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清明节期间，笔者到江西鹰潭完成一项釆访任务，巧遇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道的女儿黄知慧，她时任鹰潭市人大副主任。黄道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仅39岁。我们早就有意采访他的后人，只是一时无从联系，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此时相遇，真乃“得来全不费功夫”。她向我们谈了父亲的很多往事，然后说，她出生时父亲已经牺牲（她为遗腹子），要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到杭州找她的二哥黄知机（大哥黄知真已经去世）。

　　在鹰潭的釆访任务完成后，我们便赶赴杭州，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见到了已经85岁高龄的黄知机老人。黄老虽然卧病在床，但精神很好，他给我们谈了很多，最后又让他的儿子黄先钢（现任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给我们找一些介绍黄道事迹的书籍，我们满载而归。回宁后，因为诸多原因，等笔者把稿件写好请黄知机老人审定时，得到黄老于7月3日去世的消息，事情便又耽搁了下来。今年5月23日，是黄道遇害70周年的日子，我们选择这个日子发表此文，以示对他的深切缅怀。

黄道于1938年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

　　组织暴动　和方志敏创建闽浙赣根据地

　　1900年5月21日（农历4月23日），黄道出生在江西横峰县姚家垅一个普通农家。家境贫困又想求学的黄道，因旧制师范不收学费，17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上饶鹅湖师范读书，两年后考入南昌二中。受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传到了南昌，黄道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快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3年秋，他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入学当年，李大钊、陈毅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黄道因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使他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黑名单。为了保护黄道，陈毅代表北方区党委通知他离开北京，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5月18日，黄道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江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赵醒侬，时任江西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为了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任命黄道为国民党横峰县党部筹建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横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27年1月1日，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过同国民党右派的激烈斗争，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方志敏兼农民部长，黄道兼宣传部长，邵式平兼监察委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前，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黄道，积极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奉党的指示潜回赣东北，秘密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暴动。

　　1928年初，方志敏、黄道组织了弋阳横峰大暴动。暴动胜利后，建立了弋横根据地。之后根据党的决定，黄道到贵溪、余江、万年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贵余万暴动后，黄道调任信江特委工作，长期担任赣东北特委常委，兼任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为赣东北创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1931年3月6日至8日，赣东北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方志敏为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道、邵式平等10人为常委。会后不到一周，方志敏到红十军任代理政委，黄道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

　　主政闽北　独当一面反“围剿”

　　1931年7月，黄道奉调到闽北根据地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到1938年闽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止，他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战斗了七年，为闽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闽北红军的发展与壮大，付出了全部心血。

　　闽北根据地地处武夷山脉北段，与浙、赣两省交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它北靠信江，南依闽江，东临大海，西至抚河，隔信江与赣东北根据地相望，跨过闽江可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它先是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后是闽赣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又是一块独立的根据地。黄道到闽北，肩负着独当一面的重任。

　　黄道到闽北之时，正是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闽北根据地红军主力只有不足2000人的独立团，也面临10倍于己之敌的南北夹击。能否粉碎敌人的“围剿”，关系到闽北根据地的存亡。大敌当前，黄道及时召开闽北分区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他首先介绍了毛泽东指挥井冈山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同时详细讲述了他和方志敏在赣东北领导红军与敌军作战的经验：“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统一思想后，独立团深入敌后，采取打一仗消灭一股敌人的办法，积小胜为大胜，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闽北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先不到2000人的主力红军独立团发展到近3000人，地方武装各县建有独立团（营），各区有游击队，群众武装有赤卫军和少先队；召开了闽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革命得以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工业、农业和商业迅速发展，闽北苏区成为赣东北省在信江南岸唯一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

　　1932年6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同时，向闽北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妄图消灭闽北红军，占领闽北根据地。9月，中央命令方志敏率红十军进入闽北，和黄道领导的闽北红军共同反“围剿”，使闽北根据地与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0月中旬，罗炳辉、谭震林率领的中央红军第十二军攻克邵武县城，闽北红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使闽北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13个县区，纵横数百公里，人口近百万。次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成立，黄道任省委常委，兼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受损严重。1934年1月，中央指示黄道重返闽北，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由闽北红军独立团发展起来的红五十八团同时返回闽北。

　　忍饥挨冻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北分区区委和军分区，领导闽北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有利地形，与数十倍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不但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而且保存和锻炼了闽北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坚强的领导骨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推行分区“清剿”制，把赣、闽两省划分为12个绥靖区，其中闽北被分割为3个绥靖区。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的联系都已中断，闽北成了一个独立的作战区域。此时，闽北苏区的武装力量仅5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队3000余人，地方武装2000余人。在强敌分割包围“清剿”中，苏区领导机关对分散于各地的红军部队无法实施统一指挥，各部队独立为战，虽然给了进攻之敌以有力打击，但终因敌众我寡，难以遏制敌人的进攻。到1934年底，闽北苏区大部丧失，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游击队被迫转入深山老林。

　　整个1935年，特别是上半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当时，闽北苏区被国民党军50多条封锁线加以分割。封锁线和封锁线之间，仅仅相隔5到10公里。所谓封锁线，就是碉堡线。敌人每隔300米到500米筑一碉堡，在较大的村镇建立据点，每天从据点出发搜山，企图以此来扼杀红军游击队。敌人称之为“张开大网来捉鱼”。除了封锁线之外，敌人还实行“移民并村”，强迫老百姓到据点里住，编成保甲，实行连保。据点的四周用铁丝网围着，老百姓生活必需的米、盐都采取配给制，企图以此来饿死红军游击队。敌人称之为“抽干塘水来捉鱼”。

　　敌人的分割“清剿”，给红军游击队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困难。

　　首先是饥饿。由于实行“移民并村”，大村子成了敌人据点，小村子成了无人村，田地荒芜，粒米如金。红军游击队有时一个星期还吃不上一顿饭，主要靠釆野菜，如苦叶菜、糯米藤、葛藤根、蕨根、竹笋等充饥，最后连野菜都难以找到。“人是铁，饭是钢。”长期食不果腹，同志们饿得浑身无力，站着想坐，坐下想躺，躺下就不想再起来。

　　其次是挨冻。由于敌人天天“围剿”，迫使大家轻装，除了武器，其他东西都丢弃了。1935年冬天，红军游击队没有发过棉衣，就靠几件单衣过冬。冻得实在受不了时，大家就背靠背坐着，藉以互相取暖。有的同志就是被活活冻死的。

　　敌人用“移民并村”的恶毒办法来对付红军游击队，但隔不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游击队缺少粮食，群众将节省下来的口粮和食盐，你一把我一盒地凑在一起，晚上用绳子吊到据点外面，让游击队来取。游击队缺少衣服，群众就出去时穿两件，回来时穿一件，穿着鞋子出去，打着赤脚回来，想尽一切办法接济游击队。

　　在黄道领导下，闽北苏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保存了有生力量，坚守了革命阵地，取得了宝贵经验。1935年8月，黄道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区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确立了“以老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区斗争的战术原则和斗争策略。

　　到1936年上半年，闽北根据地连同新开辟的游击区，扩大到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内线外线可以密切配合，几块游击区可以互相支援，红军游击队可以往返穿插，闽北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黄道领导的闽北游击战争，是整个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黄道创造性的将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闽北实际，独立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中央分局交给的任务。陈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闽赣省委领导下进行，黄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坚持抗战　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1938年1月6日，项英、曾山、张云逸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到达南昌，住进原张勋公馆。1月9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此挂牌办公。第二天晚上，黄道奉命来到阔别10年的南昌，与他同来的还有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独立师政委叶飞等人。

　　项英在听取黄道、叶飞的汇报后，于14日向长江局和党中央报告：拟将黄、叶两部合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建议黄道担任东南分局委员，以加强领导。这一建议迅即得到批准。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上，黄道出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后又兼统战部长）、新四军分会委员。与此同时，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黄道以新四军少将参议衔出任办事处主任。

　　说起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成立，还有一段趣闻。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党决定结束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机构，筹备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为此陈毅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进行了一场智斗：在一次熊式辉举行的宴会上，熊以“蒋委员长等不同意”为由，拒绝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陈毅在酒过数巡后，假借饮酒过量，指着熊的鼻子说：“新四军在南昌设办事处是毛主席定的。蒋委员长不同意又怎么样？好，不设就不设，我们不下山了！” 熊式辉一听慌了手脚，忙赔着笑脸说：“陈兄请不要发火，有事好商量……”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南昌设新四军办事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正式成立时，黄道即任办事处主任。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新四军在东南各省设立的办事机构的工作，并与东南分局领导的各省委、特委保持联系。以公开合法身份出现，掩护党的机关，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与此同时，还要以大量的精力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江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宣传文化教育，向延安和新四军输送进步青年；扩大兵源、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做好各种后勤工作等等。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成立时，上海、南京已经沦陷，在江浙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昌成为最靠近前线的大城市，许多沦陷区的抗日团体、文化界人士、进步青年和流亡学生纷纷聚集到南昌。黄道抓住时机，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江西青年服务团、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工作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江西妇声社、南昌文化界救国会、上海煤业救护队等团体，黄道都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或直接领导其工作，或间接指导其活动。

　　黄道坚定的抗战立场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和害怕，将其列入暗杀名单。

　　1939年3月底，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上饶。东南局决定黄道不再兼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职务，调回东南局工作。1939年3月25日，黄道由吉安经上饶到达浙江金华。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于3月17日由皖南新四军军部到达金华。黄道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4月6日陪同周恩来先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在地上饶，后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安。

　　在江西视察结束后，周恩来赶赴桂林，黄道则动身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4月20日，黄道途经铅山河口时感到身体不适，随行工作人员便请医生给他看病。国民党特务收买医生乘机下毒。5月23日，黄道遇害身亡。

　　陈毅惊悉生死与共的老战友黄道蒙难的消息后，以极其沉痛的心情，亲笔撰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思想品德、领导才干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江西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黄道蒙难后，东南局作出决定，“开追悼会，特别是赣东北、闽浙边的党，应有庄严的追悼”。中共福建省委决定，“从支部一直到省委的会议均应作报告纪念，闽浙边及原来的浙西南各地应尽可能的举行追悼会”，“特委以上的同志作文哀悼”。

　　由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挺、项英等在会上讲了话。

　　1953年5月，赣东北人民为缅怀黄道的伟大功绩，在他浴血奋战的信江河畔，在巍峨的上饶烈士纪念塔旁，建造了黄道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