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城
彭城，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彭康之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彭康转战大江南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宣传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康又先后担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上海的交通大学校长以及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由于种种原因，对彭康的宣传一直都很少。本刊记者采访了彭城，想请他谈一谈父亲彭康。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彭城看上去平凡却又特殊的人生经历。
幼年寄养老乡家 童年学会躲飞机
1939年10月3日，安徽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郑位三、彭康、张劲夫三家共住的一间小庙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紧张严肃的气氛，一个崭新的小生命诞生了。这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彭城。
38岁的彭康望着妻子王连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内心充满了喜悦，但是他也明白，此时战火纷飞，危机四伏，部队随时都有转移的可能，带着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是非常危险的。夫妻俩商量了半天，一咬牙，一狠心，决定把小彭城送到老乡家寄养。
小彭城是幸运的，在他将近5岁的时候，父母找到了他，并把他带回了部队。很多像他这种情况的孩子再也没能找回来，有的因为老乡家经济困难饿死冻死，有的被敌人知道是新四军的后代而惨遭杀害，有的不知生死失踪了。彭城还有个比他小一两岁的弟弟，当时也被送到老乡家寄养，结果就没能找回来。
被接回部队之后，彭城便跟着淮南干部子弟学校行军转移。这所学校最重要的职责并不是教这些孩子们文化知识，而是要让他们活下去！刚被从老乡家里接回来的彭城，学习的第一项技能就是如何行军转移。有时，部队正在行军，突然空中传来了敌军飞机的轰鸣声，这帮孩子们还得学着如何躲避飞机的侦查和轰炸。后来，新四军北撤的时候，这所学校就被编为黄河大队的三大队。有了部队编制，这帮孩子等于入伍了。
1947年，彭城来到大连，母亲在此之前已经早一步来到大连治病，父亲彭康仍在华东局并兼任渤海区党委的工作，于是母子俩就住在医院里。这时，彭城上了小学，真正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在以医院为家走读了半年之后，彭城便过上了长期的集体生活，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其实，彭城与父亲彭康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然而父亲对他的关爱却令人难忘。
1947年彭城跟随机关家属北撤，当时父亲正在开会，压根儿不知道这事。等到会开完之后，突然发现失去了彭城的消息，心急如焚，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找。当得知彭城已经安全地到达烟台，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后来还是别人告诉彭城，你父亲找你找得急死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当时彭康正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代表团在苏联、东欧各国进行高等教育考察，特地托回北京的朋友带来一条苏联的红领巾，送给此时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的彭城，以示鼓励。现在看来，意义颇深。
中学劳累到休学 大学入党成标兵
辗转大连、济南、北京三地的保育（育才）小学，读完小学课程之后，1954年彭城以榜上首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101中学。在北京101中学读了三年半之后，彭城又转入了上海中学继续学习。196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你没有任何特殊！如果有特殊，就是应该学习得更好！”
父亲的话，一直深深地印在彭城的心里，他也用自身的行动做到了这一点。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彭城的表现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标兵”。
在上海中学读高中期间，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彭城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那时，学生干部的负担是很重的，不仅包括学习成绩要优异，还要参加劳动、做社会工作等等。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彭城，经常跟老师一样到同学家中进行家访，家在上海的同学，彭城基本上都跑过。
表现过于出色的彭城终于累倒了。那是1959年彭城20岁那年，早上起来排队准备进入盥洗室的彭城，突然间眼前一黑，晕倒在地。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大伙抬到了床上。检查之后，医生说是劳累过度，要求他休学一年。等到一年后恢复学习的时候，彭城发现数学三角函数这块内容，同班的同学都已经学过了，而自己以前一点儿都没学过，只能靠自学。
这次意外给彭城带来的影响不光是在学习方面，更重要的是把他的入党问题耽误了。正常情况，1959年彭城便可以在高中入党了。然而突如其来的休学，等他回到学校之后，团委书记找到他，说：你离开组织一年，我们要继续考察你，争取在你离开学校之前把入党问题解决。信心十足的彭城毫不犹豫地说道：“看我表现吧！”谁知一年后，党内进行整顿，基本上停止发展党员。学校党委对他说，你的入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啦，只能把我们的意见介绍给你大学的党组织。后来到了上海交大，又得经过新的党组织的考查，这样直到1964年彭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大学生入党是很不容易的，其要求是又“红”又“专”。彭城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被评为当时全校的8名标兵之一，他的入党可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这同他是交通大学老校长彭康的儿子的“特殊身份”毫无关系，很多人压根儿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据彭城回忆，当时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特殊”这个概念，以至于后来这些事情被大家知道后，很多干部子女都过来向他讨教“如何避免特殊化”的办法。
“文革”期间遭牵连 楷模成了“狗崽子”
1966年，身为学校标兵的彭城即将面临毕业分配，英雄少年，风华正茂，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就在这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十年浩劫，多少革命前辈、领导干部和英雄模范惨遭迫害，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彭康也未能幸免。从1966年起，彭康遭到连续不断的“斗争”，终于在1968年3月28日倒下了。
灾难接踵而至，受父亲去世的打击，母亲又突发脑溢血瘫痪12年，1984年成植物人，后于1992年离世。
父亲一出“问题”，身为儿子的彭城也一下子从人人学习的楷模变成了“狗崽子”，从万丈高楼落进了十八层地狱。后来“抢档案”的时候，有人发现彭城是属于后备干部梯队的，就又给他加了一个罪名——“修正主义苗子”。两项“罪名”在身，要求他在全校大会检讨。后来，学校请示到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那儿，陈丕显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他的表现大家还是知道的嘛！多亏了陈丕显的这番话，彭城这才避免了被批斗的厄运。
虽然批斗免了，但是压在彭城身上的两项“罪名”无法脱掉。这次打击对于彭城来说是巨大的，原本是标兵，人人都要向他学习，现在即便是出去吃个早点，都会有人在面前指指戳戳，说你是“狗崽子”，是“修正主义苗子”。
1966年8月30日，彭城跟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北京，住在当时的钢铁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因为第二天就是毛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当年，对于一名学生来说，能够见到毛主席是件梦寐以求的事情。每个学生在哪儿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谁知到了晚上，交大某系党总支副书记找到彭城说：“彭城，你今晚就回上海吧，我们刚才研究过，觉得你还是不合适，你到门口看看。”听了这番话，彭城飞一般地跑向钢铁学院门口，只见门口地上贴着的纸上赫然写着“××狗崽子××滚回去”几个大字！就这样，彭城登上了夜里回上海的火车，冷冷清清的车厢，孤零零的身影，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想不通！
德智体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彭城，于1968年被分配到了位于大西北的解放军炮兵第十五师农场。
1969年，彭城在解放军炮兵第十五师农场
二三月份“跳”黄河 年逾四旬终平反
满腔热血、踌躇满志的彭城，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身来到了甘肃靖远，开始了他的农场生涯，种地，过战士生活。此时，父亲彭康已经不幸去世了。然而悲伤与不平并没有把彭城打垮，他下定决心，不管是在任何岗位，都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革命者的后代也要有革命者的拼搏精神！
1969年二三月份，农场要求在开春之前挖好渠道，铺上水泥板，引来黄河水。这正是甘肃地区的冬季，黄河水面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彭城和其他同志要把冰刨开，跳下去作业。温度低，风又大，实在太冷了，怎么办？于是每次跳下去之前，都要喝上几口烈酒，暖暖身子。以前从来不会喝酒的彭城，正是在这个时候学会了喝酒。中午歇息的时候，彭城便躺在河滩上晒太阳，二三月份的大冷天，什么都顾不上，光膀子，光脑袋，晒得全身黑不溜秋的。
彭城在炮十五师农场干了将近两年之后，1970年被分配到冶金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第二安装工程公司弱电部，开始了他的工人生涯。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技工要当壮工用。”彭城他们这帮技工，做的基本都是一些体力活，如挖壕沟、埋电线杆、安装升降机等等。晚上，彭城睡在厨房里，冬天厨房里没有暖气，被褥又少，感到特别的冷。这时，彭城想到一个办法，他把一盏大灯泡放在床板下面，这样便能稍微暖和一点了。
1972年，彭城应征入伍，两年的工人生涯宣告结束。入伍后，他先是搞了一阵子科研，之后便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宣传、组织、老干部管理、纪律检查、政治委员等等政工岗位，他都干过。1987年底，彭城来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担任纪委副书记及系政治委员，开始了又一段新的生涯。
彭城刚到武警学院的时候，听到这么一种说法：“防火、防盗、防纪检。”他自己对纪检工作也是一知半解，于是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党的、军队的所有有关纪检的材料全都找来看。看完以后，彭城心想，纪检工作是做好事的，怎么被群众看成是要防备的了？要想扭转大家的看法，就得先解决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们的认识问题。于是，彭城就向政治部要求干部培训当中再加一个内容，就是讲讲纪检工作的性质、任务、内容。在充分准备之后，彭城亲自授课，经过培训后的支部书记和纪检委员又向广大党员进行宣传，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让大家都明白，党的纪检工作是一个教育预防、避免错误的工作，是一个制止小错、避免大错的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个道理讲通了以后，整个舆论都改变了过来，大家对纪检工作又有了新的评价。
丧父之痛，瘫母之伤，都没击倒彭城，他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走在不断进取的道路上。
从1984年组织上给彭城平反，到他1994年退休，用彭城自己的话来讲，“真正痛痛快快地工作，就是这么10年”。从平反时的副团级别，到1992年被提为正师级别，8年的时间，彭城踏踏实实地跨了三个台阶，速度不快但很扎实，因为这一切都是靠着自己耐着性子打拼出来的，甚至他所在的单位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投身研究新四军 开拓改革促发展
退休后的彭城，也没有就此闲着。一种有生俱来的新四军情愫，牵引着他于1998年加入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开始了他的新四军研究生涯。这一晃已经10年过去了。
当年，彭城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加之父亲彭康一贯低调，极少谈论自己的过去，彭城对父亲的历史了解得并不多。在近10年当中，彭城把他一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沿用到了研究工作当中，读了不少有关父亲的书籍，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足迹也遍布大江南北，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关的线索。彭城感慨道：“我很感谢老同志将我领进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通过研究会的工作，我真实地了解了那段历史，也包括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并且从老一辈身上学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关于新四军研究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彭城有着自己的思考。
他认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性。首先是政治性，表现为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同时认为新四军的十年历史是光荣的、正确的、辉煌的；其次是学术性，鼓励研究者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讨论甚至争论，广开言路；第三是开放性，主动、广泛联系和吸收北京地区有志于从事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的人士、专家参与工作，特别是与在京中央及军队的相关研究机构主动合作，争取开展与国际上热衷于这段历史研究的机构与人士的交流。
但是，较之全国其他新四军研究会，由于北京并非当年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因而给北京研究会造成先天不足：一是会员构成缺少市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和大专院校的教授，二是缺少市委在经费上的支持。可是北京又有优势，这里有众多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可惜还没有更主动地联系与合作。
北京研究会是老同志发起组织起来的，他们发扬传统，无私奉献，在收集史料、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方面为继承革命精神、宣扬革命风范作出突出成绩，并给下一代以深刻教育。通过老少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已经为北京研究会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组织的性质不是老战友会，也不是一般意义的联谊会，而是研究会，撰写回忆、纪念文章也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多地掌握史料，比较敌友我和国内外的情况，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使历史的评价趋向准确。这是件很难的、很有必要的、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几千年来，历史都是由后人写的，这可以算是规律吧！
总之，面对社会上存在的对中国人民革命必要性的怀疑、对革命战争正义性的怀疑、对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等各种思潮，研究会是应该继续办下去的。老同志是研究会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尊敬与保护，尽量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同时，按照十七大的精神和社管办的文件要求，70岁以下的下一代应该承担起第一线工作的责任，坚守并扩大这块阵地。
如何解决必要的运转资金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八年前，彭城建议并主持起草了关于发动会员筹资的规定，但由于认识不一致，文件的力度不够，因而没有效果；五年前，根据社管办的通知，彭城主动请缨筹组“新四军研究基金”，未获同意；此后，根据200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彭城带头以自然人身份发起，在研究会内部组织认养树莓，建设“北京新四军长城林”。现在延庆500亩基地树莓长势喜人，今年被北京奥组委确定为特供园，不仅宣传了新四军，扩大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影响，而且增进了会员之间的友谊，同时认养人年年有收益，认养人数多、金额大的军部分会也由此解决了会费。这种“自力更生求发展”的理念也许值得全国新四军研究会坐下来一起研究探讨。
时光飞逝，当年那个被送到老乡家寄养的娃娃，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从老乡家到部队，从标兵到“狗崽子”，从农场到工厂，从地方到军队，从历史的经历者到历史的研究者，彭城用他69年的经历告诉人们，再平静的水面也有波澜壮阔的时刻，再平凡的人生也有五彩斑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