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档案馆首次解密毛泽东亲点浙江知名人士吕公望暂时“主管”杭州的手迹。吕公望是永康城关人，他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杭州经沈荣卿介绍结识秋瑾、徐锡麟等参加光复会，因参与策划并带兵光复杭州、与苏沪各路兵马共组联军攻克南京，屡建奇功，后被公举为浙江督军兼省长，并被授予陆军上将“怀威将军”称号。后又担任过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参谋总长。
吕公望尚有5名子女健在，笔者先后联系了家住杭州的3位，并走访了著有《吕公望传》的原杭州市民革常委兼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吕师煜先生。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家住上海的胞兄吕子韬（原名师简），抗战爆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提前回国，在永康老家曾掩护从皖南事变中脱险的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我们赶到上海吕子韬家，吕老虽已94岁高龄，但身体硬朗，记忆清晰。提到这段历史，他显得特别兴奋，滔滔不绝地聊了3个多小时。
饶漱石避难吕公馆
卢沟桥事变后吕子韬毅然离开已留学两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回乡从事抗日活动。1941年春，化名吕超然的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巧妙脱险，由中共地下组织联络员涂峰护送到金华永康，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到吕公馆找“亲戚”何鹏，受到了吕公望的热情款待。此时的吕府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秘密联络站，何鹏就是该联络站的负责人。
抗战前夕，吕公望回到老家永康，被省政府委任为省赈济委员会主任，负责创办难民工厂和敌后赈济事宜。由于吕公望在浙江资深望重，受到国民党军政方面和地方上的尊重。何鹏的父亲何遂与吕公望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何、吕两家是世交。何鹏通过合法身份在吕公馆定居下来，中共中央东南局永康联络站便设在吕府。
何鹏以吕公望宾客的名义把饶漱石和涂峰安排在可靠的旅馆，并郑重交待旅馆加以关照。为避免地方军警的盘查和防备国民党特务发现，饶、涂两人的一日三餐均由吕家派专人端送至客房。
吕子韬“跑单帮”护送饶漱石安全抵沪
一天下午，吕子韬访友回家被家父吕公望告知，何鹏有一个当小学教师的亲戚来找他。晚上，何鹏对吕子韬说，有个亲戚想去上海，请他帮忙。接着，他俩去旅馆拜访饶漱石。尽管何鹏出于党的纪律没有告诉他饶漱石的真实身份，但当他和饶一见面，就从饶的言谈举止以及涂峰、何鹏对他的恭敬，觉得饶决不像小学教师，而是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时，从永康到上海途中军警盘查极严，没有通行证是难以通过的。何鹏叫吕子韬去见饶漱石，就是为了得到合法的通行证。另外为了确保饶漱石此行的安全，何鹏同饶漱石、涂峰周密计划，要吕子韬出面邀集永康几个颇有名气的商界“小开”，同去上海“跑单帮”，以遮人耳目。
吕子韬深受其父豪爽性格影响，当即一口应承。并凭着父亲吕公望在永康的声望，顺利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两三天后，饶漱石一行六七人就动身赴沪了。他们从永康经嵊县、新昌、奉化到宁波，原本准备从宁波乘船去上海，不料当时宁波盛传日寇来犯，国民党以沉船堵塞航道防御日寇。因此，从宁波到上海的轮船被迫中断，他们无可奈何地住进了宁波大同旅馆。
吕子韬打听到石浦有去上海的轮船，第二天一早就动身经三门、象山赶往石浦。事不凑巧，当他们到石浦时轮船已离开码头停靠江心，等待启锚开航，不许再搭客。大家不免摇头叹息。不多时，吕子韬被饶漱石带到宁波城防司令部边防站一位上校军官面前，饶对他说，长官，这就是吕将军的公子。
原来，当大家感到乘船无望时，饶漱石独自到该边防站找那位上校军官通融放行。饶漱石说：“我是教师，我们要赶到上海开学。”说着边将通行证递给上校。饶漱石万万没想到，上校看了通行证上的地址突然说：“这不是吕将军府上吗？”饶漱石马上答道：“是的，吕将军公子与我们同行。”
再说那位上校见到吕子韬后，十分客气，当即同意雇小舢板送他们上船。当他们登上轮船时，才知道这是石浦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船。
轮船驶至吴淞口，抛锚停船。突然，开来几艘日军小炮艇和一艘红十字会的船。日军上船后立即命令所有乘客和船员站到甲板上列队等候检查。乘客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吕子韬也不免捏了一把汗。后来才知道，日军上船是为了检查宁波一带来船的乘客有否携带鼠疫。
原来，日军不久前丧心病狂地在宁波投下过鼠疫细菌弹。一般来说，鼠疫的潜伏期为5天，日军命令轮船在吴淞口整整停了5天。5天后，日军再次对乘客进行检查，没有发现鼠疫，在清点人数后，才准许轮船驶进黄浦江。这次行程花了近半个月，饶漱石与吕子韬朝夕相处，彼此推心置腹，无话不谈。饶离沪前专门请郑家祺（曾任中共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省委政治交通员）用朝鲜白石为吕子韬刻了一方“子韬”的名章，落款“超然赠”。该印章吕子韬十分珍惜，保存至今。
饶离沪后，吕子韬与涂峰经常接触，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日伪控制很严。一天，涂峰托吕子韬汇寄5万元钱给在永康的何鹏。后来才知道，这笔大数目的钱是华中局拨给中共浙江省委的工作经费。1941年冬季的一天，闽北根据地金风来找何鹏，向组织求援。而此时吕府已被日机炸毁，何鹏随机关撤走了。吕子韬马上告诉他涂峰、何鹏可能去的地方，帮助他重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还筹集了一笔钱相赠。
新四军军部的座上宾
1943年3月的一天，沙文汉向涂峰传达华中局电报，交代他偕同郑家祺，并设法动员吕子韬到华中局去。那时华中局驻地在淮南黄花塘。由上海至淮南新四军军部的路线都是沙文汉派来的交通员安排的。
涂峰向吕子韬发出邀请后，吕子韬经过深思熟虑，第二天就和涂峰、郑家祺和向导一道出发前往。他们先乘火车到南京，过江后乘长途汽车到六合，次日天亮即穿过汪伪军把守的六合地区，第四天傍晚到达新四军军部，受到分别两年多的饶漱石的热烈欢迎，并将吕子韬安排在陈毅（当时在外地养病）的房间里住宿。
吕子韬在新四军军部的十余天中，一日三餐有好菜好饭招待，还由领导同志陪同。饶漱石住对面房间，每晚都叫吕子韬过去叙谈一两个小时。饶漱石与吕子韬谈的内容不外是抗日战场的形势，新四军的发展，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现状及国外见闻。特别是莫斯科城市建设的先进和红场、克里姆林宫塔尖大红星的壮观与美丽。吕子韬对饶漱石也无拘无束。
饶漱石一有空就陪吕子韬到处参观，如训练场所、平原行军掩护壕、农民家庭和大生产垦荒场等。每到一处，都给吕子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吕子韬见到穿着土布军服的张云逸副军长夫人正扛着锄头回家，流露出一副不解的神色。张夫人爽朗地解释说：“大生产嘛，许多干部都参加劳动。”从此，新四军领导干部的高大形象在吕子韬心中扎下了根。
一天，吕子韬向饶漱石表示：淮南之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既然来了就不走了，并要求参加新四军。但饶却回答说：“你还是回上海的好，你在外面同样可以为革命做事。对你来说，在上海也许更能发挥作用。”吕子韬误以为新四军不要他这少爷的料，就不再坚持，也没提任何要求。
几天后，饶漱石为吕子韬定了行期，并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派人护送返沪。临行那天，饶漱石在自己房中设宴为吕子韬饯行，作陪的有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几位新四军领导语重心长勉励有加，给吕子韬留下了朴素诚恳、平易近人的印象。席间，饶漱石的一番勉励之词更令吕子韬感动不已。饶漱石又说：“返沪以后望多加联系，有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嘛！”事隔66年了，当时的情景吕老记忆犹新。
新中国建立后，在华东局工作的饶漱石曾几次托人带信，让吕子韬去找他。不巧的是当吕去找饶漱石时他正在开会，实在没有时间接待。吕老想，全国刚刚解放，领导们肯定有很多事要处理不便打扰，未及与饶见面就离开了。虽然他俩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这段历史却是吕子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