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全地区是指江浦(现属南京浦口区)、和县、全椒及巢湖的部分地区。隔着长江，对岸就是侵华日军大本营、汪伪政权“首都”所在地——南京。地区横跨苏皖两省，面积约2500多平方公里，抗战时期人口约150多万，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和淮南抗日根据地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也是蒋介石政权多年重点经营的一个地区。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特殊斗争形势。这里盘踞着日伪顽三股势力，他们既盘根错节、勾结反共，又各怀鬼胎，明争暗斗。因此，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政权如何生存发展，做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是当时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皖南事变后，在刘少奇、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新四军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各项事业打开了新局面。1943年初，战斗在皖江地区的新四军七师派时生、李岩、顾鸿等同志，调整了当地的党组织机构，成立江和全行政办事处，重组军分区和地方部队，由孙仲德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他们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指示，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地情民意，深刻地意识到：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想要立足并发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之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灵活运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法宝。他们结合当地的斗争实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统战工作，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
做好当地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刘少奇在视察皖东抗日根据地时指出，“摒弃左倾关门主义，要敢于和当地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交朋友”。新四军江和全地区的同志们牢记少奇的指示，以当地名门望族赵鹏程、马献龙等爱国人士为重点，采取建立“三三制”政权、选举参议会等形式，把他们置于当地抗日救亡运动重要地位，发挥他们对地方情况熟悉、与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团结当地开明乡绅、工商文教界头面人物，并委派了秘书陈炼九、财粮科长程效刚、文教科长江天堑等党员骨干充实要害岗位，成立了货检处、税务局等机构，积极开展筹款捐粮、减租减息、宣传动员等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赵鹏程的事例。
赵鹏程在江和全地区赫赫有名，还是当地青帮头领，被尊称为“赵二爷”。经过党的教育和指引，赵鹏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对外以非党人士身份活动的“特别党员”。他积极利用青帮开展统战工作，在斗争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次，当地敌特分子企图搞武装暴动，他安排青帮弟子做耳目，获悉后立即上报，使这个特务组织被一网打尽；他通过帮会关系，安排一名弟子担任敌占区商会会长，在敌占区集镇征收到可观的工商税收，转交给了新四军；他还精心挑选一支采购队伍，凭借党的秘密关系以及青帮在各地的联系，乔装打扮，深入敌人占领的南京、芜湖、上海等城市，与日伪的军警宪特斗智斗勇，采购了电台、炸药、雷管、马达等大批根据地急需的军用物资。在当时的新四军各个部队中，七师的富裕程度是出了名的，并向延安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支援了大量的财物粮食。为此，七师党委根据政委曾希圣的建议专门为赵鹏程做寿，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1961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根据这些事例并结合其他有关事迹改编拍成电影《五十一号兵站》。
争取当地刀会组织
壮大人民抗日武装
刀会是当地的一种群众武装和帮会团体，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刀会的基层会员多数为当地的贫苦农民。他们被日伪顽以及土匪欺侮怕了，聚集在一起，练拳习武，开设香堂，以求自保。但是，由于刀会
的会长、堂主等首领长期为封建势力把持，使刀会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体。他们常被敌人利用对付新四军及当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对我们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极为不利。经过了几次接触，党组织提出“发展一个党员，建立一个支部，改造一个堂口”的统战策略，在摸清刀会内幕情况后，依靠党的力量，将那些有思想觉悟、具备入党条件的会员发展为党员，建立支部。随后，团结发动群众，寻机把那些顽固与我作对的刀会及堂主孤立、排挤，甚至打掉，逐步形成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刀会组织，将刀会改造成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壮大当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经过细致周密的统战工作，江和全地区的几十个分堂均为我方领导或控制，并公推了党员杨铭同志担任刀会的联合堂主。许多刀会会员配合我军，在当地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的斗争中，担负坚壁清野，押运物资，护送伤员，协助战场警戒，看守俘虏，防谍反特，掩护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一些会员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经过教育启发，相当数量的刀会会员激发了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懂得了为谁扛枪打仗的道理，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江和全地区的部队已由1943年春1000多人，壮大到5000多人。
建立“两面政权”
开展隐蔽斗争
所谓“两面政权”是当时抗日根据地适应特殊斗争形势而采取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陈毅同志曾形象幽默地将之比喻为水萝卜——“白皮红心”。在日伪顽势力较强的游击区，新四军江和全地区的同志把争取敌伪基层政权的官员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利用他们交际面广、八面玲珑的特点，让他们与敌人进行巧妙周旋，为我方所用。在具体工作中，坚持正面教育引导，宣传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当前的形势。经过我方政策攻心，当地多数乡镇官员均能做到真心向我，与敌人敷衍应付。与此同时，在不损害我方大局的前提下，适当照顾他们的一些利益，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以显示我方的合作诚意。例如，国民党和县政府县长朱以防希望与我方合作，但又怕上司追查，恰逢日军进攻当地国民党军防区，我方便同意他将县政府搬到根据地办公，我方也得以借国民政府“正统”地位对该地区实行管理。对坚持与人民为敌的“铁杆”汉奸和顽固分子则坚决惩治，以儆效尤。例如，当地一个集镇上驻扎了一支伪军，一贯作恶多端，鱼肉乡民。江和全地区新四军侦察员经过周密侦察，利用赶集，潜入镇上，当场击毙了该据点的伪军头目，然后乘乱安全撤退。此事震慑了当地被称之为“鬼子妈妈”的伪乡长周玉英，她主动联络新四军，表示要将功赎罪。后来，她就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情报，掩护地下党在她的地盘筹粮筹款、侦察敌情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发挥统战优势
分化瓦解敌军
1944年下半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侵华日军呈现日薄西山之势，伪军惶惶不可终日，而国民党顽军也日益显露出反共一面。面对新的斗争态势，新四军首长指示，要咬紧牙关，不怕承担风险，发挥党的统战工作的威力，加大对敌人内部情况的了解，开展分化、瓦解、争取敌军的工作，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在具体策略上，对顽军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既斗争又联合，迫使其抗战到底，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势力；在对日伪势力斗争中，采取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方针。例如，当地日军翻译官陈翼曾是青帮的弟子，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促成了他的转变，曾多次把日军“扫荡”根据地的情报密送我军；又如，当地有一个伪军队长叫薛汉昭，在家乡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后来因怕吃苦，退出队伍后当了伪军，被调防到江和全地区，却一直不被鬼子信任，十分郁闷。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想重新归队，我军经过慎重研究，认为此人当伪军后基本上没做过坏事，存在转化的可能，于是安排了内线，密切关注他的动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反正工作，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薛率100多人枪投奔了新四军；再如，我方利用创办中立性报纸的有利条件，组织了“读书会”等团体，以细雨润物的方式在当地知识青年中宣传进步思想，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其中一位叫谷青的女青年，当时是国民党江浦县政府译电员，她将手中密码本复制了一份给我军，使我方能及时掌握当地顽军搞反共摩擦的阴谋。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江和全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及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实现了唤起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坚持抗战，保卫家园的目的，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来，根据国共重庆会谈纪要，江和全地区新四军及党政干部奉命北撤，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一旅，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建立了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