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等人在安徽（1958年）
后排左起：黄岩、谭政、曾希圣、贺龙、桂林栖
前排左起：余叔、薛明、王长德
曾晓东是曾希圣、余叔夫妇的长女，在总政工作，授少将衔。
晓东很忙，常在南方。得知她将返京数日处理事务，我们随即赴京采访。
虽说只是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况且也没让她有准备的时间，可她绘声绘色，侃侃而谈，把许多沉重的话题，演绎得轻松幽默，给人沉思与启迪的空间。她爽朗的性格和演说的技巧，让采访者由衷地佩服。她讲述父亲曾希圣的许多故事，笔者也是闻所未闻。
1931年11月，曾希圣奉中央命令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就挑起了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重担，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侦察工作主要依靠侦察员的胆识与智慧，但因侦察手段所限，敌方的重要活动，重大决策，难以侦知，曾希圣十分着急。情急之中，还真生出智来。一天他终于回忆起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有位校友说起“空中截获”情报一事。遂向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情报部门，开展密码破译工作。这一建议，得到中央肯定。1932年初，中央军委设立情报局，因其在总参下设部门中排序第二，又称军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长。周恩来后来一直称他是中共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这一年，他不仅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还先后破译了国民党的两个密码本。此后，国民党军特聘外国密码专家编制新的密码“特别本”、“猛密”本等。可是使用不久，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就又将其破译。
破敌密码 挽救红军立奇功
1933年春，在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曾希圣和二局破译了侦听范围内出现的敌军所有密码电报，而且还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师李默庵师长用密码发给他在上海的夫人顾林的一首诗。1936年12月，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时，见到这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李默庵时，称赞李的诗写得好，并随口吟出他给夫人顾林的诗，刚吟首句，李很疑惑，吟至尾联“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时，李默庵大为惊讶。三年前的这首诗从未示人，又是用密码发往时在上海的夫人的，周恩来何以得知？周恩来实言相告，红军破译了你们的密码电报，李默庵听后大惊失色。在国民党人眼里，红军只是一帮农民、乌合之众，既无电报拍发装置，又无无线电方面人才，此时得此信息，故而惊诧不已。李默庵心中暗想：与这样的对手作战，焉能不败？当然，曾希圣情报局长的身份，终究是瞒不住的。红军长征后，曾希圣与二局部分人员随总部首长朱德、周恩来等行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破译了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等根据二局获悉的敌情，选择突围的路线，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作战和牺牲。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一度将重新陷入敌军的四面围攻之中，大家苦于难以摆脱当前险境时，曾希圣提出一计妙策。这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敌军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正向红军猛追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这一着，符合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特点和弱点，有成功的把握。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大加赞赏，当即令其拟电拍发。此电发出后，曾希圣指示二局，专门注意敌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动态，发现周、吴两部果然按“假蒋”之令行动，红军终于避免了一场严重的血战，成功转移。此举之后，蒋介石发现红军似有进攻贵阳之势，急令周、吴等部火速往贵阳保驾。此令与“假蒋”令行动方向大致相同。对红军的假电令，不仅周、吴未知其假，蒋介石也一直不知曾经有此“假蒋”电。
曾希圣献计假蒋电令一事，属高层机密，一直不为人知，曾希圣也未对家人说过。1967年曾希圣病重期间，原任军委二局副局长的宋裕和在看望曾希圣时，才对曾夫人余叔同志说：“老曾了不起，四渡赤水时，出妙策，立奇功，得到过中央嘉奖。”长征时曾任军委一局局长的郭化若，也在1973年对余叔说过这件事。刘伯承说过：“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人”。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谈起长征时，曾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可见，曾希圣主持的破译工作在毛泽东等领导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了。
曾希圣在红军时期就开始做情报工作，1931年12月起，到抗战初期的1938年12月，一直担任军委二局“情报”局长。
曾晓东是长大之后，才逐渐知道父亲的革命生涯的，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因为父亲的工作成效，一直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赞赏，毛主席特别器重我父亲。抗日战争开始后，父亲一直想到作战部队去。1938年12月，毛主席最终同意他调离情报局，因为父亲早已培养了接班的同志，他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成立，书记周恩来又向中央建议，把他调到南方局军事组，加强南方局的情报工作。2月，曾希圣秘密抵达重庆曾家岩50号。”看得出，晓东对父亲的这些经历，已经非常熟悉了。
不久，曾希圣将情报工作打进了戴笠主管的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发展了中共党员，并在共产党员张露萍从延安到达重庆后，成立了中共军统电台秘密支部，又建立了秘密联络点。此后，国民党重要情报便不断从这个联络点传送到中共中央。情报连连泄密，国民党开始警觉。九十月间，由于意外情况发生，而且处置经验又不足，秘密联络点遭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嗅出中共一定有重要的“神秘人物”在重庆活动。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蒋介石曾派考察团到延安，特意要看看屡屡破获他们重要情报的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和二局那位“中共神秘人物”、情报专家。此时，他们怀疑中共情报专家曾希圣可能已在重庆。于是，派出特务蹲守、监视、探听。直至直接找到周恩来当面询问：“你们不是大讲国共合作吗？怎么把你们的特务头子也带到重庆来了？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吗？”周恩来对此当然不予理睬，但事后便与叶剑英商量，让曾希圣在周公馆不要露面，不给国民党以口实。不久，便让曾化装成警卫人员择机离开了周公馆，暂避在八路军红岩办事处。
曾希圣（中）与军委二局的战友在延安（1936年）
由于曾希圣在重庆已经暴露身份，而华中新四军正需要充实干部，周恩来与叶剑英慎重商讨考虑，并请示中央后决定将他转移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恰好此时在重庆的叶挺军长将动身回军部，周恩来遂将曾希圣的情况和工作安排，介绍给了叶挺和专程来接叶挺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1940年7月9日，曾希圣与叶挺、袁国平以及经济学家钱俊瑞、音乐家任光等人一起离开重庆，7月底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听妈妈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要爸爸把打散的部队收编起来，这些部队后来组建成了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伯伯任师长，我爸爸担任政委。张由于其他工作原因一直没有到位，所以那时爸爸就成了七师的军政一把手。”晓东说，“这次爸爸实现了直接带兵打仗，打击日本鬼子的愿望。”
屡次“犯上” 身正心正路子正
曾晓东讲述的故事，有许多精彩片断：
大约1990年，我在总部因有事想见李先念叔叔，就先发了一封信给他：“李叔叔，我有事要见您……”第二天上午，他的秘书就来电话了，说“李主席说：你要有时间，今天下午就来。”我真的很高兴，下午早早地就到他的秘书室等候。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好像李主席没有睡午觉。”我轻轻推开门，李先念端坐在办公桌前的大靠椅上，果然没有午休。我轻声叫了一声：“李叔叔，您好！”“你来了！快坐！”他高兴地站了起来。“没想到李叔叔坐在里面等我，我一直在外面等，没敢打扰您。”说着我就在李叔叔办公桌右侧椅子上坐下了。
“知道东东要来，我就没睡午觉。我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找你们家的孩子呀！”看出来，他很兴奋，可见他与我爸爸的感情是很深的。
“你父亲同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是一个能成就事业的人。”听李叔叔这样夸奖我爸爸，心里真的很高兴，很自豪。
“你看吧，红军时期，他第一个搞情报局，了不得呀。
“抗战时，你爸爸七师在皖江地区，皖江第一个银行大江银行，就是他办的。
“建国以后，你爸爸在安徽，又是第一个搞责任田的人。你爸爸就是走得不顺呀，他的有些观点，有些‘犯上’了。”
我对李叔叔说‘犯上’的含义心里是很清楚的，父亲为了工作上的事敢于跟比自己地位高得多的争论，甚至拍桌子。显然，李叔叔对我爸爸曾经做过的工作，非常地肯定，对他的经历，又有同情与惋惜之意。
其实，我爸爸的“犯上”真的是有些“历史”了。我们子女成年以后，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一些爸爸的往事。爸爸去世前两年，偶尔也说点自己的故事。知道爸爸更多的经历，已经是“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了。
红军时期，爸爸的情报部门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情报部门全天候24小时的正常工作，当时最紧张的物资——煤油，是不可短缺的。煤油除了缴获来的，就是国统区地下党搞来的，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购买，冒着艰险运输来的。我爸爸当时对煤油的使用管得很严，强调节约，那真是惜油如金啊。
新四军七师部分领导干部在陶庄。右起：曾希圣怀抱晓东、熊应堂、林维先、李步新
有一次，爸爸让局里一位同志到后勤部门去领煤油。刘少奇当时分管后勤工作，就对那位同志说：“为什么你们领那么多煤油？全军就这么些煤油，你们二局用的最多。”就没给领。我爸爸听说这个情况，很着急，领煤油是为了发动机器，为了收听敌方电报，没有煤油怎么行？于是亲自跑到刘少奇那里去交涉，由于话不投机，双方争论起来。我父亲后来拍了桌子说：“我领这些煤油干什么？不是喝，是为了工作！”说完这句话，转身出门就走了。刘少奇一看，这么大脾气，又拍桌子又发火，这还得了，非常生气。后来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协调，煤油最终还是发给了二局。长征中所有的领导都非常关心二局的工作，在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除了把自己的马给二局使用，还亲自嘱咐要保证二局的供应。周恩来、朱德经常到二局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这大概是爸爸在革命队伍里的第一次“犯上”。
红军时期，爸爸还有一次“犯上”行为。从五次反“围剿”到红军长征中，爸爸的军委二局整天忙着破译敌方密电，一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的是让军委领导同志及时掌握敌情。军委领导也迫切需要知道敌情的变化和动向，好及时统筹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所以，当二局正在紧张地工作时，他们也经常焦急地等在一旁，等候着破译出来的敌情。有一次，因几天以来敌情一直很严重，破译工作也是争分夺秒，大家非常着急，红军总司令朱德伯伯干脆就等在他们的破译室里。一会儿轻轻地问一声：“出来了吗？”没有回答。再过一会儿，又问一声：“出来了没有？”仍然没有回答。此时，周围寂静无声，只有爸爸和二局同志的思绪，在刚抄收的敌方电报密码中遨游。着急的朱德伯伯，又轻声地问了一句：“还是没有出来？”我爸一听，“啪”地一声，巴掌拍在桌面上，把周围同志都吓了一跳，“咳！你这样催，还叫我们怎么工作？你还是出去等吧！”朱总司令理解地点点头，微微地摆着双手，小声地说：“我出去，我出去，我在外面等。”边说边退出了破译室。朱老总就这样等在寒冷的屋外，一直到电文破译出来。
我第一次听说爸爸的这段经历时，就觉得爸爸怎么这么横呀！朱德伯伯不仅是你的顶头上司，而且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哪能这么对待他呢？其实，这就是爸爸的性格。对待工作，一向认真，非常执着。他在工作状态中，谁都不能干扰他。他拍桌子训斥人的时候，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对方是一位首长的概念。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事后是非常后悔的，他平时非常敬重朱总司令，他找朱老总道了歉，朱老总也根本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他与父亲的关系仍然非常亲密。我母亲后来说，多少年了，每当一提起这件事，父亲总是很内疚。
爸爸的“犯上”，大多能得到领导同志的理解和谅解。因为他们太了解爸爸了，爸爸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爸爸的品行、人格，爸爸的为人处事，都受到同志们的敬重，爸爸是一个没有私心的革命者。
主政安徽 率先推行责任制
然而，李先念叔叔说的爸爸“犯上”那件搞责任田的事，就不一样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爸爸在安徽省任省委书记，为了使农村、农民能够早日摆脱贫困、能够吃得饱，1961年3月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向主席提出搞分田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就是责任田。毛主席当时说可以试一试，能增产就是件大事，出了问题就检讨嘛，我们俩各负一半的责任。所以，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首先在安徽农村搞起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当时就叫责任田，并且很快就从实验范围扩大到安徽80%的地区。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由于实行了责任田，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安徽的农业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粮食增产，农民得到了实惠。1961年12月，毛主席把父亲叫到无锡汇报工作，他对父亲说，现在生产恢复了，责任田是不是不要搞了。父亲对主席说，农民刚刚尝到一些甜头，生产局面也刚刚好转，还是再让我们搞下去吧。毛主席没有表态，但显然是不同意再搞下去的。父亲回来后并没有停止责任田的推广，而是继续推广和完善责任田，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受批判离开安徽。父亲走后，责任田在安徽被纠正。
对责任田中央很多领导是赞成的，并且希望大力推广的，如邓子恢等一些领导同志。不过，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在七千人大会安徽组的会上，刘少奇说父亲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爸爸在揭发批判他的会上，两次检查了自己在安徽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但他对农业“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仍有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
爸爸是抱着为安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的愿望去工作的，没想到他的这次“犯上”之举，还是惹得“龙颜大怒”。其实正是推行了责任田，安徽的农业生产才恢复得这么快，困难局面才得到了控制，中央的一些领导还亲自或派人到安徽考察，大多数的结论都是赞成的。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对爸爸的处理。这次“犯上”，爸爸被中央免去了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
好在历史总是在进步发展的，15年后的1978年秋季，安徽农民又想起了当年的责任田，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安徽时专门谈到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我这次来安徽是来还债的。”他还称赞道：“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历史最终证明，父亲的“犯上”，不为自己，他身子正，心术正，路子也走得正。
求实好学 心中永远的偶像
当我问起“你爸爸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影响”时，晓东很幽默地说：“小时候，其实我并不很佩服爸爸。”
接着，她给我们讲了一些相关的往事：
我小时候认为，老革命应该是那种威风凛凛，潇洒飘逸的形象，可爸爸不是。
读小学时，有同学的家长到学校做报告，讲到红军长征，吃草根吃皮带。我就很佩服。
我回家就问爸爸：“你参加过长征吗？”“是的。”“你吃过皮带草根吗？”“吃过，皮带煮了，吃起来还是蛮香的。”我这时就很欣慰：我的爸爸也参加过长征，也吃过草根皮带。
“你受过伤吗？”“没有。”我又不佩服了，打仗怎么会不受伤呢？我觉得，爸爸作为军人，总得有个伤疤给我看看。他没有，我就不那么佩服他。
有一次，我的同学说：“晓东，你知道吗？毛主席有次负伤，你爸爸背过毛主席。”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爸爸是从事破译情报密码工作的。
我后来就又问爸爸：“你是不是背过毛主席？”爸爸笑了：“你看我这个样子，能背得动他吗？”好像这个英雄也不是他。所以，小时候我并不佩服他。
爸爸是个特别忙的人，好像总是在工作，小的时候，与他见面也很难。他特别爱动脑筋，走路时都在思考。
我们小时候，好与爸爸闹，知道爸爸回家了，就躲在门后面，当他进门时，突然“哇！哇！”地大叫，想吓他一跳。可总是吓不着他。因为他总是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对我们的喊叫无动于衷，好像根本没听见，他的思考太投入了。有一回，我终于吓着他了，他生气地说：“你干什么呀？”我这才知道，当他没思考问题时，也是会被吓着的。
曾晓东（中）与本文作者刘顺发（左）及特约记者黄进琪（右）合影
爸爸是个好学的人，爸爸被罢官后，我家搬到了上海，一位高中同学到我家来玩，就这么一次，却改变了他对老革命的看法。那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一些同学到我家来玩，有位同学和我爸爸聊起了天。爸爸问：“今天考哪一门呀？难不难？”我同学说：“考化学，总体不太难，最后有道选择题，算是有些难度的题。”爸爸听完题，就拿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来画去，过了一会儿，“唉，你看，这样解题”，他把式子列了出来，“是不是就得出答案来了？”同学看了爸爸的解题方法，大吃一惊，化学他也懂呀？这位同学成绩很好，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很多年后他对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爸爸，也改变了对老干部的看法。老干部也不光只会打仗，高深的学问他们也懂得。其实，我知道爸爸对许多学科都很钻研，很有造诣。
他还喜欢邀请科学家到家里来做客，农业专家、化学专家、机械学专家等等，涉及学科很广泛。我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是原先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些古董。记得那一年，爸爸在一个大铜鼎里面搞起了秧苗栽种实验。后来让管理人员发现了，向他说明，别把它搞得泥糊糊的。结果呢，爸爸说出了古董的名字，制造的年代，还有历史上的价值。说得大家都笑了，“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下不为例！”当然，实验的结果有了，实验也终止了。
妈妈告诉过我一件事。记得是1956年，爸爸在安徽任职时，就想在黄山建个缆车。一次开会，他说，年岁大的人爬黄山是很难的，黄山能不能搞一根钢缆，搞一个缆车供游人上山观景。当时国内没有缆车，他也没见过，不知爸爸是受到了什么启发，他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出了这个主意。还派人设计过，后因钢材不过关而作罢。
上世纪60年代初爸爸调到华东局，住在上海，实际上是赋闲。他只向市里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派一个木匠师傅给我，兼职的也行。原来，爸爸自己设计，让木工按图制作，他是在试制插秧机。“文革”期间，爸爸遭批判，挨批斗，身心肉体都遭到迫害摧残，但他的试验还是没有停止，他做过多种方式的试验。他被调西南局时，就又把一些工人从上海带到西南。后来上海在这台样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第一台播种和插秧机。“文革”结束后，这第一批的厂长、工人到北京，专门找到我们家，在爸爸的灵前，他们泣诉：“曾老，我们来看你了，我们来向您汇报来了，您当年的试验，我们取得成功了！”
爸爸是个能人。吴运铎叔叔说过“你爸爸很能干，爱钻研，当年指导我们制造枪支子弹，他也很在行。”贺绿汀叔叔还说过：“你爸爸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李先念叔叔告诉我：“你爸爸真是个能成就事业的人。当年他领导新四军第七师，抓经济特别有办法，七师也最富有。那时提供给新四军军部的给养、武装等，七师是最多的。有一回我对你爸爸说‘老曾啊，我们都穿土布服装，你们倒上下装都是卡叽布的。’你爸爸就说：‘那我就给你们的团以上干部每人做一套卡叽布服装，行了吧？’这件事我自然高兴做了。”我爸爸抓经济工作大概就是从新四军时期开始的，他曾派员到香港去做生意。他也曾向延安送过金条。
爸爸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爸爸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