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竺可桢
竺可桢，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中国气象学的开创者。1936年，当行政院政治会议通过了由他出任浙大校长时，他正在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他一再推辞，却因亲朋好友的劝说而动了心；他一再表示只干一年，却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改变了初衷。
如果说，最初让竺可桢动心的仅仅是这样的一句话——“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那么，等到1937年的10月，当他向一年级的新生发表演讲时，便有了这样的内容——“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等到1938年的6月，当他向应届毕业生致辞时，更有了这样的思想——“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把这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于各村乡、各城市、各机关去。”再等到1939年的7月，当他在送别又一届的毕业生时，则进一步地有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
——这，就是竺可桢于实践中一步步形成的对于大学的认识，也是他于战火中一步步形成的对于办学的思索。为了培养出“各业的领袖”，为了培养出“社会的砥柱”，为了让更多的人担负起中华民族“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的重任，竺可桢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无怨无悔，一干就是13年；他不仅把这所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驮”离了战火与硝烟，而且把这所大学于颠沛流离中“驮”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东方剑桥”。
一迁浙西建德
当年，竺可桢在接手浙大后可谓雄心勃勃，他一心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以彻底改变学校原有的落后面貌。不曾想，一年之后日本侵略者竟将战火燃到了长江三角洲，杭州成为了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作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交给了我们这样一份清单——“自9月20日至10月30日的6个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平均为16%，最多的集中在8点—9点，占28%，次之为下午2点—3点，达22%。”
为了保证正常的教学，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竺可桢当机立断作出了这样两项决定：第一，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中的禅源寺，将附设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他安慰大家道：“禅源寺是我国东南地区的有名大丛林，西天目参天夹道的柳杉，更是中国各地所少见。在这种心旷神怡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能够树立起一个优良的学术空气。”第二，于杭州的校园内成立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工程、防毒等机构；学生中则组织起战时后方服务队，进行各种必要的训练。当年的学生干部刘奎斗回忆道：“竺校长经常坐镇办公室，有时我陪同他到校区各处察看同学们躲警报的情况和校警布防与警戒等，希于不幸遭遇轰炸时有最小的损失。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使同学们在敌机的轰炸下仍能镇静如常。杭州数次遇袭，母校均能安然无恙，皆竺校长之赐也。”
1937年秋，竺可桢等人在天目山禅源寺前合影
然而，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远非竺可桢等善良人所能预料——1937年的11月5日，日军终于在距离杭州100公里处的金山卫登陆了，形势愈来愈紧张。为了保护住这所浙省的“中流砥柱”，竺可桢断然下令：自11月11日起，全校师生员工分作三批迁往位于浙江西部的建德县！
其实，迁校一事竺可桢早在一月之前就开始酝酿与筹备了，他不仅派出人员前往桐庐和建德等地进行考察，而且亲自出马实地进行勘测。那天的布告是这样写的：“除一年级的新生外，全体同学于11、12、13三天迁移建德。先由大轮拖民船赴桐庐，每次可容180人；次自桐庐换小轮赴建德，每次价约100元之数。晚12点出发，次晨8点抵桐庐，下午四五点至建德。”——浙江大学的第一次迁徙就此拉开了帷幕。
走水路，是为了节省开支；走夜路，是为了躲避空袭。数天之后全体师生终于平安地抵达了建德，而竺可桢却又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忙碌——11月14日，检查各处的安排，先“出至东城”，于二年级的学生宿舍看望同学；继之“至北门林场”，到教员宿舍慰问同仁；然后“至文庙、严子陵祠及何宅”，那里是三、四年级学生们的下榻地；最后“回至方宅，即总办公厅也”。11月16日，上午召集学生代表谈话，安排防火事宜，老屋“系木板，路又窄，一旦失火，不堪设想”；下午召开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会议，确定总务长、情报委员和壕沟设计委员的人选，并安排新的工作。11月17日，得知因人手短缺、车辆不足，尚有400箱图书和仪器滞留杭州，当即带领搬运人员折回危城之中。11月19日，得悉留在天目山的一年级学生“恐慌甚殊”，亲返山中探望，并召集该地的教职员谈话，以安定人心……竺可桢有写日记的习惯，感谢他留下了如此详尽的记录。
——杂乱而繁忙的迁徙工作终于胜利地结束了！11月19日浙江大学正式复课，竺可桢总算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他定下心来，开始着手于早已制定好的治校方略——于全国的高校之中率先推行“导师制”：
自从我国创设学校以来已愈30年，这30年当中，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完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在这种制度下，决不可能造成优良的教育。
俗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是对于竺可桢来说，只要这个巢还没有完全倾覆，他就要把浙江大学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下去！——这是他的职责，不仅要在战火中保护好学校，更要在战火中治理好学校。他为之而呕心沥血，为之而殚精竭虑。一日，一位老友与他不期而遇，注视良久竟不敢相认。竺可桢苦笑道：“自长浙大以来，余两鬓几全白，颓然老翁矣。”——这一年，他刚满47岁。
二迁江西泰和
那天在天目山校区时，竺可桢为了安定师生们的情绪，曾发出过这样的誓言：“日兵不到富阳，则建德分校不移；不到余杭，则天目分校不动。”不曾想，战局的飞速发展竟令这句话成为了谶言——11月12日，上海失陷；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1月26日，浙省教育厅下令解散所有的省立学校，浙大附设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亦在名单之中……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局势，竺可桢明白：天目山也好，建德县也好，只能是临时性的躲避，最终同样逃脱不了沦陷的厄运，为此他不能不再一次地考虑迁校的问题。
中央大学由南京直接迁往了重庆，这不能不令竺可桢心生羡慕。但浙大不是中大——第一，它没有那么多的经费；第二，教育部的意见是令它在浙南与赣南二地进行选择。竺可桢开始派人前往两地勘察，既寻找合适的校址，又打听最佳的路线。12月4日，江西吉安来电，告知白鹭洲“可容全校”。于是他亲自出马，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完成了实地的考察。——这是他的日记：12月17日，召开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委会议，决定将搬迁的时间提前，“南京失落以后，日人有侵武林（即杭州——笔者注）之趋势。杭州如失守，则公路必断，而浙赣或不通，故不得不先迁也。”12月18日，派人前往江西玉山联系车辆，“浙大既决定提早迁移，则车辆不得不与浙赣路总局直接接洽，以便收指擘之效。”12月19日，召开教职员工会议，讨论教学的安排，“课程暂不结束，至吉安后继续上课，两星期后大考。”12月22日，运送图书仪器的船只出发，“计第一次418箱，第二次237箱，第三次441箱，共1096箱”，尚余二三百箱在待运中。12月23日，召开特种教育委员会会议，商讨人员的出发时间与安排：24日晚为二年级学生及全体女生，25日晚为三四年级的学生，26日晚为一年级的新生（已先行由天目山转移至建德）；“每次均须船10只，由事务课偕同免票学生前往押船”，并具体落实了负责人员的名单。
就这样，仅仅才安顿了一个月的浙江大学又开始了它的第二次迁徙。——这一次的路线共分为三段：先从建德乘舟南下至兰溪；再由兰溪转乘火车西行至江西樟树；最后再由樟树转换木船沿赣江南下直抵吉安……然而不曾想，1937年的12月24日——亦即浙大师生正式启程的那一天，杭州沦陷了。百姓逃难如潮，军队调动如梭；客车被迫停开，货车被充军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紧张和混乱，竺可桢一时也慌了手脚。经过讨论，更经过详细的研究，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校人马立即改变路线，由兰溪乘船上溯至常山，再乘汽车绕至赣浙交界处的玉山，最后再由那里想方设法登上开往南昌的火车……为了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竺可桢亲自前往探路；为了提前联系好车辆，竺可桢在玉山整整奔波了11天。
1937年12月，浙大师生坐民船从建德赴兰溪途中
原本是管“天”的科学家，如今管起了“地”上的事情；原本是大学的校长，如今成了“流亡大队”的大队长。作为一名文人，竺可桢远远谈不上“指挥若定”，但他却努力做到了“身先士卒”。——1938年的1月11日，鞍马劳顿的他先行赶到吉安，开始着手复课前的准备工作：1月12日，奔赴泰和，视察教室等事宜。1月13日，会晤当地学校的校长，商议租赁房屋一事。1月15日，召开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会议，鉴于泰和的房屋尚未修缮完毕，决定1月22号先于吉安开学，一星期后进行考试。
1938年的1月21日，浙大的师生们终于以25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段长达752公里的行程，胜利地抵达了吉安。按照原定的计划，先于吉安城内的那两所临时借用的学校中，将1937年秋开始于杭州的、后又继续于建德的课程全部补上，并举行了学期考试。1938年的2月11日，全体师生再次背起行装，搬迁到了位于泰和县上田村的新校址中——除去教室和宿舍外，以大原书院为学校总部，以华阳书院为农学院的试验场和农场，以萧氏的藏书楼为图书馆，以其宗祠为大礼堂……竺可桢终于又舒了一口气，面对着眼前的穷乡僻壤，面对着今后的筚路蓝缕，他咬咬牙，一如既往地又开始了多次被打断的办学计划与实践：
我国称受教育的人为“读书人”，这名称误尽苍生。书本子的教育不过是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袁子才有诗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信哉言乎。
——这便是竺可桢始终坚持的治校方略与办学理念，他继续奋斗着这一未竟的事业。仅仅半年的时间，他不仅让学校的规模于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增设了一所师范学院；他更带领着同学们走出“读书人”的误区，走向广阔的天地，既为当地兴办起了公益事业，又于实践中获得了扎实的本领——修筑起一条长达15华里的防洪堤，开辟出一座方圆600亩的垦殖场，创办起一所具有正规设施的澄江学校……
这一年，教育部派人于全国各地巡视检查，在西迁的学校当中，浙江大学获得的评语是：“最能安心上课。”
三迁广西宜山
然而，残酷的战争再一次打破了竺可桢的梦想——1938年的春末夏初，津浦铁路被敌人打通，战火开始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地向着华中地区蔓延，“最能安心上课”的浙江大学也无法再安下心来了。6月28日，竺可桢不得不把迁校的问题再次提交到了校务会议的桌面上——若敌舰上驶九江，则泰和危殆矣；若南昌一旦失守，则浙赣线必中断也。届时再想迁校，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为此，竺可桢开始了第三次奔波——究竟是迁往贵州，还是迁往广西？他必须进行实地的考察。7月12日，抵达湖南长沙；7月21日，抵达湖南祁阳；7月22日，抵达广西桂林……他一路察看，一路探听，作为一名科学家出身的校长，竺可桢追求的是精确与谨饬，更何况在他的肩上所驮负的不是一个两个班级，不是十个百个学生，而是一所正在发展壮大的学校，一所被视为“中流砥柱”的高等学府。于是，他风尘仆仆，马不停蹄，最终的目的地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向他推荐的贵州安顺。然而不曾想，就在这时一个噩耗竟晴天霹雳般地降临在他的头上——7月23日这天，他收到一封催其速归的电报，赶回泰和方得知，年仅 14岁的次子已于数天之前病逝，相濡以沫的妻子也是沉疴在床命悬一线。竺可桢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一周之后妻子竟同样撒手人寰……面对如此而来的打击，竺可桢悲痛欲绝，他在给夫人的挽联上写道：“惨兮，子遽离世，同甘共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情何以堪！呜呼，余何贞昊，大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母子二人患的都是禁口痢，虽说此症颇为棘手，但也不致无力回天。如果当初竺可桢不当这个校长，如果当初浙大不迁到这个穷乡僻壤，如果当初他不去湘桂勘察，如果……竺可桢后悔过吗？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他默默地安葬了自己的亲人之后，又继续在为迁校的事情伤神，又继续在为师生的安全绞尽脑汁。
他拿出地图，精确地计算着各条路线的利弊——如果迁往贵州，则自泰和经衡阳、柳州至贵阳，全程长达1786公里，其中只有很少的路段通火车，大部分要靠公路来运输；如果迁往广西，则经赣州、大庾、南雄、曲江、三水抵达柳州，全程仅1153公里，而且800公里是水路，可以借舟前行。此时的浙大，共有师生员工（包括家属）上千人，图书仪器及各种行李数千件，因此竺可桢除了要准确地比较出两地的远近外，更要“锱铢计较”地计算出哪一条线路能够更多地节省开支。
就这样，位于桂北的宜山成为了首选的目标。它除了与贵州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外，其本身也拥有着相当不错的条件——既有龙江可以通航，又有公路四通八达，从经济发展来看，更是被列为了广西的八大城市之一。于是，一场运筹于帷幄之中、指挥于千里之外的战斗又打响了——9月11日，委派专人驻桂林和衡阳，着手中转事宜。9月12日，获悉“桂省府已拨宜山标营与本校”，且“标营团部已迁移，正在着手修缮”。9月13日，汇3000元至宜山，“购制床桌等”；同日，召集学生谈话，“讲留泰和八个月之过去，与去广西之展望与路上一切”……
浙大在宜山标营的篮球场
仅仅才安稳了一个学期，又要迁移了。9月17日，竺可桢带领着儿女们来到妻子的墓前告别。这里不仅留下了他的思念，也留下了他永生的伤痛。迁徙的线路是这样安排的：人员和随身物品绕道衡阳走陆路；图书、仪器及大件行李走水路——沿赣江南下至广东三水，再改入西江，溯流而上至宜山。与上一次的迁徙相比，此次尚属顺利。唯船只抵达三水时，因广州已失守，码头一片混乱，押运者仓皇而逃，所幸人员无伤亡，行李无损失……
1938年的11月1日，经历了第三次流亡的浙江大学终于在广西的宜山胜利开学了。总部设在当地的工读学校；礼堂和教室则以文庙和湖广会馆充之；另外又于东门外的标营搭建了一批草屋，作为临时性的教室和宿舍。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可桢有这样的记载：“9点至标营，召集学生在膳厅谈话，到约200人……”没有片刻的喘息，竺可桢又开始投入新的工作。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战争期间的教学改革与设想——
现在我国在历史上是最为艰苦的时期，但同时却是青年有史以来最难得的报国机会。……吾人的使命无论如何卑微，力量如何薄弱，只要我们的工作与抗战有关，我们的心力尽了，我们自己就得到了安慰。从国家的立场说，她费了许多人力与财力来创办大学，也就得到了收获。
大学的使命是大学理念的具体体现与外在形式，竺可桢的这段话正是向全校的师生们庄严地宣布了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特殊使命。就这样，他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不仅使学校于战火中继续得到发展与壮大——其一，于浙江龙泉设立了分校；其二，令原有的文理学院分立；其三，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而且还带领学生们投入到抗敌救亡的事业当中，以不负这一“有史以来最难得的报国机会”。那天是亲自为战地服务团授旗，也是他亲口发出倡议：“使之成为永久之机关，每人前去一年，于抗战前途大有益处！”
四迁贵州遵义
经过三次迁徙的浙大本该在宜山好好地养精蓄锐了，不曾想，这里同样不是久留之地。仅仅才过了3个月，校务会议竟先后两次讨论起了迁校的问题。
第一次是在1939年的1月，原因是恶性疟疾猖獗，染疾者已不在少数——竺可桢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份统计数字：“自浙大迁桂，10月、11月两个月中患疟者已达146人，其中恶性者占77%。12月、1月新染者接踵而起，共不下200起，每一家中几乎必有疟病之人，其严重性可知。”为此，竺可桢不得不派人前往贵州寻找更为合适的校址。
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2月，原因是宜山屡屡遭到敌机的轰炸，尤其是5日这天最为惨烈——这是竺可桢的现场记录：“至农场左近，见路上落弹累累。后据点数，共有86枚之多。至标营，知共烧去二年级学生宿舍一所、标营大门及办公室与新成之礼堂及农场对门之新造茅屋顶教室一所。”第二天他又补充写道：“敌机所用者均系50——100公斤之炸弹，弹坑直径约一丈五六。”为此，学校不得不临时采取办法：一是将上午10点至12点的课移至晚上7点至9点上，以避开空袭的时间；二是将师生们转移到宜山郊外的小龙乡，以避开空袭的主要目标。
这一次的选址，同样是由竺可桢亲自出马——2月27日，他来到贵州的乌江，并于日记中记载道：“江面阔200公尺，江南为息烽县，江北为遵义城。遵义均沙岩，故田能蓄水，人民稍殷富，多稻田。”“全县人口60万，贵州第一县也，但田赋仅45000元。米价每百斤合5元，猪肉每元8斤……”就这样，黔北重镇遵义及其附近的湄潭成为了浙大的首选之地。但是后来由于教育部的反对，这一迁移计划未能立即实现。
……1939年的11月15日，日本军队突然从广西北海的龙门港登陆，并一步步北上，占领了防城、钦州和南宁。面对着这一措手不及的形势，竺可桢不得不将迁往遵义的问题再次提上了日程——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11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目前照常上课，小龙乡建筑继续进行，俟敌人进占宾阳时始停课。书籍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女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11月28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敌人一旦侵入武鸣、宾阳线时，立即西迁；“通知各系将图书仪器分为紧急与不紧急两部，不紧急者先行起运。”11月29日，派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瓷安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另派人“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12月1日，“绘制宜山、贵阳及贵阳、遵义、湄潭间距离及高度表。”12月5日，亲往黔桂路局了解情况，得知“局中有船40艘，大者可载10吨……回宜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利用”。12月6日，教职员及大部分家属撤离宜山，前往贵州都匀，所剩者仅24户。12月7日，“旧杂志及重要仪器雇利通公司车运黔。”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书籍装上汽车二部”。12月15日，召集一年级学生谈话，“述国家之困难，及大学之颠沛流离；次述吾人在现代之世应持之态度；最后述浙大过去简史与迁徙之过去与将来。”12月23日，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于当天出发；考虑到经费不足，“不能将全部学校搬往遵义，故不得不留一部分仪器在宜山也”……文质彬彬的竺可桢已经学会了镇定自如，学会了指挥若定。但他毕竟不是将帅之才，他做不到“举重若轻”，面对着这一伤痕累累的“驮队”，他全然是“举轻若重”，事必躬亲。那天，他一直等到全校的教师学生、图书仪器均已安排妥当之后，才最后撤离了炮声隆隆的宜山——那天是1940年的1月12日。
竺可桢实在是太疲劳了，他于日记中“不经意”地记下了这样两笔，读之颇令人凄然——“此二三年来，余老态日增，看报纸须去眼镜始清晰，耳中常闻哄哄之音，如一二里外之机器声然。”“胡国泰伯谦来拜年，猜我已过60岁，可知我是龙钟不堪了。二三年不相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惊怪我老得如此之快。”——是的，因为事无巨细，因为率马以骥，竺可桢的身体已经远远地亏损了。这究竟是性格使然，还是本性难移？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刻放松。他不仅献出了自己的美好年华，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健康。
——这不，当他刚一踏上贵州的土地，又马不停蹄地忙碌开了；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是一切就绪了！—— 2月1日，竺可桢正式入校办公；2月9日，一年级学生先借青岩乡房屋复课；2月22日，其他年级于遵义正式上课……等到这一年的冬天，竺可桢又将学校的布局重新做了调整——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内的文组，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内的理组，设在距遵义75公里处的湄潭；一年级迁至湄潭附近的永兴场，青岩乡的校舍不再使用。
一所大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四迁校址，这于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竺可桢成了地地道道的“流亡大学”的校长，他损失了许多，但他也因此而收获了许多——
以前有人批评国内的大学为贵族化，因校舍是崇楼高阁，画栋雕梁，而内部设备又十足洋化，学生过惯了舒服的学校生活，连自己家庭生活都过不惯，更不必说“亲民”或深入民间了。但今日的情形已大异，我们一方面在颠沛流离，一方面却在更近一层地亲民。这本身便是一种很可宝贵的教育，在平时是不易获得的。
……那是四年之后的194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名叫李约瑟的教授前来中国考察，临走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重庆与贵阳之间的一座名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他还说了：“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足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这样的评价，足以令竺可桢欣慰了，也陶醉了。
国立浙江大学遵义校本部
是啊，八年的战火，四度的迁徙，浙江大学不仅没有被摧垮，反而在不断的耕耘，不断的收获——从办学的规模来看，1936年竺可桢刚刚接手时，仅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3个系，等到抗战胜利时，它已发展到了6个学院、25个系、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个分校及1所附属中学；从培养的学生来看，不仅数量上从最初的400多人增加到了后来的2000多人，而且质量上更是令人刮目，其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3人，成为“各业领袖”者更是数不胜数；从科研的水平来看，王淦昌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贝时璋的关于实验生物的研究、谈家桢的关于基因遗传的研究、罗宗洛的关于微量元素和生长素对植物生长关系的研究、蔡邦华的关于昆虫分类学的研究、苏步青的射影微分几何和仿射微分几何的研究、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和复变函数论的研究等等，均位于世界前列……
人们都说：“一个好校长便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放在竺可桢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有一点却被众人忽视了，这便是竺可桢对于校址的选择。《竺可桢传》的作者是这样总结的：“浙大四次迁校，都不考虑通都大邑如重庆、桂林、昆明、贵阳之类，这说明竺可桢选择校址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许多条件的。不往大都市正是其中之一。一则大城市是敌人注意的重点，不免时有轰炸。抗战期间许多大学都曾受敌机轰炸，因空袭而耽误的教学科研更多，而浙大则只在宜山时有过多次空袭和遭到一次大轰炸，其它的干扰很少。二则中小城市的生活费用较低，民风较朴实，这对于浙大师生安心教学，特别是求是校风的培养也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这样的分析依然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殊不知就在这一“外因”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内因”——这条自浙江而赣南，而桂北，而贵州的路线，正是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条数万里的迁徙之路，也正是竺可桢在带领大家紧紧地追寻着他的足迹。
那是刚刚抵达广西，竺可桢说了：“今浙大以时局影响而三迁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前型，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那是刚刚迁至贵州，竺可桢又说了：“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
——由此可见，竺可桢的选择是有目的的：浙大的四次迁移均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而“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的原因，则是为了寻找精神的力量：
阳明先生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对着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险至此，非具有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何克臻此！……先生当年谪黔居桂，才是孤身深入荒僻之地，以我们今日比他的当年，已是十分舒服。而今日中国所临大难之严重，则远过当时之内叛与匪乱。我们溯往处今，怎可不加倍刻苦奋励？阳明先生公忠体国献身平乱的精神，正是我们今日所应继续发扬的，并且扩之于对外抗战，与进一步的建国事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竺可桢以王阳明的精神成就了浙江大学，浙江大学也以其流亡的经历成就了竺可桢。他本非教育家，但他却摸索出了办学的经验，总结出了教育的理念——他说，“大学是社会之光”，是“海上之灯塔”；他本非军事家，但他却成功地指挥了一支庞大的“驮队”——不仅将浙大“驮”了回来，而且“驮”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东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