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2009年第1期）
用歌声为战士们鼓劲
这支特殊连队中，有几名文艺工作者。行军过程中，她们不断用歌声为战士们鼓劲。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经常且走且唱这样一首民歌：
“咳呀呀，
咳呀呀，
红军呀，
红军呀，
打倒地主资本家，
保卫苏维埃中华……”
嘹亮的歌声震荡着山谷，鼓舞着战士们胜利的信心，不断有人高喊：“再来一个！”
20多岁的戏剧天才危拱之，常在行军休息时，把自己编词的“凤阳花鼓”唱给战士们听：
“红军强，红军强，
千难万险无阻挡。
行军路上揍老蒋，
北上抗日打东洋。”
脸上挂着倦容的战士们，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咚咚锵”的调子，忘记了征途的劳累。后来，行军路上常有些活泼的干部战士风趣地喊着：“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同志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段啊！”
可是，干部战士们并不知道，给大家带来鼓舞力量的危拱之，踏在万里长征途上的竟是一双被封建礼教束缚的“解放脚”，而且压在她头上的还有被王明路线执行者“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长征后恢复了党籍）。
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中央纵队一名年轻的机要员被炸断了腿，送到休养连来。休养连一时找不到民夫来抬。廖似光和谢小梅主动报名要抬。
有一天下着雨，路滑，廖似光不慎摔了一跤，担架一歪，震得机要员伤口十分疼痛，他禁不住“哎呀”一声之后，哭了起来。为了减轻伤员的疼痛，廖似光一面说“对不起”，一面唱起了自编的山歌：
“红军哥哥你莫哭，
转个弯来就到屋；
红军哥哥你莫愁，
进了医院治伤口；
红军哥哥你莫急，
以后不会再伤你。”
廖似光和谢小梅见伤员不哭了，就抬起担架继续前进。一天，过一道险关，廖似光和谢小梅跪在地上，一步一步向前爬，膝盖皮擦破了，滴滴鲜血染红了道路，但她们没有叫一声痛。机要员感动了，很难过地对她们说：“好姐姐，你们受苦了，我不该……”廖似光爽朗地笑着说：“你也是疼得没法子啊！放心吧，到了医院会慢慢治好的。”
来自广东、江西的政治战士们，个个都是革命乐观主义者、编唱山歌的能手。
过金沙江时，她们唱道：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拉手来心连心。
阶级兄弟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过泸定桥时，她们又唱道：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献身革命心不跳，
人人争把重担挑。”
到法国留过学的蔡畅，在过草地和几次等待渡河时，为了给大家鼓劲，她主动要求给大家唱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周恩来副主席牵着马，随着蔡畅轻声哼着，还用右手轻轻地打着拍子。很多伤病员兴奋地从担架上昂起头来。
寻粮筹款扩大红军
政治战士们在长征途中，还担负着打土豪、筹粮筹款、宣传红军、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任务。
为了使休养连300多人能及时得到休整和补给，她们靠自己调查分析打土豪。每到一个村庄，她们先爬到高处，看哪家高房大院。再听狗叫，有钱人家的狗底气足，叫得凶。接下来是四看：一看三栏——牛栏、马栏、猪栏大小和牲畜多少；二看锅灶，有钱人家灶台高筑，锅大油多；三看农具，雇工多，农具自然多；最后看陈设。经过这样一番调查，心里有了底，再向群众核实。
这样她们打土豪打得又快又准。将没收来的粮食、现金、肉类、食盐全数交给供给部，其他东西当场分给群众。然后将没收的全部财物开个清单，留在土豪家，落款注明“红军某部工作队调查组”，以免土豪回来迫害群众。
危秀英说：“群众见我们工作有章法，又处处想着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好感，不少人主动给我们当向导、挑夫，还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危秀英在回忆录《长征杂记》中写道：“中央红军1935年1月强渡乌江，攻下遵义城。组织上分配我们去召开群众大会做宣传。我到一家火柴厂向工人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工人们听了很高兴，说国民党在这里，我们干人（穷人）吃不饱饭。你们和他们不一样，公买公卖，很和气。会后，我和工人们一起装火柴盒。我们白天在厂里劳动、宣传，晚上回部队住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厂里有20多人参加了红军。在遵义，光经我手带出来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200多人。”
过草地前，上级规定，休养连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每人要带15斤粮食。驻地附近土豪已经打完，筹粮十分困难。刘群先、钱希均、金维映、陈慧清、周越华、邱一涵、吴仲廉、甘棠、钟月林等十多名政治战士，听说几十里外的大山里粮食比较丰富，便决定到那里寻找粮食。开始董老不同意，认为那里山高林密，常有土匪出没，人称“老虎口”。但这些平时胆子很小的女孩子，这时却什么也不怕。大家说：“只要能够搞到些粮食，不要说是‘老虎口’，就是有再大的风险也要去闯。”董老见她们决心大，加上其他地方确实难以搞到粮食，就派一个警卫班和她们一起去，一路上保护她们。
这是一个大深山，林密草茂，一股股山涧水发出哗哗的响声，似虎啸，如狼嗥，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她们一看到那里有不少豌豆、青稞、小麦，便把一切都忘记了。几个小时之后，她们人人都有很大的收获。大家高高兴兴，又说又笑，背上沉甸甸的救命粮往回走。
当她们走到一个山坳时，突然从山上窜下来一股土匪，足有50多人。这股土匪见红军人数不多，还有女的，便像恶狼一样疯狂地扑过来。警卫班和政治战士们边还击边撤退，很快离开了大山。
政治战士们不仅敢到“老虎口”去寻粮，而且还同敌人进行搏斗保粮。过草地的前两天，供给部给休养连运来一批苞谷，用做过草地的干粮。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李德的夫人萧月华等十多人，承担加工任务，到离连队一里多路的地方去磨苞谷。那里有13盘水推磨，她们全部动用起来。因为有了粮食，女战士们个个不知疲劳，不知不觉就磨到深夜一点多钟。将近磨完时，突然冲来一批地痞流氓，妄想夺走粮食。面对这帮凶狠的家伙，她们无所畏惧，寸步不退，一边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边派人回连报告。刘群先以棍子为武器，与敌人拼打；钱希均扭住敌人用嘴咬，用头去撞；萧月华身材高大，一个人和两个匪徒对打，肩膀被匪徒砍了一刀，鲜血直流，她全然不顾，坚持与匪徒拼搏。警卫排闻讯赶来，才打退了这帮匪徒。
姐妹情深患难与共
政治战士们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使许多健康的女战士得了妇女病和其他疾病。但革命的友谊却将全连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患难与共，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部队行至贵州境内时，邓六金患了痢疾，高烧39度多。起初，她咬着牙，一步一步跟随部队走。但终究经不住高烧和一天十多次腹泻的折磨。仅两天工夫，活泼、健壮、年轻的邓六金，眼睛凹陷，颧骨凸出，双腿沉重，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有人提出让她留下来隐蔽在老乡家里养病。她坚强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决心革命一辈子，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路上！我一定要走，谁说我也不能留下！”说完，她丢掉棍子，大步向前走去！
危秀英被感动了。她向连长要求，留下来陪邓六金走。她拾起木棍，赶上邓六金，亲切地说：“六金，我来陪你走！”她将木棍递给邓六金，让她拄着行军。她又找来一根木棍，把邓六金的行李和自己的行李挑起来。行李虽然不多，但干粮、衣服、零星什物也有30多斤。危秀英个子矮，人也瘦，长途行军已经累得疲惫不堪，要挑这些东西继续远行是很困难的。队伍不断地从她们身边走过，渐渐地，她们掉队了。可是，邓六金仍然高烧不退，腹泻愈加频繁。危秀英右肩挑担，左手搀扶着邓六金，艰难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邓六金说：“秀英，我太连累你了！你赶部队去吧，不要管我了，我会慢慢地走的。”危秀英回答：“六金，我们是姐妹，是革命战友，要走一块走，要死一块死。我不能离开你。”
一路上人烟稀少，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到了晚上，高原上的寒风夹着小雨，树林发出阵阵呼啸，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狼嚎和猫头鹰的叫声，显得阴森可怕。远离部队、远离亲人的两个20来岁的红军女战士，背靠背地坐在大树底下夜宿。几十年后，邓六金和危秀英说：当时我们想，我们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也不能在病魔威胁下倒下！革命需要我们，我们要活下去。只要有口气，我们就要赶上部队。她们坚持了四天四夜，终于在部队休整的地方赶上来了。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过雪山的时候，贺子珍受伤的身体还没康复，又在关心别人了。她看到年纪最小的政治战士钟月林衣服单薄，不能御寒，便向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人要来包驳壳枪的红绸布，亲手一块一块地拼起来，又拿来打土豪分给自己未经熟制的生羊皮，用红绸布做里子，一针针一线线做成了一件皮背心，送给钟月林。钟月林后来说：“贺大姐这件皮背心，不仅温暖了我的身体，使我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抵御了严寒的侵袭，更温暖了我的心，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带着身孕长征的贺子珍、曾玉、陈慧清，行至贵州地界时都先后分娩了。为了赶上行进的部队，她们只得忍痛将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他人。在贫穷荒僻的贵州山野，要找到一户能够收留抚养红军后代的人家是非常困难的。
曾玉的婴儿伴着一张写有身世的字条，留在了一间没有人的空屋子里。陈慧清的婴儿则躺在叫不出名字的山脚下。
贺子珍的婴儿送给了一个瞎眼的孤老太。之后，贺子珍见到了毛泽东，哀伤地说：“我连看都没看清楚这个女儿长的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是现在，为了革命，我们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