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泉上将的《岛屿战争论》出版后，好评如潮，在军事理论界引起热烈讨论。在军事科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我曾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已发表在《解放军报》上，今天想对本书第五篇《将论》谈一点看法。
一、“九大要义”概括了将才的共同特征，有较强的针对性
《岛屿战争论·将论》纵论古今，把将领分为良将和罪将。“良将是国之柱石，民族之幸；罪将犹国之盗贼，民之祸害。”
在论述了将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后，作者提出了“为将者的九大要义”。包括“三才”：“统御才能、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这是将领成就辉煌的三块基石”；“三德”：“忠、勇、爱是闪耀着的另一半”；“三戒”：“戒胜纵、戒懈惰、戒私欲”。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关于将领的素质，我国古代军事家有许多论述。最著名的是孙武概括的五条：“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传说为姜太公所著（非也，作者待考）的兵法《六韬》在《龙韬·论将第十九》中说：
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无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比较孙子的五条与《六韬》的“五材”，头四点是一样的，但排列上有区别：孙子是“智、信、仁、勇”，《六韬》是“勇、智、仁、信”，最后一点，孙子讲“严”，《六韬》讲“忠”。排列顺序不同，反映了作者之所侧重，孙子将“智”放在第一，《六韬》将“勇”放在第一。至于把“忠”作为将领的必备条件，《六韬》似是古代兵法中的始作俑者。为什么孙子不讲“忠”而《六韬》要讲呢？作者认为与时代背景有关。《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虽然已“礼崩乐坏”，但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各诸侯国至少表面上还服从周天子，“士”人即使朝秦暮楚也不存在背叛天子的问题，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忠不忠的问题。而到《六韬》成书的战国末期，周天子的名义统治也已荡然无存，七大诸侯国坐大争雄，“士”人就有了一个站队的问题，朝秦暮楚就属于不忠了。但忠的标准真正确立起来，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后，战国时期并没有像后世那样把忠看成是首要问题。
比较孙子的五条与《六韬》的“五材”，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不论时代怎么变化，将领的基本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包括智、勇、仁、信等，其生命力是永恒的；第二，将领的标准不可避免地要打下时代的烙印，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增减的，如《六韬》加上“忠”，即使是同样一个要求，其内涵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孙子之后的中国古代军事家论将，可以说除了突出“忠”之外，基本没有超越孙子的框架，只是根据时代情况有所侧重而已。比如，曾国藩说：“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俱全，乃为上选。”（《曾胡治兵语录·将才》）他特别强调能耐劳苦，为什么呢？清军八旗毁于寄生贪腐，绿营也因懒惰和贪图享受而垮掉，活生生的教训摆在面前。
外国著名的军事家论将，虽然他们也许没有读过孙子，但其内涵竟与孙子不谋而合，大同小异，比如西方最负盛名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专门写了《军事天才》一章，指出：“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第一卷第84页）又说，从士兵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第一卷第197页）这与孙子所说的“智”、“勇”是一回事。
“为将者的九大要义”，继承了中外军事家关于将领素质的经典论述，同时又针对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赋予了新的内涵，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古代的选将标准，长处在高度概括，短处也在高度概括。比如，将领的智，什么叫智？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往往既清楚又糊涂，很多人往往习惯将计谋当智，把诸葛亮当成计谋的化身，以至于在《三国演义》中把他塑造得“近乎妖”。单纯把将领之智当成计谋是片面的，有害的。我想起《明史》上的一个例子，建文帝时，燕王朱棣快要打到南京了，大儒方孝儒出了一个点子：派人到朱棣军中散发传单，揭露其谋逆之罪，这样燕军就可以不攻自破。可派去的人还没到燕军阵前，就吓得尿了裤子，传单呢？全部带回来了。历史上满腹计谋而身败名裂者数不胜数。计谋只有符合实际才是良谋，否则就是歪点子。所以计谋不等于谋略，谋略是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方针和战术，计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九大要义”没有笼统地讲智，而以才的概念来取代之，提出“三才”论：“统御才能、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第一，才的概念比智要大，包含了智，也表达得更准确。有智未必有才能，有才能者必有智。带兵作战，与其说是靠智，不如说是靠才能。第二，“三才”论很有现实意义。这些年我军由于错误思想的影响，徐才厚之流占据高位，卖官鬻爵，在用干部上随心所欲，出现了一些没有带过一天的兵的将军，被考察为德才兼备，“三才”却一才不才。明确提出“三才”，可遏制随意用干部的歪风。
“九大要义”中的“三德”和“三戒”也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特别是“戒私欲”，可谓切中时弊。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中被打下的“老虎”，没有一个不是被私欲所葬送。中国古代虽然有廉将与贪将之分，但总的来说对贪将是容忍的，有的甚至以贪使将。如宋代的赵匡胤可容忍将领贪污百万，不允许私藏一兵，对有贪污行为的将领说，“乏钱，当向朕求”（《纲鉴合编》卷28 建隆二年“以李汉超为关南兵马都监”）。乾德二年（964）的伐蜀之战，主帅王全斌、副帅崔彦进和监军王仁贍带头搜刮财物，抢占美女，私吞金银、钱帛数十万贯，满朝议论此三人该杀，赵匡胤也很生气，但处理很轻，不过将他们调为闲职，不久又得重用。除王全斌早死外，其余二人照贪不误，一点没有收敛。摸准了封建皇帝的这种心态，许多将领靠贪财来保护自己，连被称为北宋“第一良将”的曹彬也说，“好官不过多得钱尔”（《纲鉴易知录》卷64开宝九年二月）。但我军是人民军队，将领如不“戒私欲”，就会变质，打败仗。
二、“国难思良将”，一个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选将怪圈
戚继光说：“练兵之要，先在练将。”（《练兵实纪·练将》）
《岛屿战争·论将》在《国柱乎？国贼乎？》一章中，引用“国难思良将”这个成语，专门探讨名将从何而来的问题，读之令我心潮难平。
“国难思良将”，这个成语蕴含着太多的悲凉。一个国家到了“国难思良将”的时候，往往是思也白思，思不出良将，也无良将可思了。
为什么到了最需要良将的时候却没有良将？这是一个历史之问，问了几千年，历朝历代在问，又一代一代重复着开国时名将如云，亡国时挂帅无人的周期律。
古往今来，讨论将才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被忽视了，就是战争环境与和平环境的区别，造成了用将标准和选拔机制的变化，从而使战时之将与平时之将，开国之将与守成之将（或曰起义军之将与国防军之将）区别很大，甚至相反。忽视了这一点，探讨将才特别是选将问题，就会言不及义，陷入空谈。
从理论上说，不论战时和平时，用将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战时用能打仗的，平时也要用能打仗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历朝历代，几乎都是打江山时用虎狼，坐江山时用绵羊；打江山用人才，坐江山用奴才。从表面上看，军队还是那支军队，但因为将领换成了绵羊，部队也就变成了绵羊。诚如拿破仑所说，“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绝不可能再是狮军”（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第35页）。变的时间也许较长，也许很短。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明朝的朱棣政变夺权。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手下名将如云，可一当皇帝，就把开国功臣当成了最大威胁，名将被杀戮殆尽，在他死前两年，开国侯爵只剩下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耿擅长屯田，郭擅长拍马，都不是当统帅的料。结果在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从北京起兵，建文帝手下百万大军却没有帅才和能战之将，被朱棣打到南京，夺了皇位。
坐江山后杀功臣，是封建皇帝家天下的本质所决定的。宋代的赵匡胤比后来的朱元璋手段温柔一些，用的是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无论是采取何种手段，总之是不能让名将存在，至少是不可让名将有兵权。这是一个血淋淋的导向，那些侥幸没有被杀的将领和后来的将领，一个个学会了装孙子，当绵羊，只会唯唯诺诺，血性丧失殆尽，不敢也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如南宋所谓中兴四大名将中的韩世忠，在岳飞落难后，不得已靠泛舟西湖、沉湎酒色以保残生。
以上为第一点，可以叫皇帝有疑心。
第二点是社会没地位。封建皇帝在杀功臣的同时，抬高文官而打压武臣，以至像宋、明两朝，把重文轻武作为基本国策。宋、明两朝是文官制度最健全的时期，如明朝的内阁制直到现在还为许多国家所采用。重文轻武使文武官员的地位形同霄壤。在宋代，考上状元后所受到的礼遇和排场比一个建功边关的将军凯旋要隆重得多。不要说在国家大事上武臣没有发言权，即使在军事行动上，也是文官或宦官当统帅，武臣纵使再优秀，也只能当副职。范仲淹在延安时，职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司局级，因为他有军事才能，朝廷拟将他改任高级武职，以中级文官换高级武官，而他坚决不干。为啥？一旦换职，从此再无发言权。明代的武官即使是去见比自己职位低的文官也是要下跪的，只能坐客位而不可坐主位。张居正说了一句大实话：“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钳制弁员（武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明通鉴》卷六十六 神宗元年三月，丙申）
第三点是武官不争气。一方面武臣地位低下，另一方面武臣自身素质太差。自唐代兴科举，到宋代科举制度趋于完善，从而结束了唐以前的门阀政治和五代的武人政治，出现了具有划时代进步意义的文官政治。即使是贫寒子弟也可通过科举进入精英集团（虽然经济不平等必然造成教育的不平等，但至少是有了这项政策，也有如欧阳修之类的范例），但武臣还沿袭着腐朽的世袭制度。腐朽的制度很难产生优秀人才。世袭军官一副公子哥派头，颐指气使，却不懂军旅之事。在重文轻武的社会大环境下，军官不研究战略战术和部队建设，却拼命交结文官，附庸风雅，吟诗作画，一心想弄个“儒将”的称呼，而许多所谓“儒将”文不成，武不就，成为历史的笑柄。史曰“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北宋出了两个差强人意的名将，一是狄青，二是郭逵，两人均是士兵靠战功提升，而非世袭军官。
以上三个原因的总根子在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看宋、明两代历史，常常见到一句话，叫“有事则慌，无事泰然”。因“无事泰然”，故“有事则慌”。在封建王朝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今天，则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
《岛屿战争论》首次提出了军队要打赢两场战争，一种是“准备的战争”、一种是“真实的战争”。作者认为，准备就是战争，要用战争的精神状态去抓战争准备，“准备的战争”打赢了，就能为下一场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准备的战争”打输了，“真实的战争”就很难赢得胜利。“准备的战争”与“真实的战争”，紧密衔接、互为因果，要坚决喊响“准备就是战争”！
读到这里，我想起美国军队的一句箴言：“美国处在战争时期。”
“准备就是战争”不愧是本书的第一大亮点，为解决准备战争期间选拔将才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三、到“作战实验室”中去选将，摆脱平时选将难题的唯一途径
要结束“国难死良将”的悲剧，唯有国泰练良将、储良将。
虽然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国家和军队，但是历史的惯性很大，不是踩几下刹车就可以刹住的。毋庸讳言，“十八大”之前的十余年间，在选将问题上，旧社会的陈规陋习差不多都死灰复燃了。徐才厚等人的腐败行为对军官队伍进行可怕的逆淘汰，如不肃清影响，后果不堪设想。要肃清其影响，《岛屿战争论》至少在三个方面给我们启示。
第一，在认识上，要破除所谓“和平建军”的错误观点，打好“准备的战争”。对军队来说，是没有和平时期的。诚如《岛屿战争论》所说，军队只有“准备的战争”和“真实的战争”之分，而没有战争与和平之别。“和平建军”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得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的结论，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实现战略转变，要从应急状态转变为和平时期有计划的长远建设，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转变为打局部战争。这很精辟，但不知怎么被概括出一个“和平建军”的概念来，这个概念造成对战略转变的严重误解，其危害延续至今。在“和平建军”的幌子下，选拔干部的标准就变成选和平官了。徐才厚之流疯狂卖官鬻爵，一个理由是，反正现在又不打仗，用谁不是用？“和平建军”观点不破除，走了孙猴子，又会来一个猴子孙。
第二，在标准上，改变干部标准过于笼统的状况，建立可具体衡量的标准体系。《岛屿战争论》提出了将才的“九大要义”，不能说已经完全准确十分完善了，但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军官标准要像度量衡一样可供度量的方向。“九大要义”基本是可度量的，如“三才”中，除政治才能外，“统御才能”和“指挥才能”是可度量的。以往笼统的干部标准有点像橡皮筋做的尺子，紧合标准，松也合标准，一个人一个标准，最后是谁有权谁就是标准。总是有一些人希望标准越笼统越好，收缩性越大越好，这样就方便他行使解释权，偷梁换柱，以售其奸。比如，忠与诚是不可分割的，有人却故意撇开诚来说忠，结果忠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奴性，变成了人身依附。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美军学习。军队的道德主要通过核心价值观来体现。美军与我军一样，都概括为几句好记的话，如美国陆军以西点军校的校训为核心价值观，即“责任、荣誉、国家”。区别在于，我们没有细化，美陆军却通过《军官平时行为准则》和《军官战时行为准则》将其细化到可度量，比如“荣誉”，《军官平时行为准则》中的荣誉准则要求军官把自己和他人都当成高尚的人，这是衡量军官行为是否符合军官身份的标志，要求军官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所在单位、陆军和国家的利益。作为一名军官，不能说谎、骗人、偷盗和违反道德准则。不能玩弄小手段，去做那些似乎不违法的错事，也不能做出陆军条令里未作出规定的不当行为，不能其上瞒下，要脱离低级趣味（《美军军种核心价值观研究》解放军出版社 第135页）。西点军校规定更严格，如所著论文中的引文不注明出处，就得被开除。总之，其标准都是可度量的，而不像我们那么笼统。我想，如果按他们这个标准度量，军中巨贪谷俊山还有可能出现吗？他的年龄是假的，改小了三岁；文凭是真的学历是假的；国防大学优秀学员的荣誉也是假的，其中一条就可以把他卡死。所以，只有军官标准细化了才能做到优胜劣汰，而阻止逆淘汰。
第三，在方法上，改变少数人关起门来考察军官的办法，到“作战实验室”里去选拔将才。对军队来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靠少数人选拔干部的办法是失败的，靠群众投票来选拔干部也是不行的。因为优秀军官特别是将才无不是有独立思考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不会附和芸芸众生，得票率一般会低于平庸者。自1985年大批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将推出领导岗位以后，我军搞过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选拔将才的办法。虽然大多数高级军官是好的（因没有打仗，还很难说是称职的），但坏的例子如徐才厚等人却骇人听闻，按德才兼备的标准，且各种考核手续齐备，却选出堪称“国贼”、“国妖”的担任军委副主席，如果不改变军官选拔制度，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停演。如何改变？《岛屿战争论·将论》指出：“军事演习，尤其是检验性演习、对抗性演习，作为一种更接近实战的训练，对于提高组织指挥才能有着更为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的人甚至称它是培养将领的‘作战实验室’”。从少数人关起门来选将到“作战实验室”中去选将，就是一场带革命性的变革，将使平时选将与战时选将的标准统一起来。这个革命已经露出端倪，关于作战部队使用干部的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但还须大力推动，肯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部门和个人的阻扰。比如，海军的全训合格舰长制度已经实行近十多年，保证了支队以下至少是舰长以下军官的高质量，但这么好的制度却一直没法在全军推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了革命军人新的“四有”标准，即“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道德”。他反复强调实战化训练，在不同场合讲了十多次，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的意见》，全军兴起了实战化训练的高潮。实战化训练就是《岛屿战争论》说的“准备的战争”的高级阶段和表现形式。部队打仗的本领要在实战化训练即“作战实验室”里提高，将才当然也应该在其中出现。美军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是先在“作战实验室”里，即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打的，是先打的“准备的战争”，再打的“真实的战争”，按照美军参战官兵的话说，打伊拉克就像打一只“栓住的羊”，比演习好打多了。而指挥海湾战争的施瓦尔茨科普夫上将虽被称为名将，但其实他并符合传统的名将标准，只不过是美国的“作战实验室”里锻造出来的一个合格“产品”而已。这说明，好的制度好的机制比任何人包括伟人都高明得多，那个通过“作战实验室”的狱练，打赢“准备的战争”，就能打“真实的战争”，就可能成为名将。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靠哪个伯乐来选将，十有八九会走眼。《岛屿战争论》还强调了院校培养和岗位培养的重要性，有很多真知灼见，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说了，我要说的是，院校培养和岗位培养的效果最终还得靠打“准备的战争”来检验。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军官如何，拉到“作战实验室”去遛遛。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少将 江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