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序同
成长的摇篮
胡序同生于1923年3月13日，因与父亲农历同一天生日，故而得名。她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胡序同的伯父胡愈之和父亲胡仲持早年外出求学，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开明。胡愈之没有子女，视序同如己出。他多次对序同说：“你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意思，是男女相同。”
胡序同在家乡念完小学，来到上海。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加之在报社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序同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星期天，父亲答应下午带她到虹口公园玩。他们从公园出来，路过内山书店，恰巧遇到了鲁迅先生。父亲向序同介绍了鲁迅，序同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道一声“先生好！”鲁迅看着穿着还很土气的序同，笑眯眯地问：“刚从乡下来吧？”父亲说：“是的。”鲁迅说：“乡下的孩子好！”序同读过鲁迅的文章，听说鲁迅是位了不起的大师，今天竟然见到了他，非常高兴。
胡序同青少年时期在上海度过。在风云激荡的二三十年代，她的伯父和父亲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伯父胡愈之抗议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参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当局逮捕的进步人士“七君子”。他的秘密身份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成员。他长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从事统战工作，后来见到已是共产党员的序同，反而戏称她为胡家最早入党的“老革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4岁的胡序同，看到自家隔壁中德医院里，接纳了大批伤兵。伯父慷慨激昂地动员全家投入抗战，让序同到妇女抗敌救援会去领取棉花布料，回来由母亲为前方抗日的战士及难民做棉衣、棉被、军鞋等。
1939年，胡愈之及其兄弟从事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次，租界巡捕房来了六七个彪形大汉，搜捕胡愈之。因胡愈之闻讯转移，敌人就将胡仲持带走（后由地下党保释），并将家里翻个底朝天。巡捕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个外国人的画像质问：“这个罗宋（沪语对俄罗斯的称呼）老头是啥人？”胡序同没有被他们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嘲讽地说：“这是高尔基，你都不知道吗！”在这种时代大背景和家庭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胡序同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顺乎情理的必然选择。
走向成熟的热血女青年
胡序同上中学的时候，上海华界已经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序同原已考取当时的重点学校——江苏省上海中学（当时上海隶属江苏省）。但是，伯父让她转学去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筹建的中华女中。当时该校的校长是鲁迅夫人许广平，教职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学校里活跃着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学协”等学运组织，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全校近200名师生，就输送了40名师生到抗日根据地。
在秘密举行的入党仪式上，她面对一个装在火柴盒里的小小党旗庄严宣誓。主持仪式的介绍人问她有什么话要说。胡序同想了想说：“我有4个弟妹，今后要带领他们参加革命。”胡序同不食承诺，入党后，首先发展了自己的大妹胡德华入党。后来，大妹又发展二妹胡令升入党。最终，他们姊妹、姐弟五人都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0年9月，党组织因南方中学女党员太少，要求胡序同转学去南方中学，开展党的工作。南方中学是教育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基地，胡序同待人真诚随和、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校内女生打成一片。
一年后，胡家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胡愈之和胡仲持在上海沦陷后辗转内地、香港，甚而远赴南洋。此时，大妹德华已先期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母亲拉扯着4个孩子，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虽有地下党的接济，作为长女的序同还是自觉地在课余时间兼职做家教，挣点钱补贴家用。临近高中毕业，序同在党组织安排下，奔赴淮南抗日根据地，正式成为革命军队中的一名女兵。
经受战争洗礼的坚强战士
出操、训练、反扫荡、夜行军，在敌我反复拉锯的根据地是家常便饭。起初，来自大城市的序同不太适应。训练投掷手榴弹，她只能扔十多米。在上海，序同除了内衣、手绢之外，从没洗过衣服。到了部队后，粗布军装又硬又厚，序同就学着老乡到河里去洗衣服。生怕掉到河里，她让另一位战友按住自己的双腿，自己趴在河边洗。老乡看了，奇怪那么大的姑娘怎么那么笨。
一次，她走路踩上了牛粪，因嫌脏就随手把鞋丢弃了，结果被老乡捡走，洗净后照样穿着。事后，胡序同深感羞愧，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
在新四军二师，胡序同最初被分配到政工队集训，随后又调到政治部的组织部门做文秘干事。两年后，胡序同觉得自己应该去为抗日前线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主动要求调到女同志很少、工作又苦又累、危险性大的军工部做技术工作。二师的军工部在新四军中赫赫有名，军工人员们在军工部工务科长（后升任副部长）吴运铎的带领下不但能修理枪械，还能以简陋设备制造部队急需的枪炮弹药及平射炮等重型装备。
1945年7月，日军的汽艇在淮河活动猖獗，为防止日军从淮河上岸，罗炳辉师长命令军工部一周内试制出水雷，用以封锁淮河。当时仓库里还存有一些地雷，吴运铎便想了个办法，将这批地雷改制成水雷。吴运铎经过亲自试验后，做出大胆决定，将引信帽锯掉一半后，用石棉布和蜡、火漆等将帽口封严，防止进水，这样便改制成了水雷。锯铁帽的危险性最大，引信一发热便会引起爆炸。若不这样干，就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水雷。胡序同和俞启英接受改制的任务后，按照吴运铎的吩咐，把地雷夹在台虎钳上，一个人用钢锯锯铁帽，一个人用油壶不断地向锯口浇水，使之冷却，以防爆炸，锯下铁帽再封口。几天下来都很顺利，谁知就在任务即将完成时，一场事故发生了。
那是7月底的一个下午，胡序同在锯铁帽。当时在场的有个从分厂调来的车工徐玉才，他见序同慢慢锯，心里着急，便拿了一个榔头想把快锯断的铁帽砸下来，以节省时间和锯条。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却不慎引爆了地雷。在场的六七个人全被炸伤，徐玉才当场牺牲。
胡序同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击到身边的一张床铺底下，左耳膜被震破，落下终生残疾。两条腿被炸伤。她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她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不久便迎来了日本投降的盛大节日。那年胡序同刚满22岁。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胡序同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常有的，危险往往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但是，我并不感到后怕，相反我会比以往更加珍爱生活。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牺牲的战友未能看到抗战胜利的到来，在欢庆胜利的前夜他们倒在了战斗的岗位上。至于我自己，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也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流了一点血，虽然不是在你死我活的前方战场上。”
在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工作期间，胡序同经组织介绍结识了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郑宇洪。郑宇洪1938年参军前，曾在日本留学，写一手好字，颇有才华。他们在工作中逐步确立了恋爱关系，郑宇洪当时已符合团级干部结婚的条件，但胡序同坚持要到抗战胜利后再考虑婚事。1946年6月，在短暂的和平日子里，胡序同和郑宇洪共结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