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下山组编
“七七”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10月国共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然而，改编工作绝非易事。当时，有些游击队干部、战士对军队改编不理解，认为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与“敌人”合作抗日，这令很多同志思想上难以接受。面对这些思想问题，项英、陈毅等南方红军领袖积极奔走在各个红军游击区，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游击队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为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创造条件。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活跃的一支，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罗霄山脉，从九龙山到武功山，地形险要、深山密林，活动范围很大。两个月之前，陈毅曾到过这里，险些被误杀，但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了他们。1937年12月中旬陆续下山集中到垅上神家村整编训练。
项英一行到达时，部队正在村外冒雨雪操练，他们都还穿戴着破破烂烂的老百姓衣帽，没有一件像样的军装，项英见了心里真像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到了支队部，项英便问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半个月前就通知游击队领导去南昌联络，为什么不去南昌？”谭余保说未接到通知。项英在南昌听赣南、闽西办事处来人向他反映，当时国民党不希望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想就地分化瓦解。项英想很有可能是国民党莲花县政府把电报扣下来了。项英在此事没弄清楚之前，并没把这事和自己的想法告诉谭余保，而是要他通知莲花县政府：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至此视察部队，请他们前来相见。
莲花县县长听到此消息，不敢怠慢，于当天下午率县党部书记、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等，前往神家村迎接，执意要项英去县衙下榻，还说要为项英设宴接风。项英婉言谢绝，告诉他湘赣抗日游击支队乃红军游击队改编，现已和南方诸省县红军游击队一样，正式编入新四军，不日即开赴抗日前线，希望贵县给予大力支持。县长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连声说好，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之际，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多次协商后，认为蒋介石为人狡诈阴险，虽然在全国舆论面前承认国共合作，但内心并不那么痛快。一旦形势对他不利，他会突然翻脸。为了以防万一，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要留下2/5的部队在原地坚持，3/5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因此，本着这一原则，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谭余保任特委书记；湘赣抗日游击支队除留下1个排的短枪队和部分干部随谭余保就地坚持外，其余编成1个营。段焕竞任营长，李忠民、尹清为副营长，做好一切出发准备，军部命令一到，立即向皖南岩寺集中。
项英在离开湘赣红军游击队时，谭余保惭愧地对他说：“有一件事，我实在对不起陈毅，前些日子，他来这里，我们怀疑他是叛徒，险遭杀害。这件事我太鲁莽，我已向他作了检讨。今天我也向你检讨。”
项英非常理解地说：“你们所处的环境很险恶，提高警惕是对的。要引以为戒，下次办事要谨慎，又要留有余地，碰到复杂的事要缓一缓，多问几个为什么，多调查几次，就会少犯错误。” 谭余保看到项英并没有太过于怪罪自己，心情也舒展了许多。
由于陈毅曾来过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加上项英此次工作做得很细致，又能以理服人，仅3天时间即圆满完成了任务。项英于1月21日晚，驱车抵达赣州新四军办事处。正在这时，军部发来电报说，瑞金出事了。
谭震林等人在前往瑞金途中遭遇伏击
瑞金这时候究竟出了什么事？这还得从张云逸到闽西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文件说起。
1937年，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到达闽西，向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传达成立新四军的消息，还向他们3人公布了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西红军游击队与刘英、粟裕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邓子恢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为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这3人听了指示，喜出望外，感到使命重大。由于张云逸还要到闽东向叶飞传达中央文件，他就再三关照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3人，要他们派一位干部去南昌军部汇报工作，接受关防、命令和商谈部队从闽西到皖南岩寺的行军路线。经认真研究决定，他们最终推荐谭震林去南昌军部汇报工作。
谭震林不负众望，紧张地忙碌了三天三夜，写下了5万字的汇报材料，挑选了12名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的战士，组成了一个警卫班，全部配上装满子弹的盒子枪。长汀离江西瑞金隔着一座大山，山路弯曲。他们从长汀出发后，于第二天傍晚才赶到瑞金的新四军办事处，然而意外就在那里发生了。
这天，谭震林为赶路，马不停蹄地连续走了15个小时的路，赶到瑞金时，觉得身体十分疲劳，正准备早一点休息，在瑞金地区打游击的张开荆来访。张是谭的老部下，共事多年，非常熟悉。当他听到谭震林到瑞金的消息，便想去见一见，更是急于想从老首长那里知道外面的形势和上级的指示。于是，他带着30多个战士来到瑞金的新四军办事处。两人一见面都十分高兴。谭震林听了张开荆的要求后，考虑片刻，便对他说：“明天我还要赶路去南昌，今天也不早了，能不能等我从南昌回来后再向你传达？内容会更多一些。”
张开荆一心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坚持说：“现在形势发展太快，我们这些山大王对外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很想现在就听听老首长的指示，你还是现在就对我说说吧。”
张开荆如此坚持，谭震林想了想，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立即召开大会，将张云逸传达的内容向大家传达了一遍，会议持续到深夜，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就在张开荆正准备带着战士出门时，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转眼间，大门就被一群国民党军的士兵冲开了，有个高个子的军官扯着嗓门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投降吧，不然就杀头！”
谭震林、张开荆立即预感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袭击。战士们立即拔出枪准备还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个动作麻利的战士肖忠已经冲到了门口，谭震林十分镇定地对他说：“回来，快回来！”然后对国民党士兵说，“现在已经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鬼子了，我们决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可能是误会了，我们是蒋委员长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同意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大家同是抗日的部队了，决不能互相残杀……”
他的话音还没落，只听“乒乒”一阵乱枪，肖忠倒在了血泊中。谭震林顿时大声而严厉地喊道：“谁开的枪谁负责！你们必须交出凶手！我现在是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我要向熊式辉告你们！”
对方对于谭震林的警告满不在乎，一个军官说：“你们深夜开秘密会，事先不向瑞金县政府和警察局备案，该当何罪？我们是奉命搜查的。所查物品登记扣留，等查清后再退还。”他命令士兵，将谭震林等人带走。
国民党士兵立即上前缴了谭震林、张开荆和游击队员们的枪。有的红军游击队员要反抗。面对这突发事件，谭震林考虑为了避免损失，大声地喊：“双方不要开枪，不要打内战，要警惕有人设陷阱，不要中计上当！”
国民党士兵哪里听他的，他们将谭震林等分别关进了几个房间。
将计就计，智斗顽军
原来策划这起事件的竟然是原红一军团的一名连长，名叫黄镇中。此人1934年10月叛变，坐上了瑞金保安团司令的宝座。前不久，国民党特务康泽看中了他，下令将瑞金保安团改编为瑞金别动队，专门搞绑架、暗杀活动。
一起被抓的还有被张鼎丞派往南昌联络的温仰春，他在从南昌返回龙岩经过瑞金时，想在新四军瑞金办事处歇一宿再走，结果被抓。温仰春从军部领回的电台及报务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同样，李坚贞、邓振询以新四军军部联络员身份前往龙岩办事处途中，得知谭震林等被扣押，与黄镇中交涉时，也被黄镇中关押起来。
黄镇中并非想杀害谭震林及红军游击队员，而是另有所图。
三天后，张开荆被黄镇中叫到了办公室。黄镇中满脸堆笑，对他称兄道弟，一边请坐，一边倒茶递烟。张开荆十分纳闷，黄镇中到底玩的什么鬼花招？正在猜测之时，黄镇中开口了，他说：“国军有多少人马当多大官，我的人还不多，老兄，你把山上的游击队带下山改编成别动队，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张开荆这才明白黄镇中的醉翁之意，便决定将计就计，暂时答应他的要求，等自己被放出去后，再设法通知山上的游击队向南昌转移，同时报告新四军军部，设法营救被押的人。
可是，黄镇中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对张开荆早就备了一手。为了防止上当，他提出与张开荆结拜兄弟，并要举行结拜仪式。这一着让张开荆始料未及，一时想不出办法回绝他，只好说：“这恐怕不行，我在红军游击队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不习惯这一套。”
黄镇中立即拉下脸，不悦地说：“你不同意，就无法证明你是真心同意将游击队改编成别动队。”
张开荆愣住了，怎么办呢？望着眼前这个狡猾的对手，他决定先来个缓兵之计，便笑着说：“你别生气，也别太心急。这个事我会考虑，但我总要与大家商量一下吧。”他故作轻松地说，“这样吧，你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两小时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黄镇中心想，你们这些人，就像孙猴子掉进如来佛的手心里，逃是逃不掉的。于是说：“好吧，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给你，我们一言为定！”
张开荆回去后，立即将刚才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十分赞同地说：“你的计划很好，你出去后到山上，立即传达我的命令，带着游击队向龙岩转移，同时迅速派人向南昌军部报告，请他们火速派人来营救我们。”
张开荆同意了黄镇中的要求，与他杀鸡喝血，结拜兄弟。仪式一结束，他便飞快上山，向汀瑞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曾玉成、杨洪才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传达了谭震林转移的命令。曾玉成、杨洪才立即集合队伍，飞快地向龙岩转移。这时，新四军军部刚送给张鼎丞的一部电台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电台迅速向南昌军部报告了此事。
项英出马，国共交涉
因为项英随身带着电台，南昌军部将张鼎丞的报告转给刚到赣州的项英。项英立马驱车来到赣州专署，向督察专员马葆珩说了瑞金事件的经过，马葆珩露出无奈的表情，说：“瑞金别动队属第三十三旅管辖，这个旅又归南昌行营管辖。要解决此事，还得请项副军长与省主席熊式辉交涉。这事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不难，只要熊主席一句话就行了。”
项英感到马葆珩虽然没解决问题，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于是，他微笑着说：“马专员所言极是，但是，瑞金毕竟归属赣州，是你的地盘，我即使打电话给熊主席，还不是要经过你来解决吗？马专员是一方父母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你在家里打个喷嚏，赣州城也会抖一抖。还望马专员多多相助。人生短暂，积德行善，人民不会忘记你的。马专员只要举手之劳，新四军就能迅速完成改编，上前线杀敌。马专员，这样对国对民都有利的善事，必定会记录在马专员的功劳簿上，马专员，你何乐而不为呢？”
马葆珩爱听恭维话，听了项英一番话，他的心里乐滋滋的，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笑着说：“如今国共合作，消除国共矛盾，解决国共纠纷是我马某应该做的事。我愿意为贵军效劳。”说罢，他接通了赣州至南昌的电话，找到了熊式辉，如此这般地将事情的经过一说。接着，又将话筒交给了项英。项英在电话中一番客套后，严肃指出瑞金事件的恶劣影响，要求熊式辉立即释放被押人员和如数交还物资，不要影响国共合作抗日。熊式辉知道项英是共产党中央要员，名义上是新四军副军长，实为主脑人物，军部又设在南昌，因此也不敢轻视，表示要亲自饬查。此时，马葆珩也要通了瑞金县长谢寿如的电话，要他从中说情，尽早放人归物。尽管如此，项英仍不放心，他又在赣州发动各界进步人士进行声援。
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三旅和国民党瑞金县政府，在各方压力和社会舆论下，不得不在1月23日中午把谭震林、钟民、温仰春等人释放，交还电台、枪支弹药和钱物。谭震林获释后，立即率警卫人员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办理有关整编集结事宜。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压和迫害。但是以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人为代表的红军领袖，始终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坚持革命理想，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红军部队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在瑞金事件中，项英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争分夺秒地协调各部，凭个人的智勇，以灵活的处理方式和国民党军交涉，避免了“硬碰硬”的正面冲突，保全了军队，维护了党，充分显示了一个领袖的全局观和领导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