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虽坚终将风化毁损，
心碑无形能随岁月增辉。
上世纪40年代初，宋乃德率领阜宁民众修筑海堤90里造福于桑梓，当地士绅百姓万众同心勒石立碑以记其功，碑名“宋公堤”。此碑历经炮火硝烟毁坏，政治风云冲击，是否尚在民间？或为史家收藏？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宋公与宋公堤”的故事，不仅在盐阜地区，在苏北、在江苏乃至京沪各地已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宋乃德就是人们心中一座巍峨的丰碑。
我们采访得知，“宋公堤”的身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宋乃德（前右）、陈宜方（前左）与子女宋淮生（后左）、宋海生（后右）、宋齐生（中）合影（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
发行公债修海堤 宋县长勇为天下先
时光倒回到1940年秋，黄克诚司令率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城不久，与北上的新四军会师，于10月10日成立了阜宁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民主政府县长就是宋乃德。民主政府的任务是要让群众当家作主，为老百姓办事，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剿匪除奸反霸，保障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盐阜区地处沿海一带，经常发生大海潮和海啸，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国民党政府也曾主持过修海堤之事，其实是假借修堤搜刮民脂民膏，并不干实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1940年底，阜宁沿海群众纷纷要求修筑海堤。为此，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参议会，宋乃德在会上耐心说服，统一认识，主持讨论并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提案，他听取有识之士的建议，决定由民主政府主持，以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会后，参议员杨芷江、庞友兰、田厚斋等开明士绅纷纷捐款，或认购公债，支持筑堤。宋乃德县长认真筹备发行公债，做好筹粮、筹草，动员民工等工作，还亲自主持工程勘察。
国民党政府喊了多年的修筑海堤，或不予实施，或敷衍应付，草草动工，草率收场，从无实效。民主政府说到做到，说干就干。图纸依旧是以前的图纸，国民党政府做不到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做到了。发行公债乃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之先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深得民心，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
“海堤工程并非一帆风顺”，齐生说，“爸爸去世后，妈妈曾对我们说起这件事。当年，国民党和敌伪多次阻挠破坏修筑海堤，甚至进行武装袭击和暗杀活动。”
“八滩区区长陈振东和县政府科长于欣就是被他们绑架后杀害的。”淮生说，“妈妈告诉我们，陈振东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他气节昂然，面对匪徒说‘要是杀我，请带我到堤上，我为筑堤来，今为堤死，何憾？’他那种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盐阜区人民。”
齐生接着说：父亲在筑堤的时期，常常是住在堤上。敌人为了破坏修堤，除了杀害陈振东等外，还暗杀过我父亲。在修南堤时，由于已进雨季，当时父亲正在打摆子，冒着雨，淌着齐腰深的水赶到堤上。在堤上说服众人，坚持修堤。在返回的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时，父亲当时还在病中，裹条被子，坐在独轮小车上昏睡。突然部队停止前进，说宋县长要在这吃午饭，父亲的警卫员感觉有问题，立刻叫醒父亲，抢在伏击的敌人的前面，迅速通过村庄，幸免一难。还有一次，夜晚在一个村庄住宿。半夜，警卫员感觉有问题，立刻起来，把父亲推出后墙，隐蔽在村后河滩上一块大石头后面，自己返身回去，拿出衣服和干粮。在河滩上清楚地看着敌人完成包围圈，进村搜查。后来，他带着父亲安全回到自己的驻地。
父亲在修筑海堤期间，敌人先后三次暗杀父亲，但是都幸免于难，与死神擦肩而过，都是因为警卫员的精明能干，和高度负责精神。不过，三师进军东北后，这位警卫员叔叔就与父亲分开了。虽多方打听也一直没有音信。1953年，我们随父亲进北京城后，父母亲又托原部队同志寻找这位叔叔，但一直没联系上。现在，双亲已先后谢世，他们一直想当面再向这位警卫员叔叔表达感谢之情的，也成了终生的遗憾。我们坚信，这位经验丰富，机警过人的叔叔一定还健在，我们盼望有一天相见，完成父母的遗愿。”
“我们一直说，‘宋公堤’绝不能看作是我爸爸一个人的功劳，它是当年盐阜人民群众共同的贡献，成百上千人最多时一万五千人在海滩上艰苦劳作，长达4个月，他们克服并解决了缺粮、缺淡水的生存困难；连绵淫雨造成涨水，无处睡觉的生活困难；并抵抗了在水中作业造成的皮肤病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在与大自然斗争的同时，还要排除敌、伪、顽谣言的破坏，敌机的骚扰，敌人的暗杀，真是吃尽千辛万苦。当时，新四军部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保障，比如，民工缺粮时，三师黄克诚师长要求全师每天每人省一点口粮，把节省的粮食送给修堤民工，保障工程顺利进行。新四军三师还派出部队保卫海堤工程不受伪、顽、匪徒的袭击。‘宋公堤’也不是对宋乃德一个人的歌颂，宋公只是一个符号，它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的敬仰与歌颂。
“父亲主持海堤工程，于1941年5月15日动工，6月5日北段海堤（北堤）就全部完工了。时令进入了‘伏天’，按当地习俗‘寒不挑河，夏不打堆’，天气炎热，又是梅雨季节，再加卤潮泛滥，时疫流行，参加修堤的人员，不管是士绅，是农民，是工程师，还是办事员，几乎都主张暂时停修南堤，待秋后再干。我父亲则坚持要保证汛期安全，击破韩顽政府及敌伪的谣言和武装破坏，必须一气呵成。
“6月20日南堤动工，四天后，工程处监工员、县粮食局科长陈景石即惨遭伪装新四军的土匪杀害。父亲及时揭穿敌人的政治阴谋，镇定工人的情绪，使南堤工程得以继续。然而，当南堤河口堤堵好后，遇到几天大风大雨，平地水深两尺，海水上涨，工棚席盖，被风刮水卷。此时，工人仍照样行硪挑土，情绪尚好。7月11日，风雨更狂，民工根据经验，深恐东北风起，引来海啸，纷纷绑起小车留下，空身人各自回家。就连一些办事人员、地方士绅也开始动摇了，主张开春再干。他们派专人赶回八滩，发电报给我父亲。父亲此时发虐疾，病在东坎，得此电非常焦急，立即动身，冒雨涉水，赶往八滩，途中几次跌倒，到达八滩时，全身几无干处。随即召开办事人员扩大会，商讨对策，由于父亲的坚持与说服，决定继续修堤。会后一周内，所有民工全部动员归堤。当年8月31日，10米高、18米宽、90里长的大海堤全部完工。第二天迎来了这年的秋潮，比1939年的大潮汛还高6寸，但大海堤安然无恙，挡住了海水侵入，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群众大赞抗日民主政府为民做了大好事，赞扬‘宋’县长的功绩，将此大海堤起名‘宋公堤’，与历史上的‘范公堤’媲美。”
“记得妈妈说，当年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民谣，”齐生回忆，接着背诵了这首民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这首民谣至今还有不少老人能吟唱。
黄克诚和宋乃德都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人
“黄克诚为什么要带我父亲南下苏北？”黄伯伯南下苏北前曾对苏北的政治经济做过详尽的调查及分析。“阜宁，国民党影响比较大，而我们党影响极薄弱”（黄克诚1989.9.18谈话——关于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到苏北要建立政权，部队也需要供给。黄伯伯有领导艺术，善于用人所长。所以必须要带人南下开辟政权。”姐姐淮生细说起缘由。
有位叔叔曾对我说过：“黄克诚率部南下前，向八路军总部提出要在两个人中挑选一人随军南下，其中一位就是你父亲。”1940年4月北方局调我父亲随黄克诚部南下任供给部部长。因为黄伯伯很了解我父亲：1926年入党，是山西省沁源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曾组织沁源县农民暴动，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抗战之初，担任了山西省长治县牺盟会特派员，1938年冬，阎锡山所部断绝八路军口粮，我父亲利用山西五专署巡视员的合法身份，与之斗争，胜利完成筹粮任务，为此，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特派左权副参谋长专程前往表扬。
父亲随黄伯伯南下华中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首任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继任盐阜行政专员公署主任，苏北区党委财委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黄伯伯率三师进军东北，1945年冬经华中局批准，父亲又随黄克诚部北上。历任通辽区专员兼通辽县长、吉江行署主任。嫩江省委财委书记兼财政厅长、黑龙江省财政厅长，东北税务总局局长、冀察热辽分局财务副主任、天津市军管会财经接管部部长等职。父亲也参加了锦州战役和平津战役，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伯伯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我父亲随部队进入湖南，先后担任过湖南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等职。1953年，父亲调任国家计委地方工业局局长。此后，父亲先后担任过地方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1956年5月担任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主持轻工业部工作。
父亲春节时去看黄伯伯，有时也带我们孩子去。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被诬陷为轻工业部“反党宗派集团首领”，蒙受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父亲再次受到了残酷迫害，于1967年2月23日含冤离世。
父亲曾对淮生说过，从苏北到湖南，13年，黄克诚在部队，我在地方，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我能揭发什么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下，在黄伯伯的关怀下，父亲的冤案冲过重重阻力终于平反，还父亲一个清白。过春节时，黄伯伯约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到他家共度春节。唐棣华阿姨也托人从江苏省档案馆复印了20世纪40年代阿英伯伯写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交给宋淮生，让她复印，好好保存。
黄伯伯和父亲都是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敢于讲真话、不讲假话的人。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并不排除他们内心对对方的认同和信任。
父亲用他的一生，写下了对党和人民、对祖国的忠诚。
对于上述的情节，齐生清楚地记得一件事。他说：
庐山会议之后，有一次，我们去黄伯伯家。黄老让两家的孩子们都到一边去玩，唐阿姨把我妈妈拉到一边。黄老和爸爸单独在一起谈了一次话，当时谁也没有注意，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和我爱人到301医院去看黄伯伯，黄伯伯说：“我就知道你父亲是过不去那场运动，他决不会推卸责任，一定实事求是。庐山会议后，我提醒过他要注意。”黄老深知父亲性格的刚烈和为人。父亲经历过那么多事，他懂得怎么做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他不愿意那么做。他知道在这种运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子女带来什么影响，他宁愿承担这一切，直到他去世。
虽然爸爸已被迫害至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妈妈和我们姐弟都等到了冤案大白于天下的日子。
万两黄金案
进军东北后，由一些苏北北上的伤残军人组建的铁工厂叫“毅诚”铁工厂，是陈毅及黄克诚的名字合成的。南下时，由于当时全国未解放，没有统一货币，黄伯伯在回忆录中说，考虑湖南牺牲的烈士很多，为抚恤烈士家属，带了部分黄金到湖南。据母亲说是从“毅诚”铁工厂处带的。部队到湖南后，没有使用这批黄金，由我母亲陈宜方参加账目和实物的交接。1959年庐山会议后，黄金案成了追查的一部分。
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母亲，被专案组弄到湖南交代黄金的去向，并无情的批斗。明明摆着交接手续和账本，却还逼迫母亲交代。直到第二年秋，才让回家。为此受牵连的不止我们一家人，还有很多。南下带的黄金越说越多，万两黄金，最后竟被说成是“用车皮”运装。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曾在湖南省委财委工作过的翁徐文叔叔到我家看望我的母亲。他们见面后，曾提起当年专案组在长沙的事情。
1949年翁叔叔提出对账目要做一个备份账目，按一般情况是不需要的，但是当时由于四处转战，牺牲的同志比较多，我父亲同意做一份备份账目。就是这份备份账目，救了很多和此案牵连的人。
当反右倾开始后，一直放在财委文件柜顶上的账目不见了。专案组就黄克诚经济问题找翁叔叔谈话。翁叔叔说：“我知道，问题最后在结案时要一条一条核实，现在他们是在诈我。”等到最后结案落实时，翁叔叔拿出了备份账本。
在那时期，他们把妈妈搞到长沙。我妈妈记忆力很好，他们给我妈妈提的问题，我妈妈都能准确的说出账目详细内容。我妈妈说，他们其实知道这些账目的内容，就是想从她的话中找出一些问题，好捞到一根稻草。最后，目的没有达到，只好把妈妈放回来。
最后，黄克诚和宋乃德的经济问题最终无法落实，当找举报人落实时，他说“我记错了。”就这样，一场轰动一时的“万两黄金”大案，一句“我记错了。”不了了之。他们说这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翁叔叔和妈妈当时谈到“万两黄金案”时说，“万两黄金，那是要一个马队才能驮运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行动，是绝对不会只有黄克诚和宋乃德知道，编得真是很滑稽。还真有人能编出这样可笑的谎话，也真有人为了达到目的，硬把它当成真的了。真是天大的笑话！”说到这里，两人呵呵大笑。
在他们的笑声中，使我们领悟到真理终将战胜邪恶。投机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正直的人，是会笑到最后的。即使他们已经长眠地下，也会含笑九泉的。
爸爸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