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烈士诞辰116周年。笔者有幸参与《方志敏年谱》修订工作，曾到北京、南京等地，查找有关方志敏的资料，期间找到了方志敏就义前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对于研究方志敏的生平和思想，对于研究方志敏的狱中斗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阳县漆式镇湖塘村人。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赣东北（后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红旗奖章。1934年7月，中央命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配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0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继续北上抗日。1935年1月，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国民党军七倍优势兵力包围于怀玉山区，部队受到严重损失。1月29日，方志敏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当天晚上被关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第七二七团团部，并写下《方志敏自述》，凛然表明自己的态度：“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2月2日，被押至南昌“委员长驻赣行营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囚禁。在狱中半年，方志敏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著作，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牺牲前一个多月，即6月11日上午，他深情地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狱中情况和向党表明斗争到底的决心。
这封信的内容可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信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被俘入狱之初，以为很快被杀。但过了一个多月未杀；随后江西反动派开‘剿匪’阵亡将士大会,我们又以为必以我们为祭品，什么都准备好了，只待拖去杀，但仍未杀。一直挨到现在，还未有消息。”国民党军俘获方志敏以后，层层举办“庆祝”活动，确有迅速将他处死的迹象。他被俘次日，被押至玉山县城，关押在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旅部。国民党浙江保安处长、“追剿队”总指挥俞济时，旅长刘振清前来“访谈”。1月31日，从玉山押至上饶，被关押在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等高官要员前来“看望”。接着，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办“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2月2日，国民党大队军警用了4辆铁甲车，9辆大卡车的兵力，将方志敏等从上饶押至江西省会南昌。2月7日，国民党江西省军政当局在南昌豫章公园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方志敏被国民党军警押在铁甲车上示众。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公园四周军警林立，在马路旁摆了许多机关枪。无论何人都不能从路旁跑到正中马路上去。方志敏身带脚镣手铐，坐在铁甲汽车上，在军警森严监视之下，出现在大众之前，但是没有一人发声表示庆祝。”
方志敏在信中分析了“敌人不急于杀我们的原因有三：一、进行政治欺骗，表示他们的‘宽大为怀’；二、用威逼利诱的方法劝我们投降，以便更大的破坏革命；三、一面留住我们在狱中不杀，同时就可以在外造谣，说我们已投降了他们，来动摇正在艰苦奋斗的红军和群众的斗争决心。敌人是在用各种方法，破坏我们。”
第二部分是向党报告狱中斗争。方志敏认为，“自杀非我们应取的手段，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进行越狱的准备。”“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他分析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在狱中开展宣传工作。信中说：“我在狱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兵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未能广大发展的原因，就是他们将我与许多人隔绝，不能接近。”
方志敏的越狱计划，是在开展狱中宣传的同时，极力争取外援。他打算写亲笔信派人送至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要求派出武装人员潜入南昌，埋伏在军法处看守所周围，伺机里应外合。
第三部分是谈他的狱中文稿。为了拖延敌人杀害的时间，方志敏利用敌人要他写《自传》而提供的笔作武器，写下了大量文字，表明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诚。据统计，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中，有一半是在狱中写成的，约16万余字。方志敏作为敌人监狱的“囚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半年时间里，写出这样多的传世精品，难能可贵。方志敏向中央报告说：“在此‘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的当中，我写了几篇文稿”，托人送给党中央。他列出了7篇文稿：“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二、《我们临死前的话》（等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为了使此信和文稿能送到党中央，方志敏还对胡罟人的情况作了介绍：“胡罟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但他倾向革命，故在狱中给了我一些帮助”。“他愿意站在党的同情者的立场，接受党的指导，帮助党所需要他做的工作。”“请中央派一个同志去领导他。”
这7篇文稿除《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尚未找到以外，其他6篇都已收入《方志敏文集》。特别是《可爱的中国》，早就被选入了中学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上世纪50年代，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我们临死前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无比忠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无比坚定，后来被传诵为《方志敏遗嘱》。文中写道：“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现在准备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第四部分是向党中央报告狱中情况。信中说：“现我们所囚押的狱中，共押同志和红军战士500余人，他们都苦极无告！请中央通知互济会，设法救济他们。同时，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组织和领导这些同志进行狱中暴动，是有十分可能的。”在被关押的500多人中，包括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曾任新红十军军长兼政委的王如痴，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教育长曹仰山，红十军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红十军团十九师政治部主任李树彬，红十军团保卫局局长周群，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江西省保卫局局长娄梦侠等。在信的末尾，方志敏特别说到：“胡海同志亦押在此，他不久也是要被枪毙的。这里枪毙人不大宣布”。胡海是中央临时政府的执行委员、土地部部长。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任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病，卧在栊子外竹床上有20余天。黄瘦得不像人相。方志敏隔着栊子与他谈过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果然，仅过了4天，即6月15日，胡海就和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军事部长谢名仁一起被枪毙了。
方志敏还建议加强党在南昌的城市工作。信中说：“连南昌这样的城市，都没有党的组织吗？我看城市工作并非是十分困难，现在人心惶惶，处处都要求着党的领导，就是在狱中，我还是能做许多工作，假若我不是囚人，建立各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并不困难。”
方志敏在信的最后报告党中央：“在我隔号，就住着一个有顽固的凶恶的法西斯蒂”，成为监视者。此人说：“不但要消灭红军，而且要用暗杀手段，暗杀一班左倾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杨杏佛等都是他们暗杀的。请中央转告左联的人们注意！”
方志敏致党中央的信及其文稿，经过多种途经和辗转曲折，最后送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手中。
(作者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省新四军硏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