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当年的南开学校，曾经是何等的壮观与美丽！
然而，张伯苓30多年的心血却于转瞬之中付之东流
据史料记载，1937年7月29日的黎明，架设在天津“北支驻屯军司令部”以及同文书院内的日军大炮直接对准了南开大学的校园，巍峨的木斋图书馆及其他教学设施顿时成为一片废墟；7月30日的下午，日本飞机携带九二式50千克炸弹对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进行大规模的轮番轰炸，校园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回忆：“……四架敌机在中学上空盘旋不去。忽见一架飞机，翅膀一斜，投下一颗炸弹，轰的一声，响彻云霄。刺——刺——刺，接着又是轰轰数声，啊！敌人投弹了……第一批敌机轮番投弹后，过十余分钟，第二批又来，每批三四架不等，总先在中学上空绕飞数周，后乃投弹。每一弹下，楼房左右摆动不已，如遭剧烈地震。炸弹爆炸时，又好像天崩地坼，耳为之聋！敌机更番轰炸，达十次数，投下炸弹数十枚。”
——南开大学学生慧珠回忆：“炮弹像生了眼睛一样，老是跟着我们弄‘别扭’，直向我们追逼来，一个个越逼越近……一个炮弹击中了秀山堂的楼顶，轰然一声，一团团黑烟从楼顶冲出来，熊熊的火光也跟着冒上来。在我们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渐暗淡、模糊、消失了！‘完了！’我们叹息。”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的损失当中，大学部被焚毁的教学建筑及师生宿舍共37栋，被抢劫与焚烧的中西文图书及成套的期刊杂志10余万册，化学系、物理系、算学系、电工系、生物系等系科的试验设备及仪器标本几乎被破坏一空，按照当年的货币计算，共达663万多元（法币）；中学部及小学部被炸毁的楼房共30栋，被焚烧的中外图书达5万余册，总价值为121万元（法币）……
当年的南开学校，曾经是何等的壮观与美丽！——以大学部为例，面对校门的是一条笔直向西的大中路，道路两旁，高的是依依的垂柳，矮的是苍翠的扁柏，将整齐的校园划分成南北两个部分；路的中段为一泓湖水，呈对称的哑铃状：其南侧湖塘的周围，自东向西分别是名为“丽生园”的植物园、名为“思源堂”的科学馆和名为“秀山堂”的教学楼，再往西延伸则是教师宿舍“柏树村”和女生宿舍“芝琴楼”；其北侧的湖畔，坐落着可以容纳数百人的木斋图书馆，无论是设计还是规模，均堪称全国第一流。往西走则是男生宿舍和运动场馆，其中有大操场、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棒球场、网球场以及该时尚属罕见的冰球场，可谓是应有尽有……老南开人曾经这样回忆道：“水是南开大学校园内的一大特色。整个学校不仅被支河细流所环绕，校内也是小溪纵横交错，南北通达，具有水乡风光。同学们常常雇一只小船，从校门口放舟而去，听凭自己的兴致游荡，可以到校内任何一个地方。南开的另一美景是花园和莲池。校门口传达室左右，是十数亩的桃园；图书馆、科学馆附近各有一处花园。莲池约有四五处，最大的是湖中哑铃式的南莲池和北莲池。小溪、莲池、花树、苇塘，伴着红房、水塔、平顶及圆顶的欧式建筑，整个校园宁静而又秀丽。”当年柳亚子参观之后，曾欣喜赋诗曰：“汽车飞驰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然而，仅仅才两天的时间，这座“桃源仙境界”竟变成了人间的地狱！被毁掉的不复存在了，尚未毁掉的则大摇大摆地驻进了日军第27师团的搜索队、病马厂（包括病马血清研究所）、通信队，以及装甲车编制的第二中队。——思源堂成了他们的训练室和库房，定量分析实验室成了他们的禁闭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则成了他们的厨房；校园内近万株的树木被砍伐殆尽，波光粼粼的河流和莲池被填为平地……更有甚者，原本挂在思源堂西南侧的那口由海光寺赠送的大铜钟，重达1万多斤，钟面刻有《金刚经》的全文，每逢举行毕业典礼时，均敲钟以示纪念，有多少名毕业生即鸣响多少下，洪亮的钟声远至十数里之遥，如今也被强盗们掠夺而去，并制成子弹，用来屠杀它原先的主人！
这可是张伯苓30多年来的心血啊！——他白手起家，他筚路蓝缕，他终于创下了包括大学（1919年）、中学（1904年）、女中（1923年）、小学（1928年）在内的“南开”基业，他终于树起了私立学校中首屈一指的“南开”体系。仅以其中的大学为例，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它已经拥有了3个学院、12个系科和2个研究所，堪称国内第一流的学府。天津人无不引以骄傲，且谣之曰：“天津卫三桩宝：永利、南开、大公报。”梁启超亦曾赞叹道：“假如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当今学者陈平原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然而，这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豪，却于顷刻之间化成灰烬；这全部的心血，全部的辛劳，亦于转瞬之中付之东流！
那天——即南开惨遭毁灭性破坏的那一天，张伯苓因出席庐山会议而滞留在了南京。上苍似乎怜悯他，没有让他亲眼目睹这场灾难，没有让他亲身遭受这场浩劫。但噩耗传来之时，他的心碎了，碎得几乎能够听见那一声爆裂。不知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是怎样度过那一夜的，只知第二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的却是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这是何等的坚韧，何等的悲壮！张伯苓将其称作是“南开精神”——“南开，南开，逢‘难’（南）必‘开’！”它的内涵就是百折不挠，就是至死不渝，就是后来老舍和曹禺在那首写给张伯苓的亦庄亦谐的诗歌中所称颂的：“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劲儿，/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在南开最困难的时刻，张伯苓不敢作片刻的停留，
其动力源自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
张伯苓身上的这股子劲头，这股子让侵略者“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的劲头究竟从何而来？——他自己曾这样阐述道：“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刻，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那么，作为它的动力，作为这“不敢作片刻停留”的动力又是来自于何处呢？无疑，它们来自于张伯苓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
1895年，年方19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后来他于威海卫亲眼目睹的那场耻辱令他怒火中烧：那一年，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刘公岛及其附近的岛屿和陆岸十英里的范围被迫租让给了英国。这时张伯苓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名实习生，跟随“通济舰”前去执行任务。于是他亲眼看到了，这个于甲午海战中被日本强行占据的岛屿，是如何先降下日本国旗，重新升起大清国旗的，但时隔一天之后，又是如何再降下大清国旗，改悬英国国旗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悲愤填胸，深受刺戟！”
1927年，身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亲赴东北考察，所经之处无不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他痛心之至：“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返回学校后，他立即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易名为“东北研究会”），着手进行资料的搜集与专题的研究。很快，《日本问题专号》编印出来了，《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及《Manchuria》(《满洲》)等书也编写出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经济地理》一书正式出版，并成为南开中学的必修课程。专家学者们这样评价道：“这本教材无疑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对祖国将来的建设极为重要。但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的重要神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伯苓立即于南开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当众发表了题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并于校园内挂出这样一副对联：“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不久，“天津抗日救国会”、“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张伯苓义不容辞地出任领导，并多次发表演讲，动员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力量。作为南开的校长，他更是当众宣布了这样几条规定：凡东北籍的学生，生活费一律减免，学费缓交；凡因战乱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南开一律向其敞开大门，以助完成学业。
1933年，山海关失陷，张伯苓亲笔致函沙场将士：“努力杀敌，为国争光。”以鼓励他们继续战斗的决心和意志。其后他又派遣四名师生，携带1000条毛巾、1000块肥皂、300斤糖果，奔赴前线以示慰劳。
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的数百名学生面对主席台用手旗打出了“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标语，并齐声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这些标语和歌声如利刃般刺痛了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驻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当即向担任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长的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的回答却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进一步伸向了华北，其天津的指挥部，就设在了距离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仅一箭之遥的海光寺。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只向全校的师生们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么？”“你愿意中国好么？”顿时激起了全场的一致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是！”“爱！”“愿意！”洪亮的声音在秀山堂的大厅中久久回响。
……
南开校训
今天不少的专家学者们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军队为何独独要对南开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其实它的答案已经明摆在这里了——这就是张伯苓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张伯苓的抗日救国立场，这就是张伯苓让小日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的强硬精神！作为南开中学1932级的学生，台湾研究院著名院士何炳棣曾骄傲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南开中学是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
其实，日本人早在1937年之前就开始了报复——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月余，驻扎天津的日本军队即纠集土匪、流氓、汉奸、恶霸，成立了一支“便衣队”，于城内发动暴乱，南开学校被迫停课一个多月；其后，他们又组成各种各样的“参观团”，甚至包括和尚、尼姑在内，跑到校园内肆意捣乱，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再后来，日本驻军竟以军事演习为名，径直将装甲车开到了学校的大门口，把宁静的校园当成了他们的打靶场。他们的“理由”是：南开是“抗日据点”——“只要你们取缔抗日，我们就不再来了！”……无疑，张伯苓与南开早已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1937年的7月29日与30日之所以发生那两场浩劫，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造我们的中国人。”这就是张伯苓弃戎从教的真正目的。
为了这一目的，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也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可以这样说：是爱国主义的思想铸造了张伯苓，又是张伯苓铸造了坚忍不拔的“南开精神”。——他说了：“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未能毁者，南开之精神。”他还说了：“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本人以为建立一个大学，精神难而物质易。”因此，作为“南开精神”，作为“南开精神”中的重要轴心，这便是张伯苓久已形成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而且数十年来，它们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们的血液之中，骨髓之内，它们同样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之所在，成为了他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的结症之所在。
——那是1898年，张伯苓以北洋水师学堂实习生的身份，跟随“通济舰”前去刘公岛执行任务时亲眼目睹的一幕：
我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兵身材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色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所以我自受这次极大的激刺，直到现在，还在我脑海里边很清楚的。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这就是张伯苓弃戎从教的真正目的——“改造我们的中国人”。它甚至胜过“船坚炮利”的热望，甚至胜过建设军队的理想。为了“痛矫时弊”，为了“育才救国”，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也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第一，他指出学校的教育必须将爱国主义放在第一位。
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这样回忆他们的校长：“他从南开中学时代起，经常地给学生们上大课。大课的主旨，万流归宗——‘祖国是可爱的，中国人是有出息的。我们要争气，竭尽一切力量保卫祖国，抵抗侵略。’”黄钰生所讲的“大课”，是指每周三的下午，师生们一律集合于礼堂，聆听“修身班”的课程。作为一校之长，张伯苓是当然的主讲人。综其内容，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回顾学校的发展历史——诸如亲历“国帜三易”的感受、亲睹中英士兵的刺激，以此来激励同学们奋发学习的动力；二是讲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着重于天津当地的耻辱历史，如租界范围不断扩大，殖民势力不断扩张，以此来激励同学们抗敌爱国的热情；三是坦陈当前国人的弊病——他将其总结为“愚、弱、贫、散、私”五点，并反复强调，反复剖析，以此来激励同学们自我觉醒的意识。高叔明是当年南开中学的学生，他回忆道：“每星期三张伯苓校长的训话，就是南开精神的灌输。我感觉几年来修身班的陶冶，奠定了做人的基础，开辟了处世的途径。”这样的“大课”数十年如一日，且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
这就是张伯苓办学的首要目的——“第一当知爱国。”为此他还在学校里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例如每年的5月7日，均要召开“国耻纪念会”或是举行游行；又例如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学生外出参观与考察，以求实现“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目的。那是1931年的7月，为了让身处课堂的学子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所面临的外敌入侵的危机，张伯苓通过东北海军司令长官的帮助，借“海圻号”军舰巡航港口之机，带领同学们随舰进行考察。这次旅行长达一个多月，亲历了大连、旅顺等22个口岸，返校之后同学们这样写道：“未赴旅大之前，闻日人如何力取，如何经营，但未知到如此程度。今身临其境，有切身之感受，有实地之认识。”
出于“第一当知爱国”的思考，张伯苓为南开制定出了这样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解释道：
……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作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这一校训中深刻展示出了他的办学目的与教育思想——他所说的“公”，就是爱国，就是牺牲……那是1939年的1月，早年的南开毕业生周恩来从抗战前线回到大后方，面对着重新崛起的学校，面对着恩重如山的师长，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个引导了他多年的校训。那天他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讲，而演讲的内容就是“允公允能”，就是“允公允能”在抗日战争中的深远意义：“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国家。”
第二，他指出学校的教育必须将培养“现代能力”作为主要目标。
这一思想，也正是张伯苓在校训中所提出的“能”字的内涵，也正是他多次强调的“手脑齐全”的培养方向。作为一名新型的教育家，张伯苓曾多次赴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地留学与考察，经过对比他发现了：“中国所最感缺乏者，厥为有‘现代能力’之青年。”为此他于1929年即制定出了这样的教学计划：“在学校中造成环境，使学生多得‘开辟经验’的锻炼，以养成其‘现代能力’。”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种以培养“现代能力”为目标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之下，学生们不会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不会再是夸夸其谈的“口头革命派”了。——以学生社团而论，他们培养出了卓越的政治家周恩来；以学生剧社而论，他们培养出了著名的戏剧家曹禺、金焰……有人统计，当年经周恩来组建或参与的社团就有将近10个，尤其是1914年成立的“敬业乐群会”，会员竟发展到了300多人。再以演剧为例，张伯苓可谓中国话剧第一人，早在1909年他就于校园内大力提倡新兴话剧，并自编自导，与师生同台演出；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其影响之大，就连清华学校的师生也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观看演出。
那是战争爆发以后，南开与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不曾想就在这一拥有着几千学生的庞大校园内，南开人身上的这一特点还是那么显著。一位当年的在校生这样写道：“从南开来的学生，总体上看，喜欢课外活动，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了一个或几个南开人，就会热闹起来，组织起来，搞起了为自身服务或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集体活动。例如学习活动、文娱活动、体育活动、福利活动等。其中，来自南开的学生表现出了优良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精神和服务精神，起着组织骨干的作用。南开人在品格上，一般表现豁达、豪放、团结、合作、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不自外于人，工作能力强，有非常好的素质表现，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戴。”——无疑，这正是张伯苓平素所强调的培养“现代能力”的结果。
第三，他指出学校的教育必须以严格的要求作为保证。
张伯苓要培养的是“允公允能”的学生，是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仅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的口号，更亲自制定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与考核标准。
以德育为例，他指出这是“万事之本”。为此，他要求学生在道德品行方面必须具备五种“善行”——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为了从日常做起，从点滴做起，他甚至对仪表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便是书写于镜面上、悬挂于要道旁的《四十字镜箴》，他将其视之为“吾校学生之气质”：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张伯苓出身于军校，他的严格亦如同军校中教官对待学员一样。他说过：“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更说过：“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为此，他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条例——“苓鉴于民族精神颓废，个人习惯不良，欲力矫此弊，乃将饮酒、赌博、冶游、吸烟、早婚等事，悬为厉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
再以体育为例，张伯苓的重视与严格，同样是众人皆知的。他说过：“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更说过：“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校长。”远在上世纪的20年代，当南开的在校生不过千余名时，校园内就已具有了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个机械场以及2个带400米跑道的运动场，这在全国来说实可谓凤毛麟角。除了这些“硬件”之外，张伯苓更对全校学生颁布了严格的考核标准。不及格者，通知家长；缺考者，以不及格论处。
1935年，张伯苓与参加国际足球比赛的运动员合影
张伯苓于办学当中的严格是远近闻名的。不论是谁，只要违犯了校规，均得“悬牌记过”。后来，为了有利于学生改正错误，更易为“宣布其姓名于预备室，用以养其廉耻”。再后来，又进一步修改为：“凡遇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招往诘问，如能自认其过，且立志痛改，则予以竹签一，书其事于上，名曰‘立志改过签’，使随身携带，坐卧不离，以资警励。俟迁善后将签取消，复为无过。”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长远目的的——艰能砺志，苦能养德；他就是要以如此的严厉来砥砺他的学生，来锤炼他的后辈。
吴敬琏是1944年进入重庆南开中学的，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直至战争期间张伯苓依然是一如既往地严格于他的学生：“初中部（男生）一年级五个班，二年级四个班，到三年级只剩三个班。一年‘刷’（淘汰）掉一个班。一般而言，两门课不及格就要被‘刷’。而品行或体育只要一门不及格，就会被‘刷’。我自己在一年级上学期，就差一点因为体育没有‘达标’而被‘刷’，后来靠其他功课成绩优良和承诺每天晚自习后跑800米才被允许升班续读。”
——这是一个发生在抗战爆发后的故事：南开与北大、清华一起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该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艰苦，以住宿而论，地面潮湿不堪，屋顶到处漏雨。北大校长蒋梦麟叹息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让他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张伯苓则截然相反曰：“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一定要他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不仅如此，他还在学生中成立了军训总队，下辖五个男生中队、一个女生中队，自己亲任队长，进行强化管理和严格训练。这无疑为后来的长途行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还是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故事：由于长沙的形势日益紧张，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向昆明撤退。行军路上，南开的负责人向自己的学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如果是南开的同学与南开的同学之间闹不团结，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是南开的同学与北大、清华的同学闹不团结，加倍惩罚！”
……
这就是南开的教育！这就是张伯苓的追求！据说当年在天津，只要是南开的学生，哪怕不戴校徽，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具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一种坚韧不拔的气概。它的内涵就是爱国的思想，就是扎实的本领，就是严于律己的人格与风范。这，也就是“南开精神”，令小鬼子“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的精神！
——无怪乎，在陕北的窑洞里，周恩来要对一位来自天津的记者说出这样的话：“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育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也无怪乎，张伯苓要面对世人道出自己的“担忧”：“在平津陷落以前，华北学生之爱国运动，大半由我南开学生所领导，因此深遭日人之嫉恨。此后我南开津校之惨遭炸毁，此殆其一因。”
“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
这就是张伯苓的气魄。“南开精神”是炸不垮的
就这样，南开被炸毁了！被那些因为它的存在而“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的日本侵略者炸毁了！然而仅仅才过了五个月，张伯苓却面对着广大的校友发表了这样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
（敌人）愈是想方设法去毁，而我们愈往上长进，如同以斧伐树枝，愈伐而后愈长得茂盛，也就是这个道理。南开学校是这样，校友事业更是这样，他愈想毁灭我们，我们愈向上长进。
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充满了骄傲，因为早有“先见之明”的他，一年之前就为南开寻找到了新的“根据地”。——“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时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这是他于1935年的冬天在前往重庆的轮船上写下的诗。
不久，在重庆郊区沙坪坝，一所名为“南渝中学”（取南开在渝设校之意）的校舍破土动工了。他将自豪写在了脸上：“……京、沪沦陷，各校仓促迁川，痛苦万状。佥以南开学校于战前早有准备，树立基础，深为称羡。一致誉苓眼光远大，有先见之明。其实华北之岌岌可危，暴日之必然蠢动，举国皆知。不过苓认识日本较切，而南开校址又接近日本兵营。倘有变，津校之必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准备，及时行动耳！”那天，他将特意带去的菊花种子播撒在新的校园内，且名之为“南开菊”。众人欢呼道：“南开的菊花开放到南渝了！”——是啊，不多久经济研究所也恢复起来了，临时小学也成立起来了，再加上已经合并于西南联大的大学部，南开的基业、南开的体系又在巴山蜀水之间重新崛起了！
它，还是当年的那个南开——学校里各种社团依然活跃，各种比赛依然火热；运动场上依旧是你追我赶，排练厅里依旧是各显其能；就连那个“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也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所不同的是，它们栽种在了地上——用数百平方米的灌木组成字体，栽种在了校园的土坡之上；再有一个不同，就是运动会的名称，它被易名为“七二八体育会”——这天是南开的校难，凡是南开的学子谁也忘不了它！
……然而，重庆的南开，依然没能逃脱敌人的魔爪——头上不断有敌机的轰炸，但警报解除后，同学们立即井然有序地跨入教室上课；校园内到处有被炸毁的房屋，但“三友路”上，松竹梅却依旧在傲雪凌霜！
抗战之前一流的大学不在少数，但是能够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似乎并不是这所私立的南开——时人曾有谣曰：“北大官气，清华洋气，南开土气。”——但是为何最终竟独独是它与这两所顶尖的学府合并为西南联大？为何竟独独是它拥有了这样的令人艳羡的殊荣？答案自然有多种，但南开的精神，张伯苓的不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令南开获得了永生！
请看，这就是张伯苓的气魄——说这段话时，距离抗战胜利还有一年：
将来全国复员时，苓誓为南开复校，地点仍在天津，大学必设八里台，科系须增加；中学仍在旧址，力求设备充实；在北平及长春两地，并拟各设中学一所；至重庆南开，则仍继续办理。
……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今后更当精诚团结，淬厉奋发，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
——张伯苓是炸不垮的！“南开精神”是炸不垮的！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