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

    刘少奇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大部分人大概都已或多或少地知道，然而刘少奇和新四军的关联、情缘，却不一定那么耳熟能详了。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10周年，把他在新四军、华中局的巨大功绩告诉大家，应该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好在有这么一个人，从长征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坚持写日记，一直写到海南解放。1939年到1942年，他和刘少奇同在华中局。新四军盐城重建军部时，刘少奇任政委，他任参谋长。他就是赖传珠。要了解新四军、华中局时期的刘少奇，可能少有比赖传珠的日记更可靠的“访问对象”了。虽然迫于战争年代紧张的节奏，日记的叙述多为只言片语，但是从零星的记录中，我们不难捕捉一位世纪伟人在历史中的剪影。在这本日记中耐心寻找，发黄的纸页会把人带入那个远去的年代……　　

　　“1939年12月23日

　　……我安排工作后与胡服（即刘少奇）同志见面。”　　

　　这是赖传珠的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刘少奇，见面的地点应该是在江北指挥部。根据他们分别到达江北指挥部的时间推测，这应该是他们在当地的第一次见面。赖传珠此时在江北指挥部任参谋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后，刘少奇到华中组建了中原局，并任书记。他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安排了工作以后，5月间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1939年9月，他由延安重回竹沟。11月初，到达豫苏边区涡阳县北乡新兴集，12月初到定远县大桥镇三黄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日记中的时间，是刘少奇到达江北指挥部没多久。　

　 “1940年11月14日

　　……晚胡服同志报告抗日民主政权问题。……

　　1940年11月15日

　　……胡服继续报告民主政权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战场。此时，国民党所掌握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还是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并借“合法性”、“统一”等名义来压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而此时共产党内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合法性”也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敢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到达华中后,全面论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指出“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是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有人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应该是为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这个理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我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41年1月14日

　　上午继续讨论，我发表了意见，午后由胡政委（刘少奇）作结论，讲了新四军工作某些严重弱点，提出了我们应注意的事项。晚上开会决定了打击与消灭五十七军容旅之部署。

　　1941年1月24日

　　开干部会议，胡政委作皖南事件的报告。”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事件发生后，刘少奇日夜守候在译电室内，了解延安、皖南等情况，并派部下组织皖南独立支队，收容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人员，并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他与陈毅联名致电新四军各部队，通报皖南事变情况，并呼吁各方向国民党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围攻新四军的行动。国民党在其《中央日报》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以后，刘少奇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皖南事变后的工作部署，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１月２５日，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在盐城举行。在大会上，陈毅幽默地向大家郑重介绍“胡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我党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走到哪里，那里的革命形势就迅速好转。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大发展；他到皖东北，皖东北就展开了新局面；他到苏北，苏北出现了新气象……新四军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好像火车在轨道上行走，一定能够顺利地抵达目的地……”

　　刘少奇、陈毅等临危受命，对当时整个战局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他们义无反顾地担起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重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剿共”的气焰，蒋介石在得知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消息之后，曾叹息说：“没料到皖南事件起了割韭菜的作用，越割越旺。”

　　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后，刘少奇、陈毅等立即整编扩充，将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７个师和１个独立旅，使之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支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劲旅！

 　“1941年4月27日

　　通知秉直来听刘政委报告民众运动问题。……”

　　领导群众运动被看作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杰出贡献之一。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发表了很多文章，他认为建立与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十分重要。他制订了进行群众工作的策略、方法和原则，要求官兵从解决群众的切身痛苦出发，并让群众懂得为了保护自己而奋斗。在他领导下，华中局充分利用各种时机，充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深入到各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维护抗日秩序。同时大力加强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改善民生，把苏北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开创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1年7月2日

　　……随后又去党校听刘政委作如何进行思想斗争的报告……

  1941年10月2日

　　……将干部任免命令暂缓下发，再考虑一下。政委说，我们是战略指导机关，不是战术单位，一切都是大的原则指示，有些问题处理太快并不好，容易欠周到。……　　

　　1941年11月3日

　　……下午一时半到党校，听刘政委报告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问题。……

　　1942年3月18日

　　……刘（刘少奇）对我（赖传珠）提出要团结各级干部，这是我的中心缺点，务必注意。……”

　　有人称刘少奇领导革命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１９４１年５月，中共华中局成立时，刘少奇就着手创办了华中局党校，并兼任党校校长，经常亲自到校讲课，给受培训的干部们和华中局党校的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他认为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应该坐下来学习、提高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这段时间里，他的一部讲稿《论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0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1941年10月4日

　　与刘政委谈，他不能暂离华中，否则会失掉中心。

　　1942年3月19日

　　8时许随刘赴延干部到军部门前集中，10时出动，一行共90余人，我们送至黄河堤拍照，刘过黄河时我们才返部。孙湘亦来欢送。……　　

　　1942年8月30日

　　……接山东来信说，刘已动身赴延。……”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1941年10月4日赖传珠日记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刘少奇在华中局广大官兵心中的地位——“中心”。刘少奇接到通知后，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曾给中共中央回电：“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但是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动身赶赴延安，华中局的同志和新四军将士纷纷前往送行，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在去往延安的途中，刘少奇连闯100多道封锁线，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解决了山东问题，经过9个多月的跋涉，于1942年12月30日安抵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