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樊作楷
（上接2009年第4期）
侦破“路南事件”
日伪、顽匪、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活动猖獗，经常侵入应城周边的游击区、根据地，搜集情报，捕捉无辜，杀害老百姓，破坏抗日。
1940年下半年，杨森堂在路南办事处任主任期间，一天深夜，他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在宿舍外活动，立刻警觉起来，藏进耳房里观察。见区中队的战士李水渺带着几个人从窗户跳进来向他床上连开数枪。当发现杨森堂不在床上时，他们又冲到隔壁房里打死政治干事曾德文和一名战士，拖走20余人枪，投奔“黑匪”曹占奎了。这就是在应城县抗日根据地发生的“路南事件”。
“应抗”公安局成立后，局长樊作楷决定由政警队将“路南事件”立案侦查，并命令政警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揪出幕后策划人，坚决斩断魔爪，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政警队女队长林涯萍带领女队员熊立等4人，深入群众，经过周密仔细地侦查、暗访得知，区中队原战士李水渺是由县宪政促进会工作人员尹士英介绍来的。他们二人经常有来往，并与一、二区临近的陈德隆有过联系。
政警队又派出侦察员化装深入敌区，通过“特勤”查访，查清了尹士英系地主出身，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三青团，1937年底开始任国民党“战干团”少校区队长。1939年秋，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回应城县任三青团干事长。他隐瞒身份，潜入抗日根据地以“教私塾”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因当时未识破其真实面目，从团结大多数的愿望出发，吸收他到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宪政促进会工作。他却利用工作之便，派特务陈德隆到一、二区任交通站长，向云梦敌占区特务李润发传递情报，串通“黑匪”云（梦）应（城）游击大队长、日伪别动队长曹占奎，在二区捕杀基干队员、农救会员、妇救会员、儿童团员达100多人。“路南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根据政警队侦查获得的情报，他们首先将特务“交通站”站长陈德隆秘密逮捕，经过搜查和审讯取得了直接证据，尹士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经请示上级批准，立即将尹士英捉拿归案。局长樊作楷亲自审讯，尹士英开始百般抵赖，声称自己无辜，当带来他手下特务站长陈德隆与他见面，又摆出其策划“路南事件”的人证物证时，他才无可奈何地低下头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尹士英、陈德隆、李水渺和坐镇云梦的特务李润发等人，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到抗日根据地的一股地地道道的潜伏特务，他们策划阴谋，干尽坏事，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的鲜血，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将尹士英、陈德隆二人就地镇压。
击碎“青年同盟”
尹士英特务案破获后，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军统”应城工作组派遣特务宋德良带领青年男女十多人，手枪8支，公开打出“青年同盟”的旗号，任命宋德良为组长，到应城、云梦、汉川等地进行特务活动，破坏抗日工作。
宋德良，地主出身，30多岁，应城郎君区宋杨湾人，曾在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受过特种训练。他带领骨干分子朱仙佑、李健等人到二区的双墩、三合等地进行特务活动，策划杀害了二区区委书记朱化龙，拖走二区区中队70余人枪，投奔云梦日伪军。“应抗”公安局政警队发现这批特务分子后，局长樊作楷亲自同政警队侦察员一起，到郎君区宋杨湾访贫问苦，开展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后发现，“黑匪”曹占奎的部队到应城东部一带活动时，宋德良就会在曹家大湾、庙子滩、宋杨湾一带活动。这些地方离敌人据点近，安全保险，是宋德良经常活动的地方。他带着特工队，到这里收集新四军的情报，夜里就到集上的餐馆里吃喝玩乐。
1942年4月的一个下午，当地群众向樊局长报告：“宋德良带着三男两女回到宋杨湾家中，可能在家里过夜。”
樊局长认为机不可失，当即决定连夜行动。为防止他们捕杀我党政军干部和抗日群众，一定要赶在他们作案之前，捕获这伙特务。天黑后，樊局长带领公安队出发，隐蔽前进，绕开大路走小路，避开村湾走野外。深夜一点钟赶到了目的地，将宋杨湾包围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布下天罗地网。
宋杨湾是个大村庄。宋德良家是村中一座深宅大院，两栋相连，西边有深巷相隔，巷首门楼紧闭，屋后围墙一丈多高，院里满是浓密的竹林和大树。墙上盖有两坡水的瓦片，犹如城墙一般，不易攀登。局长樊作楷和副局长杨森堂带着公安队员到宋德良的房前屋后仔细观察。他们走到屋后时，发现墙外有棵大树的枝丫与墙内树枝相连，当即命令公安队长王斌和副队长张福珍带领队员上树、攀枝、越墙，进到了院内。他们动作轻巧，院内人一无所知。王队长和张副队长在前面，队员紧跟在后，沿墙根摸索前进。一会儿，王斌发现西屋门缝透出光亮。他走近窥测，里面三男一女在打麻将，有一人将驳壳枪放在桌上，手枪带挂在颈上，估计就是宋德良，旁边还紧挨着一个年轻女子在为他助兴。
王斌观察敌情后，打开后门，将情况向樊局长报告，局长命令他们迅速行动，冲进去。
王斌、张福珍带领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大声喝道：“不准动！举起手来！谁动就打死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王斌很快缴了宋德良的驳壳枪。
宋德良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吓得惊恐万状。但敌人毕竟是狡猾的，宋德良一掌打熄了吊灯，屋里变得漆黑一团，他们乘机窜进一个墙洞，从墙洞钻进地道，妄想从地道的墙外洞口逃跑。
在宋德良等人刚爬出地道口时，被守候在外面的公安队排长王金标发现，喝令：“是谁？”宋德良听到喊声，企图负隅顽抗，被王金标一枪击伤倒地，其余4名男女特务也束手就擒。后面一名特务尚未走出洞口，听到外面有枪声，缩头就往回跑，被后面追来的公安队副队长张福珍一把抓住，此人是宋德良的弟弟宋德斌。
至此，敌、顽合流的特务组织“青年同盟”被击碎，缴获手枪5支。宋德良因胸部被击伤，在押解途中毙命。国民党顽固派对此甚为“惋惜”，驻随县环潭特务机关的军政要员，还为宋德良举行“追悼会”。国民党的《重庆日报》发表了讣告，为宋德良“歌功颂德”。
处决“鄂西北保安司令”
1939年初，日军委任汉口的“红帮”龙头大哥杨青山为“鄂西北保安司令”，坐镇应城。杨青山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仅从汉口带来了一名17岁女子做他的第六房姨太太。
杨青山到了应城后，就招兵买马。他采用流氓手段，“红帮”义气，收买拉拢，策反了“应抗”第一支队队长郭仁泰（原应城“红帮”龙头大哥），郭带领手下少数骨干分子投靠杨青山，当了副司令。
郭仁泰虽然投靠了杨青山，但并不是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他拒绝进驻日军据点，仍驻陈家河、毛家河一带，受编不受调。后经鄂中区领导人陶铸和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第三团团长蔡斯烈前往郭部做工作，郭仁泰率部反正，又回到了“应抗”司令部，并奉命将日军鄂西北保安司令杨青山逮捕关押起来。杨的六姨太也到应城白粉壁的杨家庙里当了尼姑。后来，由于郭部一营营长李春山对杨青山讲“红帮”义气，使其脱逃了。
杨青山逃到云梦日伪军安金华部，日军又委任他为“鄂中保安司令”，活动于安（陆）云（梦）应（城）等地，企图搜罗社会渣滓，东山再起，继续充当日军的帮凶。鉴于他再次变成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不能留下这条祸根，边区公安总局决定除掉杨青山，命令“应抗”公安局执行这一任务。
1942年5月的一天，樊作楷局长接到情报，杨青山从武汉回到应城长江埠后，潜入白粉壁杨家庙，暗里与他的六姨太会面。
樊局长决定派有捕捉经验的副局长杨森堂去捉拿那位“鄂中保安司令”，并叮嘱说：“一定要捉活的回来！”
副局长杨森堂率领公安队一个双枪班，紧急行动，连夜出发，奔袭30多里路，赶到白粉壁，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杨家庙。当杨青山和他的六姨太正在床上嬉戏时，公安队员用刺刀拨开了庙门，杨青山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滚下床来窜进了后院。
公安队员冲进去时，一个“尼姑”躺在床上佯装若无其事，问她：“杨青山在哪里？”她却懒洋洋地说：“我不知道哇！”
杨副局长带着公安人员在庙里仔细搜查，终于在后院的一副棺材里将杨青山拖了出来，押回了公安局。
杨青山在关押期间，还想以“红帮”义气来拉拢公安战士，用江湖术语称公安战士为“龙兄虎弟”，用“麻衣相”的骗术来麻痹看守人员，但公安战士早有预防和警惕，立场坚定，根本不上他的圈套，杨青山企图再次逃跑的幻想随之破灭。
行刑那天，北风呼啸，大雨滂沱，杨青山对天长叹：“老天不容我呀！”这就是显赫一时的日伪“鄂西北保安司令”的可耻下场！
教训“剐皮队”
在我“应抗”游击队的背后，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新派来的应城县长余奇领导的游击队，他们不仅不抗日，反而经常找“应抗”游击队闹摩擦，窜到抗日根据地来骚扰、破坏、杀人、放火，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甚至勾结日军，两面夹击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和“应抗”游击队。广大群众称他们为“剐皮队”，对其恨之入骨。
1944年的春夏之交，樊作楷带领武装工作队在四区白鹤乡一带活动。一天，古峰寺赶集的群众回来向“应抗”公安局报告说：“‘剐皮队’的40多人又在王家店附近一个小湾子里抓人，追赶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
樊作楷一听，怒气冲天，立即命令公安队副队长张福珍，集合步枪排出发，去消灭“剐皮队”，保护当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步枪排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直奔王家店，樊局长、张副队长跑在最前面。
到了王家店附近，樊局长右手提着驳壳枪，左手向下一压，示意大家猫腰前进，利用芝麻地、水沟等作掩护，悄悄靠拢了村庄，见到“剐皮队”在疯狂地追赶老百姓。樊局长一声命令：“打！”
机枪手鲁国超迅速卧下，架起机枪一梭子过去，当场就撩倒了几个“剐皮队”人员。战士一齐冲进村里，一下子又击毙了十几个。其余的“剐皮队”人员听到枪声就拼命逃跑，把抢老百姓的东西也丢了。公安队一边追赶，一边射击，又打伤了十几个“剐皮队”人员。这场战斗仅耗时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剐皮队”被全部消灭，还俘虏了十多人，缴获手枪30多支，子弹400余发。
战斗结束后，村里老百姓纷纷走出来说：“这伙‘剐皮队’见到老百姓像凶神恶煞，抢劫财物，敲诈勒索，公安队一到就像赶鸭子打狗的，一阵枪响就把他们消灭了，公安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保护神哪！”
经审讯俘虏，才知道这伙“剐皮队”是国民党顽固派县长余奇，指使他的联保主任操国佐组织古峰寺、两河口和云梦胡金店3个乡的联保武装，偷偷窜到抗日根据地来搞破坏捣乱的。
这次“剐皮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后，联保主任操国佐通过余奇到国民党顽军一二七师三八零团，花了不少银元搬来一个机枪连，配合余奇的“剐皮队”来偷袭“应抗”公安局。
当天夜晚，公安局就住在新聂村附近的严家榨，局长樊作楷得到这个情报时，立即带领公安队3个小分队去迎击敌人。
漆黑的夜晚，樊局长带领公安队，由新聂村西北的河沟摸进了严家榨村，发现顽军机枪连和“剐皮队”正在杀鸡宰猪，准备做饭吃，有的在村里追赶妇女，有的在抓男人为他们做事，把村里闹得乌烟瘴气。
公安战士们气得心里满腔怒火。樊局长命令副队长张福珍带领一分队和机枪手鲁国超摸到顽军机枪连住地，二、三两个分队从村子两头包围过去。
一分队摸到顽军机枪连部时，鲁国超端起机枪，一梭子打出去，公安队员们丢出十几个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伤的顽军和“剐皮队”员抱头乱窜，拼命地往回跑。
战斗很快结束了，公安队缴获机枪3挺，步枪十余支。
为此，顽军一二七师三八零团团长找到余奇，要求赔偿他们机枪连的损失，余奇只好给三八零团团长8000块大洋才了事。
余奇经过这次教训后，再也不敢叫他的“剐皮队”到抗日根据地来破坏捣乱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