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盐城也有个“鲁艺”，他不禁喜形于色
1941年2月的山城重庆，晦暗多雾，烟雨朦胧。而政治气候仿佛与之对应似的变得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曾经国共合作、共谋国事的一种和谐因皖南事变的爆发而气氛不再。如何保护时在重庆进步文化人的安全，则让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之情牵。这天，在曾家岩50号南方局所在地，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个撤退名单。其中茅盾、胡风、吕振羽等赫然在目，著名音乐家、《游击队之歌》的曲作者贺绿汀亦在其列。
创作中的贺绿汀
贺绿汀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音乐干事。由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负责抗战的文化宣传，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成为三厅的骨干。国民党当局对第三厅一直怀有戒心，工作多有掣肘。贺绿汀身在其中，却心有他移。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要到延安工作。特别是一件事情的发生更使贺绿汀去意坚决。那是接替陈诚出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视察第三厅。他语出惊人：“我今天来是要收复‘租界’的”。原来国民党当局竟将第三厅视为共产党的“租界”，并正式前来“收复”。“收复”的办法就是“第三厅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无一例外。”曾参加过广州、海丰起义的贺绿汀对中共有着坚定的信念，岂能由此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所以他迫切想离开三厅，离开重庆。而皖南事变的特殊背景则成全了贺绿汀离开重庆的愿望。作为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自然在周恩来考虑的第一批撤离人员名单中。当时国民党封锁很严，男同志直接赴延安颇有困难，而女同志则可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去延安。因此，贺绿汀的爱人姜瑞芝毅然决定带孩子先行，虽路途有一番波折，但终安抵延安。此后的一天，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面见贺绿汀，转达周恩来的意见，要求他先赴香港，然后转道苏北敌后根据地，再择机前往延安。徐冰特别介绍了苏北的情况。他对贺绿汀说：“新四军已经在苏北盐城成立了新的军部，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刘少奇、陈毅正在那里广泛延揽人才，不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人已经慕名前往。苏北有着很好的抗战文化宣传的环境，你到那里一定能够发挥作用。”徐冰随后交给贺绿汀500元的路费，并告知他这是周恩来特别关照的。贺绿汀让徐冰转达他对周恩来的谢意。之后他经香港转赴上海，等待时机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
5月正是春色扑面的季节，也是心情为之驿动的季节。这天，上海秘密交通带来消息，一切准备好，明天起程前往苏北。贺绿汀非常兴奋，在敌占区近乎窒息的等待终于可以结束了。
13日，贺绿汀在地下交通的带领下抵达黄浦江码头，悄然登上一艘开往苏北的小火轮。黄浦江面波澜微兴，江水拍打船头激起浪花飞溅。贺绿汀一任春风拂面，心情怡然。他深深地向远处眺望，迫不及待地想呼吸到对岸那清新的空气。
小火轮是一种大统舱式的，条件简陋，加之柴油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所以此行无舒适可言。但更让贺绿汀担忧的是身边复杂的环境。因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控制，当时经常会有汪伪特务混于南北水运乘客之中，以便发现情况。因此，贺绿汀与护送他的地下交通员各坐其位，装作互不认识。船抵长江北岸青龙港，他们移步上岸，先后经过日伪两道关卡的检查。贺绿汀化装成一个音乐教师，手里还提着个小提琴盒。日军检查人员将信将疑，最后要求他拉一段小提琴曲才放行。过了关卡继续往前即到了新四军控制的地区，贺绿汀这才如释重负。地下交通从老乡处雇了辆独轮车，一边放行李，一边让贺绿汀坐着。贺绿汀且行且看，充满好奇，视线中的广阔田野为绿色覆盖，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贺绿汀意识到这里已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也是抗战的希望所在。
坐落在盐城城西的泰山庙是一处历史遗存，明万历年重修，规模较大，有四进殿房，两边还有若干厢房。而致该庙以后影响远及的是因为它成为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
那天，得知贺绿汀已抵军部，刘少奇、陈毅立刻出来相迎。面对风尘仆仆、一路劳顿的贺绿汀，刘少奇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贺绿汀同志，一路辛苦了。”一旁的陈毅亦快人快语：“大音乐家同志，久闻大名啦！你的《游击队之歌》好得很唻，我们的战士都会唱。”
贺绿汀一下子觉得特别温暖，尤其是刘少奇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让他倍感亲切，不禁涌现出一种异域乡情。
刘少奇继之说：“你从大后方来，这儿环境比较艰苦，要委屈你啰。恩来同志来过电报，说你要去延安，可是据情报最近日军要对根据地实施大扫荡，这个时候走，敌人封锁线不好过。我们想让你在这里待一个时期，等形势好转后再作安排。不知你意如何？”
早就听说过少奇同志是党内有着很深马列主义修养的领导人之一，贺绿汀心仪已久，初次晤面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贺绿汀感激地说：“我到苏北来，就是向你们报到的。一切听从你们安排。这次好不容易到了敌后，我想应当抓紧时间培养一些音乐干部，然后再去延安。我希望马上分配我的工作。”
“好啊，我们已考虑好了，让你到华中鲁艺去。” 刘少奇刚说到这儿，陈毅又接上来：“延安有个鲁艺，我们这儿也有个鲁艺，需要请你这个大专家来任教呢。”
贺绿汀闻之不禁喜形于色，没想到在这儿也有个鲁艺。他为自己有用武之地，能为根据地培养音乐人材而感到高兴。
华中鲁艺亦称鲁艺华中分院，是1941年初由刘少奇、陈毅倡导成立的。开始拟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来担任院长，因许广平其时正在上海筹备出版《鲁迅全集》而无法分身，故由刘少奇兼任院长。华中鲁艺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邀请了一批从大后方来的著名艺术家任教，学员是来自大江南北的热血青年。华中鲁艺已成为华中敌后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融入到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对贺绿汀来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共事者中有曾经日本东京左联成员丘东平、上海左翼戏剧家协会成员刘保罗、上海“苞莉芭剧社”主要成员许晴以及《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美术教授许幸之等。其中大部分为有所闻而未谋面者。正是敌后抗战的文艺事业，将他们组合到了一起。贺绿汀随后担任华中鲁艺音乐系教授，开始为敌后根据地培养抗战的艺术人才。
贺绿汀抵达盐城的时候，正是日军即将对盐城实施大扫荡的非常时期，军部在部署反扫荡的各种准备。华中鲁艺等一批非战斗单位正开始陆续撤出盐城。贺绿汀与鲁艺师生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就是在盐城西边的湖垛境内。为了欢迎贺绿汀，师生们精心组织了一个小型户外欢迎晚会。汽油灯与天空的皎洁月光相辉映，将现场照得白昼般光亮。与贺绿汀一起的还有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夫妇。这是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中很难得的一次轻松相聚。在师生的热情邀请下，汉斯·希伯作了关于苏德战争情势的演说；贺绿汀作了关于音乐创作知识的讲座。之后，师生进行了歌曲表演等音乐互动。贺绿汀的小提琴独奏将气氛推向高潮。很多同学第一次欣赏到如此精湛的艺术表演，甚感过瘾。夜色渐浓，然现场气氛依然热烈。
以后的日子几乎就没有什么规律了，转移成了当时唯一的内容。随着日军已开始向盐城发起进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保卫盐城的新四军一、三师部队已与日军交火，但守城形势不容乐观。新四军军部立刻作出战略调整，果断决定一些非战斗单位先行撤离盐城。其中包括华中鲁艺、华中党校、抗大五分校以及江淮印刷厂等单位。按照军部的安排，华中鲁艺分成两个队，院部、文学系、美术系的大部分组成一队，随军部活动；戏剧系、音乐系的大部分人和普通班组成二队，向敌侧后方转移。贺绿汀本应同二队一起行动，可出发前接军部通知：由于贺绿汀年龄较大，体质较弱，不适合长期游击转移，故不随大队行动，另行安排埋伏。正是这次临时安排，让贺绿汀与死神擦肩而过。
原来鲁艺二队转移途中在建湖北秦庄与扫荡日伪军遭遇，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现场悲壮而惨烈。被烧焦的稻禾在微风中摇晃，田埂、河边旁躺着一具具师生的遗体，鲜血染红了行囊、二胡、化妆盒、纸张。据事后调查，有丘东平、许晴等20多位师生战死，另有教授邵惟等60多人被捕，60多师生被冲散。损失极为惨重。这也无疑是整个华中抗战文化事业的一次重要挫折。尤其是丘东平、许晴的牺牲，对敌后抗战的文学和戏剧创作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在群众家打埋伏的贺绿汀闻此噩耗，悲痛欲绝。没想到分手数日，竟有如此生死相隔。尤其是他与丘东平在海丰搞农民运动时即相识。这次华中重逢，未及畅叙，又成永诀。贺绿汀伤感悲恸不已。
反扫荡战斗中，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贺绿汀在战斗结束后再次见到刘少奇时，已是在军部新住地停翅港了。战争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尽，从大家疲惫的面容和严峻的神色中，能感受到刚刚过去的那场反扫荡战斗的激烈和持续程度。
这次华中鲁艺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让刘少奇深感痛心，他为未能保护好这些文化人而心殊歉疚。见到贺绿汀，刘少奇觉得特别欣慰。他对贺绿汀说：“敌后斗争是残酷的，丘东平同志牺牲了，他表现得很英勇。你们这几个文化人都经受了考验。得知二队的这次损失后，我还一直在为你的安全担心呢。见到你安然无恙，我总算有些宽慰了。”
贺绿汀的不安感反而更加强烈，他觉得在反扫荡战斗中自己不能荷枪实弹地保卫根据地，只有埋伏等待，还让部队首长担心。所以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刘少奇点燃了一支烟，沉思片刻说：“这次鲁艺损失给我们很大教训，像苏北这样处于敌后、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目前还不适宜办鲁艺这样规模的学院，这种形式和当前的环境很不适应。现在华中局和军部已决定对一些战略指导方针进行调整。鲁艺和抗大都停办。抗大学生提前毕业分到战斗部队；鲁艺一分为二改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属于军部和三师。”说到这里，刘少奇话锋一转：“不过，你仍可以到鲁艺工作。”
贺绿汀颇为纳闷，心想鲁艺都停办了，我还怎么到鲁艺工作？
“我们已经接到延安来的电报，让你到延安去。”
延安是贺绿汀朝思暮想的地方，但现在听到这个名字，他的心情又十分矛盾，因为自己千辛万苦从重庆来到华中敌后根据地，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就匆匆离开？而丘东平、许晴以及那些文艺青年却选择了让个人永远融进这片抗战的热土。贺绿汀沉默不语，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刘少奇默默地抽着烟，等着贺绿汀的回答。良久，贺绿汀终于做出了决定，他郑重地说：“少奇同志，我想暂时不走。鲁艺这次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这里太需要干部了。我希望在前方至少再留半年，帮助鲁艺工作团培养音乐干部。”
刘少奇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为贺绿汀而高兴。他觉得贺绿汀经过这场反扫荡战斗的磨练，不再仅仅是个音乐家，而越来越像一个战士。他同意了贺绿汀的请求，将贺绿汀分配至军部鲁迅文艺工作团。
在战地歌声中，生活充满激情和快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音乐科科长贺绿汀（右二）与同仁合影
炊事员给每人发了一个自制的月饼，大家一边吃，一边表演节目，有独唱、小合唱和自编的舞蹈，内容大多是抗日救亡和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的。突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贺教授，来一个！”立刻引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贺绿汀微笑着站了起来，一手拿着一个小瓷碟，一手拿一双筷子，边敲边唱了起来。唱的是当年在上海由关露作词、自己作曲的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朗里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是敌后根据地生活的另一种画面。歌声营造了一种氛围：恬静和谐，充满意境又洋溢着抗日的激情。
当时，在根据地文化生活中，最简便易行，最大众化，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乃是抗战的歌曲。军鲁工团虽设文学、美术、戏剧和音乐四个组，但由于团长何士德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加上又有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任教，故而军鲁工团更侧重于音乐工作。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在根据地传唱。其中有《新四军万岁》《苏北进行曲》《保卫夏收》《缴公粮》《军民团结一条心》《当兵把仇报》《打胜仗》等脍炙人口的歌。创作歌曲，教唱歌曲，讲授音乐知识，与部队干部战士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是当时贺绿汀的工作重点。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中，他感到很欣慰，很愉快。
《垦春泥》是贺绿汀在苏北创作的一首颇有影响的歌曲，它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合作生产的景象。歌词的开头两句是：“日出东来又到西哟，军民合作垦春泥……”旋律活泼轻快，富有地方民歌特色。
大合唱《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是贺绿汀当时创作的又一部力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加紧准备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了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贺绿汀创作了《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又名《和平光明前奏曲》。歌词作者为鲁军，贺绿汀采用四部混声合唱的形式，以气势磅礴的旋律，反映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歌中唱道：“你看，人类的解放一定要实现。你看，全世界受压迫者，手牵手肩并肩结成了民主的阵线，齐向黑暗的旧世界作决死的斗争。啊！一九四二，你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你带来了人民的觉醒。”由于该合唱是四部男女混声，创作难度较大。但贺绿汀觉得没有如此的声部对比，不足以体现强大的声势和澎湃的激情。当年的军鲁工团成员方士新、金虹、王洛夫曾参加这部合唱的排练，以后他们回忆说：“为了演唱好这首由四个声部、四次转调(A调转E调，再转e小调，又转D调，再转A调)大合唱，使之演唱准确，表现深刻，贺绿汀教授除了对乐曲逐段逐节进行讲解外，还在每天黎明亲自为男女各声部分别进行训练，特别要把女高音部的‘啊’………字花腔唱出优美动听的旋律来，难度很大，贺教授就不厌其烦地天天教、句句练，反复教，直至练到满意为止。由于这首合唱曲在曲式结构、调性对比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特色，大家通过练唱，等于对和声学、曲体学、对位法等各种音乐技巧进行了一次总复习，巩固了学习成果。” 此大合唱后来在部队演出时，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士气。这一作品的问世也标志着贺绿汀的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军地培养音乐干部是贺绿汀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在资料匮乏的条件下，贺绿汀写出了乐理学、作曲法、和声学和对位法等讲义，发到军、师的宣传部门和各文工团、宣传队。贺绿汀时常背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小提琴对他来说犹如战士的枪。不少老百姓会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这一“武器”。他一到驻地，首先是打开琴盒，边讲授乐理和琴谱，边拉琴示范。在一些重大纪念会、庆祝会上，贺绿汀的小提琴独奏总是保留节目。那一曲曲委婉悠扬的旋律不知征服了多少观众。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贺绿汀在村头树下练琴。他拉的是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小步舞曲”原是流行于法国农村中的一种民间舞蹈音乐，后来逐渐进入宫廷，成为贵族舞曲。小步舞曲往往节奏欢快，风格典雅，明快轻巧。《G大调小步舞曲》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贺绿汀正陶醉在那流畅的旋律中，突然，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孩子，正全神贯注地听他拉琴，而且似乎呈现出一种痴迷的状态。贺绿汀甚感奇怪。经过了解知道这孩子12岁，是随父亲到根据地的，现在已是一名小文工团员。贺绿汀从小孩的眼神中明显地感觉出他对小提琴的好奇和兴趣，于是亲切地对孩子说：“让你父亲想办法买一把小提琴，我负责教你。你现在正是学琴的年龄。”若干年后，已经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吕其明同志在回忆这一难忘的经历时说：“听了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多么向往呵！是贺绿汀老师在我这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贺绿汀在根据地生活很充实，心情也很愉快。刚来的时候，同志们把他这位从国统区来的“大知识分子”，当成一位尊贵的客人，无论在工作中和生活上都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在伙食上，他吃的是白米干饭，两菜一汤，菜中还有几片肉，虽然称不上是美味佳肴，但在根据地艰苦的环境中这已经算是最好的了。贺绿汀看到别人的碗里面都是高粱米、窝窝头，感到很不安，问食堂的炊事员：“我的伙食怎么和同志们不一样？”炊事员回答：“这是对你的照顾。”贺绿汀似乎有点不高兴了。“我不需要照顾，我不老也不病，要是照顾我就不到根据地来了。”
别人告诉他：“这是陈军长特意安排的。他说你是大知识分子、大专家，是我们根据地难得的人才。”
贺绿汀心里一热，也心存感激。他知道在日军封锁下，根据地条件异常艰苦，于是谢绝了这种特殊待遇，坚持和同志们一样。
到了发津贴的日子，管理员给他送来了200元抗币。贺绿汀顿时愣住了。他知道新四军的战士一个月才有几元钱的津贴，而组织上却给他几十倍于战士的津贴。他立即向组织上退还了这笔“巨款”，恳切地说：“我和战士们一样，都是为了抗日才走到一起来的，请把我也当成一名普通战士吧！”
开始的延安之行，又有了新的变数
1942年1月的苏北，一场大雪飘飘洒洒，大地被白色覆盖，显得特别的单一和宁静。贺绿汀抵苏北根据地已近一年时间，这比原计划延长了许多。主要原因乃是日伪的层层封锁，交通不安全。虽然苏北抗战的文化氛围依然有着很深的魅力，但延安的感召力亦时常让他心有所属，特别是与家人的团聚更是让他萦怀情牵。
终于，贺绿汀回延安的事被排到了议事日程。
这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阜宁单家港召开扩大会议。会后，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工作。根据华中局决定，将有数十名干部随刘少奇一起赴延安。贺绿汀亦在其中。
3月的一天，苏北大地仍弥散着一丝寒意。赴延安的队伍由阜宁开始北行。他们越过盐河到达淮海区，突然接到延安来电，称经过反复侦察，在赴延安的必经之路平汉铁路沿线有日伪六道封锁线，大队人马不可能通过。面对新的情况，刘少奇决定减少队伍人员，以便潜行。除了警卫人员，只有历史学家吕振羽夫妇等极少数人随刘少奇北上。吕振羽其时因兼任刘少奇的秘书，才有如此安排。别的随行人员都作重新安排。贺绿汀随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折返新四军军部，再择机选择前往延安的路线。
1943年4月，贺绿汀从苏北赴延安前特意留起八字胡，以便能顺利通过敌占区
也许这就是贺绿汀与苏北根据地的缘分。返回停翅港后，贺绿汀调整了情绪，又开始与这片土地的亲密接触。
当时集中在阜宁的文化人较多，有薛暮桥、孙冶方、范长江、阿英、骆耕漠、黄源、孟波、何士德、蒋天佐、艾寒松、赖少其等，他们都是不同学术和艺术领域中的佼佼者。为了妥善安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利用文化人较多的优势，相对集中地开展文化活动，陈毅与军部决定在停翅港不远的卖饭曹村设置“文化村”。扬帆被任命为“村长”，负责联络文化人，安排他们的生活。文化村中文人云集，气氛热烈，大家尽情挥毫泼墨，赋诗唱和，棋琴书画，无所不有。贺绿汀自然是文化村中的常客，也是文化人自娱自乐活动的主要表演者。这一时期根据地局势相对平缓，文化生活则显得较为丰富。营造和感受敌后这样的文化氛围，让贺绿汀感到特别惬意。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底，日军又开始策划对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二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得到情报后遂转移淮南黄花塘。根据军部安排，苏北文化人亦开始分散转移。在三师师长黄克诚的直接布置下，贺绿汀被安排在老黄河口八滩杨庄开明绅士杨芷江家中隐蔽。那里离海较近，比较安全，必要时可乘海船下海避风。贺绿汀被告知，杨芷江虽是地主出身，在军阀吴佩孚手下做过事，但他是个嫉恶如仇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地方参议会的参议长，与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权相处很好，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正是这次隐蔽，贺绿汀见到了“七君子”之一的著名出版家邹韬奋。邹韬奋刚抵苏北不久，即被安排到同一地点隐蔽。当年同为上海的文化人，在非常时期相会海隅之地，贺绿汀与邹韬奋均非常高兴。他们相谈甚欢，为“打埋伏”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
不久，扫荡日军渐近。一日，伪军徐继泰率部抵杨宅。贺绿汀、邹韬奋已经无法隐藏，唯有直面以对。这便有了贺绿汀、邹韬奋大杨庄历险记。徐继泰是闻讯而来，但面对大名鼎鼎的两位文化人，他并不敢放肆，连称：“邹先生，我在武汉听过你的演说，贺先生的《游击队之歌》我也唱过，你们二位先生公开抗日，鄙人是曲线救国。我们处境不同，但宗旨相同，殊途而同归呵。”韬奋不屑与汉奸交谈，沉默不语。贺绿汀与之交换了一个眼色后缓缓说道；“司令既有心救国，今后就应教育官兵，不要骚扰民众，不要与抗日的军民为敌。” 徐继泰诺诺称是，随即率部而去。
化险为夷的贺绿汀与邹韬奋被紧急送往苏中新四军一师师部。在一师师长粟裕的精心安排下，贺绿汀、邹韬奋经南通乘船前往上海。在一阵汽笛声中，轮船徐徐离开码头。贺绿汀站在甲板上，眼望渐渐远去的江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前，正是从上海北渡苏北，拟转道前往延安。未料战事风云变幻，他竟又折返上海。但苏北之行的日日夜夜以及与根据地军民一起的战斗生活却留给了他一段永远无法忘怀的记忆。
1943年7月，贺绿汀终于由上海辗转抵达延安，开始了他全新的生活。
作者小传
刘小清，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办副调研员兼宣传处长，江苏作家协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史、香港史、左联史研究及传记文学创作，学者型作家。已发表作品凡300万字，已出版专著《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散记》《文化名人在香港》《香港野史》《中国百年报业掌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民国时期政要与香港》等。策划、主编并参与创作的其他著作《东方盐文化》《跃马挥戈—抗战时期的黄克诚》《剑指江淮—抗战时期的张爱萍》《飞鸿雪泥—文化名人与盐城》《新四军统战纪实》《刘少奇在盐城》等10多部。大量作品被国内媒体转载和获奖。1997年为《名人传记》专栏作家，2010年为凤凰网历史专栏作家。本刊特邀其为《人物写真》栏目、《新四军中的文化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