的。他们来新四军中时间虽不长，但思想变化不小。三师政治部决定送他们到淮北根据地的抗大四分校学习。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办了日本工农学校，以培养日本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也有类同的士兵训练班。
两名日俘中有一个叫森垣嘉一的，他是在大兴镇战斗中被俘的。说起森垣的身世，还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是日本京都府人，27岁，府立第四中学毕业。数年前，他被征入伍来华。兵役期满后，他满以为能回国和家人团聚，但却被上级强迫来到苏北黄海边的江北棉花公司工作。这个棉花公司实际上是日本法西斯实施“以战养战”侵略政策，掠夺中国棉花资源专设的一个机构。1944年6月28 日，新四军第三师和地方武装发动沿海军事攻势，连克合顺昌、大兴镇等据点。森垣和另5 名日本官兵在大兴镇战斗中被阜东县总队所俘虏。
这6名日俘长期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教育，一个个都成了骄横无比而又冥顽不化的人。他们被俘后，不愿跟随新四军部队行动，在被迫无奈情况下，森垣说：“到匪区走一趟也好。”日本法西斯军部欺骗他们说，新四军的地区是一片荒凉，然而他们在根据地看到的却是茂盛的庄稼、快乐的农民。日本军部说，新四军抓到俘虏就惨杀，可是他们所遇到的却是诚恳热烈的欢迎。他们被送到三师政治部驻地板湖村后不久的一天，政治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他们为日本侵华作狡辩：“日本向中国开战，是因为蒋介石依存英美来包围日本。在日本方面并无侵略性质。”“日本精神一致，最后会胜利的。”新四军优待他们，他们反而说这是为了拿他们当“宣传品”。相比较而言，在6名日俘中，森垣的思想还算较开通。他的表哥是社会主义者，在国内时，他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在苏北支部成员的现身说法和耐心说服下，森垣等日俘对新四军的仇视程度逐步减轻。
新四军部队本身更是一个革命大熔炉。开初，他们认为新四军只不过是一些“游民”，瞧不起新四军。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卖桃子的人挑着担子从队伍旁边经过，没有一个人乱拿。便很惊奇地说：“新四军和老百姓关系大大的好，要是‘皇军’和‘和平军’，桃子早就被抢光了。”三师敌工部的干部总是对他们讲，新四军不仅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对要求回去的也一律释放。森垣当时并不相信。日俘中有一名日本工程师，一段日子里，他整天愁眉苦脸。经了解，得知他在国内的妻子不久将分娩，他极不放心。苏中支部成员向三师政治部领导作了汇报，政治部决定释放这名工程师，并派人于7月25 日将他安全送抵海边的新安镇日军据点。不日后，三师政治部同志和森垣等收到这名工程师的感谢信。森垣内心大受震动，开始认识到新四军是一支仁义之师。
森垣等对新四军这支部队的看法有了改变，也多少认识到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在他们所写的自传中，一致表示“希望战争早些结束，回到日本去”。
森垣在日记中还写道：“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每当想起这事，不管坐着或站着，心里总是不安。兵役期满回到日本去，仍然免不了征用。现在，我的姐夫被征发到南洋去了……”流露出他内心的厌战情绪。
尽管森垣被俘思想变化很大，但在感情上，他无法接受日本可能要战败的事实。三师敌工部同志对森垣的情况有所掌握。为了慎重起见，三师政治部和苏北支部在安排他们去淮北时，觉得需要派一名政治上可靠的日本同志一同前往，便于照顾又可预防发生意外。竹田自告奋勇作陪同。
听了竹田这些话，张爱萍也就放心了许多。但与此同时，日俘也格外地注意起张爱萍来。
森垣肃然向张爱萍深鞠一躬
第一天行军途中，就是那个叫森垣的，他多次见到一位新四军的干部骑着马来回巡视队伍行军情况。经过他们这几个日本人身旁时，还勒住缰绳关切地问他们累不累。森垣不知这个人当的什么官，叫什么名字。但有一点他能肯定，这名干部是队伍中最大的官，其他人都步行，唯有他骑了匹马。
一路上，森垣猜想这个骑马的干部很可能是个警卫营长，但觉得又不很像，像是个更高级别的干部。他问竹田：“这个干部大概是个营长吧？”
竹田毕竟是明白事理的反战战士，他的警惕性挺高，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转了弯回答说：“你认为是营长那就是营长。”竹田懂得，对于森垣这样俘虏不久的日本士兵，还是多加防范的好。
竹田的答复让人如坠九里云雾，这名干部是什么官，成了森垣心中的一个谜。
天渐渐地黑下来，这天的行军结束了，部队住进了一个村庄。村里的干部特地安排了一桌饭菜招待部队的首长。就餐的有张爱萍、两位连长、连指导员等人。张爱萍特地叫人把3名日本人也请了去。张爱萍对大家说：“今天走了很多路，很累人。村里为了表示欢迎，送来了一些少有的罐头食品，虽然是一顿简单的晚餐，但是我们应感谢老百姓的深情厚谊。请大家用餐吧！”
吃饭时，房东给大家倒茶水。张爱萍一把拉住房东，指了指日本人笑着说：“这几个人是‘鬼子’，怎么样，你看像吗。”房东显得有些拘束，可能是没有见过日本人。在他心目中的“鬼子”，大概都是一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的模样。他听了张爱萍的话，不禁露出惊讶神情。但在把森垣等又打量一阵后，以他那纯朴的态度连连否定说：“你别开玩笑了，这些人怎么会是‘鬼子’呢？”张爱萍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如果不相信，那你自己问问他们。”
“鬼子”，这是中国人民痛恨日本法西斯敌人的一种惯称，但在根据地内，人们常以这样称法拿日本同志开玩笑，却象征着中日人民间的友爱。
竹田对“鬼子”的称法毫不介意，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笑着说：“我们几个确实是日本人。”森垣也能说一些简单的中国语，笑着补充说：“营长讲得一点不错。”
房东听了，仍是将信将疑。连连摇着头，嘴里嘀咕着“‘鬼子’怎么也讲中国话”走开了。
吃罢晚饭，森垣等3名日本人即道谢告辞。转回的路上，森垣越来越觉得见到的人不像个营长。回到住处，森垣洗澡后就准备睡觉，但感觉脚掌心一跳一跳地疼痛，一看，发现打了几个大水泡。勤务兵很快叫来卫生员作了处理。
第二天清晨，部队又出发了。因为脚上水泡未好，行进中的森垣痛得难受，脚心就像被针扎似的。他一瘸一拐地走着。
“怎么样，痛得厉害吗？”森垣正艰难地走着，忽听到身后有人招呼，一看，原来是那个骑白马的干部从队伍后面赶上前来。
“是有点痛。”森垣强装笑脸答道。
“怎么样，上马吧。”张爱萍从马上跳下来。
森垣从内心里不愿让外人说日本人没骨气，他谢却了盛情，说：“没什么，我可以走。”
又走了约一个小时，部队休息了。卫生员顾不得休息，从队列后赶来看森垣的脚，不看则已，一看吃惊起来。森垣脚上又添了两个更大的水泡。见此情景，森垣顿时感到脚钻心疼了。卫生员什么也没说，向队伍的后方跑去。一会儿，牵来了行伍中那匹唯一的白马，催促森垣上马。
森垣问：“马的主人怎么走？”
“步行。”卫生员回答说。
森垣要卫生员向白马的主人致谢。卫生员说：“我们师长说，他从小就在部队锻炼，用两脚跑路已经习惯了。在水泡痊愈之前，你可以一直骑马。”
“师长！什么师长？”森垣满腹狐疑。
卫生员说：“师长就是师长，师是师团的师，长是队长的长！”
一刹那间，森垣心头泛出一股特殊的情感。他脑子里翻腾开了：自己算什么，不过是新四军的一名俘虏，是新四军的敌人。俘虏走不动，采取强制措施拖着走也都顺理成章。新四军对日本士兵优待，连他们的师长都这样做。像这样对待日本人、对待俘虏的军队，在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勤务员、卫生员以及队伍中的每个战士，对他们这些日俘都表示出友好，提供着一切可能的帮助。是他们重视对日本人的工作吗？是出于一个强者安抚弱者的恻隐之心吗？是为了把自己带到目的地吗？
森垣寻找着答案，百思不得其解。他无法解释存在的事实。怀着内心的感激，他请卫生员向师长转达谢意。
当天的宿营地到了。战士们立即又忙开了，有的洗涤和缝补衣物，有的擦拭枪支，有的生火做饭。几名日本人进入一农户中休息。卫生员给森垣的脚上了药。张爱萍又派来一名勤务兵传话：今晚仍和日本同志一起吃饭。
张爱萍住在一农户中，当森垣等3名日本人走进屋里时，见到卫生员正借着灯光在给张爱萍做什么治疗。
张爱萍坐着未起身，手指着门旁的几张凳子，招呼竹田等日本人：“啊，日本同志，你们累了吧？快请坐！”森垣没有坐，走上前去，打算为借马的事向张爱萍讲几句感谢的话，话还没有出口，一眼就瞥见张爱萍的脚背上有伤，卫生员正往他的脚上缠绷带，脚背上渗出的血已将部分绷带染红。
森垣吃惊地问：“师长的脚怎么啦？”
张爱萍听了，若无其事地说：“这事与你没关系……哦，是这么回事，四五天前脚背上长了个小疖子，今天把它切除了，手术经过非常好。”
森垣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无法向张爱萍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好半天，口里才迸出一句平常话：“谢谢您！”他肃然向张爱萍深鞠一躬。
回到宿舍后的森垣睡不着了。他走到屋外，泪水不由自主地沿着两颊流了下来。一种声音又在提示他：为这点事就大动感情，真是个窝囊废。你是日本人，他们的敌人，不管他们如何亲近你，你都要无视它！但被俘后的耳闻目睹，尤其是这天发生的事又在提醒他：把民族主义抛弃吧，日本精神算什么，做一个真正的人，参加到中国革命的行列中去。他的思想在激烈斗争，由混乱走向明晰，理智终于占据了上风。
第二天清晨部队出发了。卫生员又牵来了马，森垣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了。他请卫生员帮助把通信兵的那辆自行车借了来。
当天晚上，部队顺利地到达洪泽湖畔宿营休息。
又一天早晨，森垣随部队上路了，他前看后看，始终不见张爱萍的身影。询问后才得知，师长已于头天晚乘船先行了。
森垣的内心怅然若失。就这么和师长分手了，他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讲呀！
张爱萍与森垣四十年后再叙友情
后来，森垣来到淮北的抗大第四分校学习。几个月中，张爱萍数次去四分校视察，森垣一直没有机会与张爱萍搭上话。日本投降后，在新四军中经受民主思想教育的森垣回到日本国内。这时的森垣，可说是真正地“脱胎换骨”了。他成了日本民主革命的先进分子，为争取建立民主日本而奋斗。他仍关注着战后中国发生的一切。1946年，有人误传张爱萍于抗战中牺牲。他无法证明这一消息的真伪，相信了这是真的，心里难受极了。但又极不愿承认这是事实。出于对张爱萍的无比崇敬与怀念之情，他写了一篇题为《张爱萍——值得一写的革命将军》的纪念文章，长达万余字，投寄日本进步刊物《人民前线》杂志社。
在这篇文章中，森垣追叙了去淮北路途中发生的一切。他并不隐瞒自己本来满脑子装着的是法西斯灌输的一套，在行军开始后，总想躲过新四军的监视，寻找机会脱逃，投奔日军部队；他对负有监视他责任的竹田也表现出厌恶感。但是，在张爱萍有意无意间的影响下，他的良知和正义感又被唤起。森垣变了，真正地变了。他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张爱萍的敬意。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他给我的印象好极了。他很和气，又蕴藏着某种长者的威严，但并不装腔作势，没有日军将领固有的妄自尊大，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物。
森垣在文章中还写道：
在短暂的时间里，师长曾给我许多照顾，对于他的深情厚谊，我是终生难忘的。由于匆匆别去，我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未能对他讲。当时离别实不情愿，现在则更加想念他。那些往事也许师长早已忘却，但我一直铭刻在心。我同他搭伴同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天，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当忆及这段往事时，张爱萍师长的英姿便立即浮现在眼前。我想：只有闯过生死关的人才能那样从容不迫，胸襟宽阔，善于应酬；他在倾听别人谈话时，总是全神贯注而决不采取轻慢态度；他有一双用哲学深刻磨炼过的眼睛；他的语言也是经过哲学精神锤炼过的，准确、明晰而自信；他讲话的口气清淡而不失热情，使人听起来宛如东洋禅宗和尚讲经；他决不向别人炫耀自己身处高位。像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一生中并非人人都能遇到的。
张爱萍赴淮北途中与森垣等日本人作了短暂接触交往的事，也许，他早已抛在脑后了；在那次行军途中，他对森垣等日本人的体贴与关怀，所引发的森垣内心激烈冲突，也许，张爱萍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这件往事似乎就这么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
岁月悠悠，人世间有多少事被历史长河所无情湮没，但发光的即使被深深埋藏， 终有一天人们仍会发现它的价值。数十年后的1980年9月的一天，森垣从电视上突然看到关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的一则新闻报道。他怀疑就是与他们3位日本人一路同行去淮北的张爱萍。经查阅其他报纸，确认张爱萍副总理就是那位新四军师长。他欣喜若狂，赶紧将当年所写的怀念文稿寄给张爱萍，并在附信中表示了想见张爱萍的愿望。张爱萍这才又想起了当年的事，才知道当年森垣的内心深处发生了那样的变化。他欣然答应了森垣。不久后，森垣来到北京。张爱萍接见了森垣，畅谈了3个多小时，临别赠书“友情万年长”条幅一帧。日本《京都新闻》以《同中国张国防部长令人感慨激动的重逢，对俘虏的好意结成缘分》为题，对此事作了专题报道。
1988年春，他专程从国内又来到江苏阜宁县板湖镇，寻访他的“再生之地”和百般优待他的中国人民。他向当地学校还捐了款，并告诉人们：在有生之年，他要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为增进日中友好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小传
王庭岳，现供职于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参与、策划过10多部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等作品的编著。个人侧重于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抗日外交活动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记实》《营救美国兵——中国敌后抗日军民救援美国飞行员纪实》等专著及若干历史研究、人物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