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手段已经多种多样，我们不仅可以听收音机，看电视，而且可以利用微波、卫星，甚至计算机的网络来传递信息，人们的交流已经变得非常便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新四军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通过电台听广播的故事。
那是1943年5月，我由新四军一师师部调到苏中二分区电台工作。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与其他战友在完成正常报务工作的同时，通过电台来收听各种广播，为首长和领导机关及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这事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使用的马蹄钟因为走时不准，需要经常对时校正，而那时没有收音机，只能通过电台收听广播对时。虽然我们使用的收讯机是比较落后的，但由于报务人员调试技术熟练，加上收讯时利用高架天线，我们还是能收听到国内外的主要广播电台，而且收听效果较好。我们收听的有如下几个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信号小，不常收听），苏联莫斯科台，美国旧金山台（二战结束后改为美国之音），印度新德里台，澳大利亚澳洲台，重庆国民党中央台，南京汪伪中央台，长春伪满新京台。
1943至1944年，欧洲战场苏军、盟军大反攻节节胜利，进展神速，每天的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分区首长和机关需及时了解战况，以便正确决策和行动。但是，由于条件受限，信息传递不畅，而地委出版的《群众》报社远在黄海边，离我们数十公里，且一周一期，也无法提供及时的国际新闻和其他信息。分区机关上下都为这种信息闭塞的情况着急。由于我们电台有条件可以收听到国内外的主要广播，因此，领导决定让我们通过电台收听广播来及时了解和掌握战场情况。于是，收听广播就成了我们电台工作人员又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欧洲、太平洋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战场，因此，我们对莫斯科台、旧金山台收听较多。每天，我们都对收听到的广播信息进行筛选整理，然后将主要战况及时标注在地图（分区政治部发的油印小地图）上，呈送分区领导、机关参考，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4年底。
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各台的不同特色：
莫斯科台：信号强劲（设有远东转播台），播音员讲的是“方言普通话”，但能听懂。每天上午7：00准时播音，开始和结束时均高呼口号：“消灭德寇！”没有音乐、评论等节目，主要是播报苏德、欧洲战场的战况，而对太平洋战场的战况只字不提。（因当时苏、日之间有“互不侵犯”条约）
旧金山台：白天收不到，主要在晚上用短波收听。它的内容比较丰富，除详细报道太平洋战场战况外，苏德、欧洲战场的主要战况亦报道，还有时事评论及其他专题节目。
南京汪伪中央台：信号最强，我们主要用它对时，平时很少收听。因为它在我们心目中是汉奸台，不讲实话。
军分区司令员梅嘉生（江苏丹阳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四支队司令员，一师三旅参谋长，二十三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副团长，军委海军副司令员等职）对我们电台十分关心，也经常来电台听广播，以便亲自了解情况，还要求我们把苏德、欧洲、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标在地图上，供他参考。他经常教导我们：你们电台是要害部门，是军队的神经、耳目。指挥打仗，没有你们是不行的，你们是无名英雄。你们要好好学习，在政治思想、技术上不断提高。梅司令员平时常和我们交谈，并介绍自己的经历：我是国民党第一代坦克驾驶员，我们当时使用的坦克车都是从德国进口的，教官全是德国人，还有女教官。训练要求十分严格，一开始我们都吃不消。西安事变时，我们坦克调到洛阳，并准备进攻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施加压力，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们遂返回原地……我对国民党的腐败，专打内战、不抗日很不满意，同时亦受到了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即不辞而别回到家乡（江苏丹阳），组织游击队，抗日救国，后带着队伍参加了新四军（管文蔚部）。
一天，梅司令带地委书记张蕴来电台听广播。张蕴同志很有水平，常给我们干部作报告，大家也都很喜欢听她的报告。她来后，我们调好电台请她听。不一会，她就对梅司令叫起来了：“不行、不行，吵死了！”梅司令马上把耳机收起来说：“哎，你还不习惯啊！”时值盛夏，张蕴同志看到我们这些小鬼汗流浃背，便四处望望，自言自语道：“啊！你们很辛苦啊！”接着，她又问我们：“蚊子很多，睡觉有蚊帐吗？”我们摇摇头说没有。她转过头去轻声地对梅司令说：“梅司令，你看这些小鬼，很辛苦，晚上还要工作，睡觉没有蚊帐不行啊！”梅司令听后说：“按供给标准，营以上干部才发蚊帐。”张蕴同志轻轻地说：“特殊情况，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梅司令听了微微点了一下头。第二天，我们接到供给部通知，去领蚊帐，并说根据梅司令指示，电台报务员因工作需要，每人发一顶蚊帐。大家高兴极了，因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一顶普通蚊帐，是很高的待遇呀。这顶蚊帐陪伴我度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使我免受蚊虫叮咬之苦。6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爱兵如子的老首长们，我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暖流。（黄江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