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刘少文
领导创办内部刊物，参与组织、指导抗日书刊出版发行
为利用上海有利条件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时期，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研究决定，由李白电台抄收新华社电讯，经刘少文组织人员分送上海各报刊选用。
“上海八办”还从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等报刊上选择文章，略加编排，以《解放周刊》名义公开发行，最大发行数量达8000多份，销往重庆、香港、南洋等地，并直送宋庆龄、许广平等知名人士。
刘少文领导创办了“上海八办”机关刊物《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并亲自选稿，组织编印，专门报道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救亡团体和群众内部发行，影响很大。
《救亡日报》是中共用国共合作形式并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主办的报纸。“上海八办”对其创刊及经营都给予极大支持。1937年8月28日，刘少文以柳华为笔名撰写题为《从目前战局讲到全面抗战的战略》的文章，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分析了抗日战争最初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主张。
11月22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停刊。为争取舆论阵地，在刘少文指导下，12月9日又出版了《团结周报》，在上海各救亡团体内部发行。1938年2月11日至6月26日，刘少文以铁人为笔名撰写了11篇文章，先后在《团结周报》显著位置上发表。这些文章以犀利的笔锋，分析抗日战争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持久战以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主张，批判“速胜论”和“悲观论调”，鞭挞“和平论”和“投降主义”。
为冲破日伪政权的新闻封锁，刘少文和中共江苏省委相关部门协同，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了《译报》。刘少文派梅益、王任叔参加《译报》工作。《译报》出版12期即被租界当局查封。
为对付租界当局不准中国人办中文报纸的限制，文委以高薪聘请英国商人出面担任发行人，改名《每日译报》，于1938年1月21日继续出版。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刘少文利用聚餐的形式，与社论委员会成员研究撰写社论，他还讲过持久战、保卫武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等问题。刘少文为《每日译报》多方筹措经费，弥补亏损。他在3月16日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人的一份报告中说：“《译报》最近改组，我们有把握保持长期的影响，6月1日将有新的改进，每天出两型张，分为新闻版和译文版。译文版我们打算送香港或广州去翻印发行。”《每日译报》通过抗日群众组织，把发行网深入到基层，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带给广大群众。《每日译报》宣传抗日的方向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日方逼迫租界当局于1939年5月18日强令该报停刊。
除《每日译报》外，刘少文还参与组织、领导或指导了《公论丛书》《文献》《时论丛刊》《导报》《华美晨报》《华美晚报》《上海职工》《上海妇女》等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公论丛书》是宣传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大型综合理论月刊，由刘少文委托王任叔主编，于1938年9月10日开始出版，共出十辑。
《文献》月刊是“上海八办”主办，于1938年10月10日创刊的文摘式资料性刊物。由钱杏邨（阿英）主编，该刊按月汇编上海、大后方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刊，以及外文报刊发表的有关抗战的文章图片。其中，许多文章和图片由刘少文亲自选出刊登。《文献》月刊共出了8卷。刘少文指导阿英、金学成等创办“风雨书屋”作为《文献》月刊、抗日丛书的发行机构。
1939年初，刘少文指导金学成接办《华美晨报》，并多次亲自参加撰写重要社论，有些社论被塔斯社翻译播发，颇有影响。《华美晨报》附设有华美广播电台，其广播是专供游击区收听的。
金学成等还办了《华美晚报》和《华美周报》，事先都报告了刘少文。
刘少文运用上海的便利条件，组织力量把宣传品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地散发，还向德国共产党员、记者汉斯·希伯提供资料，由他用“亚细亚人”笔名撰写文章在国外发表。
经希伯介绍，刘少文会见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卡尔逊表示想了解八路军、学习游击战。刘少文报告中共中央获准，后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安排卡尔逊到华北前线观察八路军作战情况。卡尔逊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参与组织翻译《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并出版《鲁迅全集》
主持“上海八办”工作期间，刘少文参与策划和推动《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的出版或翻译。
《译报》编辑部人员在工作
1938年初春，刘少文带着一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到胡愈之家，商请胡愈之设法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介绍了斯诺去陕北的情况。随后在刘少文帮助下，胡愈之组织复社集合13人负责翻译出版工作。刘少文还会见斯诺，为书中的照片和一些内容作了注释，并亲自修改译文，为应付租界当局的阻挠和禁毁，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第一次印刷2000册，群众竞相购买，一抢而空，半年内又加印五六次，累计达到八九万册，远销香港、南洋，深受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欢迎。
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鲁迅的六七百万字文稿，随时有被日本人掠夺的危险，许广平十分焦急，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商定，由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请“上海八办”给予资助。1938年3月9日，刘少文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领导人洛甫、博古并请示赞助1000元。他还推动预约购书，帮助筹措印书经费。
1938年夏，刘少文把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文本交给梅益，并说这部书对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很有教育意义，让梅益作为组织交办的任务翻译出来。梅益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抓紧翻译，边译边交付印刷，于1940年5月开始排版，至1942年最终出版。梅益译本在中国流传地域广、时间长，影响很大。
刘少文还把美国新闻记者、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交给梅益翻译，在《文汇报》上发表。
联络指导上海周边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军侵占上海邻近地区，激起当地人民抵抗浪潮，自发的游击运动兴起。根据上级指示，刘少文付出极大精力去开展上海邻近地区的游击运动，派人联络争取和指导上海邻近地区的敌后抗日武装。
1938年，他不断派上海救亡团体人员帮助启东、昆山、太湖一带的游击运动，还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派有游击战争经验的干部去领导，他提出“利用一切日军罪行来组织民族的反抗，控制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
4月20日和26日，他的《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和《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两篇文章，在《团结周报》上发表。该文指出：应当把各地民众自发的游击活动，组成游击战争的洪流，克服“游击活动的原始性”；动员大批先进的和有训练的青年与救亡干部到游击队中去；为了巩固游击队，要对游击队员进行政治教育，要建立自觉自动的政治纪律。他还在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了游击战争课。
刘少文在上海领导筹建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有计划地在邻近上海的几个地方部队开展工作。“武抗”建立了浙西抗日游击纵队，并争取了昆山县第二区、第三区联合抗日大队。
1938年上半年，刘少文派曾在上海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何克希去联络梅光迪。梅光迪率约1个连的武装在江阴西石桥一带活动。何克希争取梅光迪共同抗日获得成功。
7月，刘少文派人去做朱松寿的争取工作。朱松寿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后脱党），抗战爆发后把当地青年农民组织成抗日游击队约400人，在江阴东乡一带活动，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收编为第五支队。8月下旬，朱松寿正式宣布脱离忠义救国军，接受中共领导，把嫡系一大队拉出来，组成“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并被推举为司令员。
之后，梅光迪、朱松寿把两支部队带到茅山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驻防地区整训，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
1938年秋天，前中央特科人员翁迪民，化名宫岳，受“武抗”负责人高原派遣，以上海救亡青年的身份到太平桥与地方武装头目胡肇汉接触，了解其在苏州附近的澄阳湖一带拉队伍情况，宫岳回到上海后向刘少文作了汇报，刘少文指示宫岳到胡肇汉部去做争取改造工作。
为帮助宫岳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刘少文用3个半天给其讲授如何开展工作，内容涉及游击战术和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
1939年春节前后，宫岳带6人正式到胡肇汉部队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刘少文派已在胡肇汉部任作战参谋的卢志英到杨忠（杨少南）部开展工作并任该部参谋长。在各方面配合下，宫岳努力奔走，把胡肇汉部、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和杨忠部等联合起来，成立江南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9年底，刘少文将上述抗日游击队正式移交给新四军领导，并将主持此项工作的高原等介绍到新四军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