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左）与萧军（中）、萧红（右）在一起（一九三六年）
近日，在省直机关的一幢宿舍楼内，记者拜访黄源的夫人、新四军老战士巴一熔老人。巴老虽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起风雨同舟60多年的黄源，她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巴老说：黄源一生有三个亮点：白色恐怖中和鲁迅相交十年，成为入室弟子和战友；参加新四军加入共产党，皖南事变突出重围；首倡领导主持改编昆曲《十五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表扬。
鲁迅的学生与战友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严重，10月3日鲁迅从广州到了上海。10月25日，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之请，前往该校作《关于智识阶级》的演讲。正在该校编译馆工作的黄源，被指定为鲁迅演讲的记录人。黄源一边认认真真地听，一边恭恭敬敬地记，并于当晚将记录稿整理成文，由校方送交鲁迅审阅后在黄源编的校刊上发表。过了3天，鲁迅又在江湾立达学园作《伟人的化石》演讲，黄源又被请去作记录，并请鲁迅审阅了记录稿，参加了校方召开的座谈会，经校长匡互生介绍近距离认识了鲁迅。随后黄源赴日留学，1929年回国，在沪写作、翻译。
1933年春茅盾主办大型《文学》刊物，鲁迅是编委和主要撰稿人，黄源任编辑，和鲁迅时有来往。
1934年8月，经茅盾推荐，黄源担任鲁迅、茅盾、黎烈文共同创办的《译文》杂志编辑，直接在鲁迅和茅盾的领导下工作。前3期《译文》，是鲁迅亲自编好，黄源当助手。由于他勤奋好学，深得鲁迅和茅盾的赏识。鲁迅提议，从第四期开始，《译文》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给黄源。鲁迅笑着对他说：“你已经毕业了。”
鲁迅长黄源27岁，黄源一直视其为父辈，对其无比敬仰与尊重。自从认识鲁迅后，他经常收到鲁迅的赠书，也很想买几本书回赠他。当时，鲁迅正打算翻译《果戈理选集》。一天，黄源在静安寺的一家外文书铺里看到一部德译本《果戈理选集》，共6本，18元。他就买了下来，并在第一册扉页上写了“鲁迅先生惠存”字样，兴致勃勃地拿去送给了鲁迅先生。鲁迅很高兴地接受了赠书（后来他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时，用的就是这个本子）。鲁迅考虑到黄源收入少，一下子买这么多书送给自己，会影响他的生活，要付书钱给黄源。黄源坚持不要，双方推辞半天。最后，黄源恳切地说：“先生，这是我诚心诚意送给您的，我已在书上题了送您惠存的字了，怎么好再收您的钱呢？” 鲁迅翻开第一页一看，的确有黄源赠送的签名。他接着翻看了其他5本，忽然灵机一动说：“那就这样吧，我接受你送的签了字的这一册，其余的5册，还你15块钱。” 黄源无法再坚持，只好同意。
由于鲁迅和黄源同处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文化围剿”的生死搏斗之际，为着共同的革命文学事业，他们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战斗友谊。据统计，仅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他们互通书信、相互走访、投寄稿件的往来就达150多次，其中黄源到鲁迅寓所达100多次。黄源给鲁迅的信有27封，而鲁迅致黄源的信现存的有38封，可见鲁迅和黄源关系之密切。
1936年，由于左翼内部宗派主义作祟，有人毫无根据地指责、攻击和中伤黄源，鲁迅十分生气。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作了义正辞严的驳斥，肯定黄源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鲁迅公开宣告，他这样做，并不只对黄源一人如此，而是他一贯的“交友的道义”。鲁迅对黄源十分关心，有一个时期黄源一人在沪生活工作，天天在小饭店吃饭，鲁迅怕他营养不良，邀请他每周六晚到他家用晚餐。
1936年10月17日凌晨3时，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到18日早晨已无力说话，但在八九点钟还问许广平报纸来了没有，《译文》的二卷二期广告发了没有？许广平告诉他《译文》广告已登出，他译的《死魂灵》登在第一篇。鲁迅听了还不满足，要亲自看一看。就这样，黄源接办的《译文》，成了鲁迅逝世前接触的最后一篇文字。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鲁迅与世长辞。鲁迅逝世两小时后，许广平通知黄源，黄源和萧军一起赶至鲁迅住处。黄源受许广平之托主持内部治丧工作，连续两夜参加守灵。出殡时，黄源和巴金、萧军等一起，含悲忍痛抬榇护柩，亲手扶灵柩下葬。
鲁迅逝世后不久，黄源当即写了《鲁迅先生》一文，寄托自己的哀思，详细记述了和先生的交往以及见最后一面的情况。又受许广平委托，和萧军共同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书。
黄源（左二）与何克希（左五）、楼适夷（左一）等战友合影
新四军中的文化人和战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上海已听到日寇炮声，茅盾的《文学》、黄源主编的《译文》、黎烈文的《中流》均被迫停刊，他们会商合办一个战斗性文艺周刊。此时黄源父亲去世，他便回到了家乡浙江海盐，料理后事后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在家乡，他目睹了国民党军的腐败无能，感到非常失望，便于1938年元旦到了武汉，准备去延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去延安的路已被国民党封锁，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已在皖南集中。他就到了金华，与邵荃麟、石西民、骆耕漠、汪瑛四人组成文化代表团，黄源任团长，于1938年底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军直专门开了欢迎大会。
1939年元旦过后，项英到苏南前线视察工作，邀黄源同往。他们先到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和副司令员粟裕那里，接着就去了陈毅处。陈毅当时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住在江南句容茅山一带农村。项英视察结束返回皖南军部，黄源便留在了陈毅处。
项英回去的第二天，陈毅到丹北管文蔚部去，邀黄源同行。当时陈毅正患耳疾，加之腿有伤，便骑了一头黑驴子。所带一个警卫班，12人，都是经过战火磨练的精干小伙子，配备了20响的驳壳，还有一挺轻机枪，一色锃亮的新家伙，且弹药充足。只是有点委屈黄源，让他随队步行。当时黄源才32岁，身体健康，行军并不困难。
陈毅又带黄源到溧阳竹箦桥看望老六团团长叶飞。他们从竹箦桥北上，在句容茅山，巡视了王必成任团长的“老虎团”，在宝堰镇前隍村看望了第二区区长樊玉琳，在丹阳访仙桥看望了管文蔚部，然后经金坛、武进、宜兴三县返回溧阳。一路上，黄源亲眼看到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目睹了新四军敌后抗战的辉煌战果，感受了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深情，非常感动。
陈毅和黄源一路走，一路谈，有时住在破庙里，有时住在群众家，晚上两人共睡一张床，白天同在一处吃饭，无所不谈。黄源过去与鲁迅在一起时，谈的多是文化上的事，这次与陈毅在一起，陈毅谈的是红军在中央苏区同国民党斗争的事，三年游击战的事，以及新四军在京沪线打日军的事，都是黄源陌生的。
黄源回忆说，回到溧阳一支队司令部后，每天下午，“陈毅与我谈他的生平，谈他童年的故事，谈到法国留学，谈在中央苏区工作的事情。他谈得非常生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革命历史课。”我们“完全像与朋友在谈天，令我终生难忘”。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云岭视察，陈毅赶赴军部。黄源在一支队继续待了一段时间后，也返回了云岭。离开溧阳时，他又想起初次见面时陈毅让警卫员买来两角钱橘子请客的事。新四军干部当时是供给制，月津贴最高6元钱。拿两角钱请客，算是一个大动作了。他用笔记下了自己的感慨：“我是靠卖文字生活的穷知识分子，但拿两角钱请客的窘状还没有过。伟大而艰巨的斗争，贫困而廉洁的生活，能参加这样的战斗集体，我很兴奋，深以为荣！”
回到云岭后，黄源对项英表达了愿意长期留在新四军的想法。项英安排他任军部文委委员，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并主编《抗敌》杂志的文艺副刊和《新四军一日》。1939年10月，经冯定、彭柏山介绍，黄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皖南事变中，随军部行动的黄源与军首长走散，跟随一个连队突出了包围圈。军长叶挺以为他“阵亡”了，在狱中给周恩来的信上写道：“黄源也死于这次皖南惨变。”据此，《新华日报》编辑石西民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了《忆黄源》的悼念文章，第一句话就是：“一个不幸的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的主编者黄源先生是死了。”
黄源是怎样突破国民党军包围逃出来的呢？他跟随一支新四军小股部队冲下山去，半路上黄源和警卫员抓了一个国民党四川兵，一路上逢着关卡押着俘虏回口令，后来又装扮成卖竹篮老板，和竹篮小贩走小路到镇江，再到丹阳，辗转来到上海，找到许广平，见到地下党，地下交通送他到盐城。此时已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见到黄源，喜出望外：“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为此，陈毅特地送黄源一盒雪茄烟，以示对他“死而复生”的奖励。
从此以后，一直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重返大上海，黄源一直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和战斗，两人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1972年1月6日陈毅辞世，黄源痛不欲生，屡屡申言：“在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陈毅。”
巴一熔老人和儿子黄明明在一起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1943年2月，黄源到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两年后浙东行政公署成立，黄源负责文化和教育工作，并兼任浙东鲁迅学院院长。这期间，他发现和培养了许多优秀文艺人才，领导创作、改编了一些好剧目。1945年撤退到淮阴，黄源任苏皖边区政府华中文协主席，组织军民大会演，所演剧目全部为新编改编剧目。解放后黄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做了很多文化接管建设工作。
1955年初华东大区撤销，黄源从华东局调浙江，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兼文联、作协党组书记，主管文学艺术。他抓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抓“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的贯彻落实，抓文艺创作和历史剧目的推陈出新，抓越剧改革，尤其是领导主持昆曲《十五贯》的改编，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更是被传为佳话。
黄源到浙江不久，便投入文化系统的肃反运动之中。在肃反后期定案时，毛主席提出“定案要慎重，不能搞主观主义”。为此，黄源很担心运动中出现主观主义。
1955年秋的一个晚上，“国风”剧团要在杭州三元坊解放剧场演出昆曲《十五贯》，黄源请上海电影局长张骏祥前往观看，看后两人一致认为是出好戏。黄源觉得这部戏可以改编成反对主观主义的。当天晚上，黄源顾不上休息，翻阅昆曲老本子，又找出梅兰芳送给黄源的昆剧原本《双熊梦奇案》，第二天又把剧团《十五贯》演出本调来看。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挂帅，组织领导小组，改编《十五贯》。在剧本讨论会上，黄源谈了自己的想法：把《十五贯》改编成反对主观主义的戏，把原戏两条主线变为一条主线，加强况钟与过于执两个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
在黄源的领导下，郑伯永、陈静等改编小组成员夜以继日，黄源每晚和他们一同讨论修改，只用了二十几天工夫，便完成了《十五贯》的改编和排演。黄源决定先在上海打开局面。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魏文伯，中宣部长陆定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等观看了演出，十分赞赏，群众反响强烈，报刊上好评如潮，陆定一建议赴京演出。
1956年4月，昆曲《十五贯》应邀赴京演出，黄源因工作繁忙无法前往，派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带队。剧团到北京后，先在前门的广和楼剧场演出，得到田汉、梅兰芳的大力支持。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观赏后，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推荐。罗瑞卿看了这个戏，直接去见毛主席，说：“一个公安戏很好，请主席去看。”
4月15日，《十五贯》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主席亲临观看，拍手叫好。毛主席看了两遍，指示三点：祝贺《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都非常成功；要推广，凡适合演出的都可以根据各剧种的特点演出；对剧团要奖励。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田汉执笔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接见了全体演职员，高度评价了《十五贯》。称昆剧“《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真正为人民服务”。
一夜之间，首都北京形成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剧本被译成七国文字。
黄源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正式平反，浪费了23年美好时光，及至老年黄源仅写了几本书《鲁迅给我信的注释》《在鲁迅身边》《黄源回忆录》等。
2003年1月2日，98岁高龄的黄源老走了。
黄源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时刻，他对家人说：“我走时送我的音乐应该是昆曲。” 黄源老走了，给他送行的不是人们耳熟的哀乐，而是老人自己选点的《哭皇天》《菩萨蛮》《苦伶仃》三个昆曲曲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