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与夫人凌奔同志（1979年）
2009年1月2日是钟期光同志百年诞辰，我们提前采访他和凌奔夫妇俩的子女们。
走进钟家的客厅，没等我们开口，德浙兄妹四人便热情地招呼:“欢迎刘副主编，来，来，来！请坐！”就像一场家庭聚会的前奏，屋内空气一下温馨起来。其实，除了老大德苏，其他几位我们并未见过面。小毛连声地“叔叔好”、“阿姨好”更增添了几分家庭色彩。七妹、八妹听说小毛是位青年大学生编辑，更是喜不自胜：“呵唷，小记者，小记者，宣传新四军，后继有人呀！”
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漫谈回忆。近三个小时，共同回忆了钟期光上将的生平经历、人品情操、成就贡献，钟老、凌老夫妇与八个子女的亲情。
永不停息的工作狂人
兄妹的回忆，谈得最多的是爸爸的繁忙。从记事起，就看到爸爸成天忙工作。上班时工作，下班回家还是忙工作。爸爸似乎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业余生活。
小时候，子女们对爸爸并不了解。成人之后，懂的事多了，又常听叔叔阿姨们谈起父亲，也看了叔叔阿姨们，包括父亲写的文章，写的回忆，才逐渐了解了爸爸，理解了爸爸，爸爸就是一个工作狂。爸爸的思维总是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他对个人的事想得少，对工作的事想得多。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工作，为了别人而活着。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爸爸依然在想着工作，想着老战友。1991年5月21日下午，爸爸应约为已故上海警备区原司令员廖政国和原部队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同志写纪念题词。爸爸虽因偏瘫只能坐卧，但思维敏捷，耳聪目明，仍可提笔书写。他听说后天要召开“粟裕军事理论和实践研讨会”时，还对秘书刘旭说：“好消息。粟裕同志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经验，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我也要去参加。会前我要把纪念廖政国和徐平羽的题词写好。”
这一天，爸爸非常高兴，还对身边的孩子们和工作人员谈起了粟裕的丰功伟绩，谈起新四军第一师和后来的华东部队。爸爸说，整个解放战争中，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第一、四、六纵队是华东野战军的三个主力纵队，善打硬仗、恶仗和胜仗，“叶（飞）王（必成）陶（勇）”则是这三个主力纵队的司令员。强将手下无弱兵，他们三个纵队的师、旅、团长们也个个骁勇善战，一纵一师师长廖政国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率领的一师打过许多漂亮仗。接着，爸爸让秘书记下他已经拟定的两则题词，其一为“华东骁将，战功卓著——纪念廖政国同志逝世二十周年。钟期光，1991年5月21日。”其二为“革命知识分子，人民文化功臣——缅怀徐平羽同志逝世五周年。钟期光，1991年5月21日。”然后爸爸与秘书商定，明天上午再用毛笔书写。
钟期光（后右一）与（前左起）张震东、王集成、王必成、姬鹏飞、
（后左起）陶勇、刘培善等一师战友合影（1943年）
谁知，第二天上午爸爸觉得身体不适，医生检查后决定马上住院。此时秘书也来到了爸爸身边，爸爸对秘书说：“题词只好带到医院里去写了，明天纪念粟裕同志的会也去不成了。”可是，谁都不曾料到，爸爸被送进医院还不到四个小时，竟因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了。
爸爸走得很平静，爸爸要与五年前先他而去的伴侣、我们的妈妈到九泉之下相会了。爸爸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遗憾，却带走了对两位战友未完成的题词和未能出席纪念老搭档粟裕会议的遗憾。
政工岗位走出的开国上将
钟期光与凌奔这对革命伴侣，共生育了八个儿女，他（她）们都在父母的抚育下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八个子女八个故事，唯有七妹故事独特，未曾满月就被父母送给了一直没有孩子的张崇文、徐真夫妇，取名小庆。老大德苏一直忙于新四军研究会方面的工作，采访当天，他人在上海，老二德浙仍在部队工作，知道采访事，特地赶来。五女德沪有事外出，六女德宁因病去世，七女小庆八妹德南特地赶来接受采访。老三老四是双胞胎，八兄妹中的才子，老三德鲁去年去世，为父母整理文稿资料的事就落在了四哥德东的身上。
德东告诉我们，爸爸一生主要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主任，副政委、政委等。1955年授衔时，父亲是以政工主官被授予上将衔的57位上将中少数几位之一。
爸爸的政治工作做得很有特点，做得很细。抗日战争时期，一批一批的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投奔新四军，爸爸会在接待的当日同他们谈话，还经常个别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家庭、学业和政治身份，以便量才使用。如对有文化的青年，可能让他们当文化干事，对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可能去当宣传干事，或进入战地服务团。对于参加过抗日进步组织的知识青年，甚至直接去担任政治教员。爸爸还亲自写介绍信，把他们的情况和拟担任的工作，告诉所去的部队、单位。在后来老同志的回忆录和交谈中，经常看到或听到类似的叙述：“我当年是因为钟主任让我去做文化干事，才会进入教育战线的。”“我是钟主任让我到医院当护士，才成为今天的医生的。”
爸爸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干部，对干部的调进调出，爸爸都要个别谈话。调进的，爸爸会告诉他，新的工作岗位需要他做什么，怎么做。调出的，爸爸会表扬他已经做出的成绩，工作中的主要优点，指出他存在的不足，指出到新的工作岗位要注意些什么。
战争年代，干部调动和提拔很频繁，爸爸总能配合军事主官做好工作。有些工作是在战场上、在前哨阵地上做的。
爸爸曾经说过，孟良崮战役中，他就是亲自到阵前督战的。粟裕伯伯是战役指挥，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粟伯伯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他作为助手，此时必须代替粟伯伯深入阵前鼓动、督战，不让粟伯伯分心。
爸爸做政治工作之细，在军内是出了名的。战场上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给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伯伯当政治部主任时依然如此。当时爸爸还分管战役系，他对全系60余名学员的姓名、年龄，在部队的职务，参加革命后的主要经历，立功情况等等，都非常了解。该系学员中就有杨得志、廖汉生等高级干部在内。建院之初，爸爸还兼管干部部，他对教员队伍的组建与管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教员队伍中大胆起用了近600位起义、投诚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军官担任教员。爸爸不仅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任教，还分别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这些学员大都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军官，教学中应多讲授军事学理论，特别是战略学、战役学方面的理论。爸爸对学院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很细心。他不光听管理人员汇报，还亲自深入学员食堂了解情况，甚至连续多日将食堂的菜谱、每种菜肴的价格都抄录下来，逐一调查研究，以保障好学员的生活。爸爸在学院工作八年，获得了“好主任”的口碑。
爸爸不单单是政工干部，也是一位军事干部。他1926年12月入党，1928年3月参与领导过平江扑城暴动。他曾将自己率领的1000多人的部队，交给毛泽东带上了井冈山，就是后来的红三兵团的主力。爸爸之所以一直被任命为政治工作干部，是因为部队政工干部比较缺乏，工作相对难度大些。所以每当新的部队组成，调配干部时，上级总会将他任命搞政工，这其实是对爸爸的信任。
独具创见的政治部主任
“我们的爸爸是一位党性纯洁、政治敏锐、信仰坚定、思维敏捷的优秀政工干部。”浙东说这句话时，在场的兄妹们几乎同时附和说：“这话不假，这话不错。”钟期光做政治工作多有创见。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从基层到各级领导岗位，他有丰富的阅历，他了解部队基层的一切，他善于从基层出色的工作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另以推广。其中，基层有些成功做法，经他总结推广，成为更大范围的活动或运动。有些已载入史册。
抗战时期，部队的一位后进战士出现了思想波动，与干部产生了一些矛盾。他的排长没有排斥他，而是关心他、帮助他，使这个战士回心转意，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并向连队干部道歉，不久成为连队的先进。爸爸对这个连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继而在苏中部队推广为“尊干爱兵”运动，后来，尊干爱兵也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之后，部队在休整时，第二团在给英雄模范整理资料时，在连队建立了《功劳簿》，受到战士普遍欢迎，新解放入伍的战士更加高兴。因为在部队立了功，不仅记入连队《功劳簿》，还给战士家里发《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爸爸派赖少其到连队总结了建立《功劳簿》的经验。二团于10月8日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全团战斗力进一步提高。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称赞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号召在解放区普遍开展这一运动。从此，“立功运动”在全军推广。
1946年10月，涟水战役胜利后，华中部队在总结时，对战役中的伤亡过大引起了重视。这时，爸爸收到了第一师第九团上送的《关于从评定伤亡中来提高战术的经验》的报告，报告说该团二营教导员参加四连总结时，发现三班的总结会开得热烈，该班对战斗中伤亡的5名战士逐个分析评议，结论是有3人伤亡可以避免，主要是不讲战术造成的。后全排评议时，对3个班14人伤亡中，认为12人与不讲战术有关。而六班由于讲究战术，来回两次通过敌火力点，竟无一伤亡。爸爸及时肯定与推广了九团的的经验，于12月5日发表了《对评定伤亡工作的意见》，把战时减少伤亡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战争指导者的重要责任。不久，全军陆续推广了他倡导的“评定伤亡，研究战术”的新经验。
1946年11月，爸爸提出“随捉随补随打”的火线扩军意见，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后在豫东战役的行军路上，第一纵队栗亚团长报告了该团一边战斗一边将俘虏补充到连队的作法，爸爸随即将这个团“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的经验迅速推广到其他部队。济南战役时，他主持制定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正式列入“随捉、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全野战军普遍执行。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这个经验。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前为36万人，到1949年6月，发展到了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占总人数的46%。
政工干部不能整人，要保人，爱护人
“爸爸一生从来没有整过人，他就是要保护人，保护干部。为此，还有人说他是‘老好人，温柔派’。”二哥德浙对此似乎感触更深刻。
1948年3月在河南濮阳整训时合影，朱德（左五）、陈毅（左六）、粟裕（左四）、钟期光（左三）
“对！爸爸常说，革命队伍越大越好，革命同志越多越好。”德南随即补充道。
在苏中的时候，一位姓蓝的营长，因工作任务完成得不好，领导批评时又不虚心。情况反映到上面，一位领导干部十分生气，当即下令：“宰了他！”旁边就有人说：“要杀赶紧杀，等钟主任知道了就杀不成了。”正说着，爸爸来了。他首先检讨自己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对干部教育没有落到实处。他说：“蓝营长完成任务不好，又顶撞领导，我也有责任。他当然应该受到处分和教育。但是请大家也分析一下，他虽然犯有错误，但是不是非杀不可呢？我看还是刀下留情吧，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嘛。”经过他的耐心说理，使这位领导干部气消了，收回成命，挽救了一条生命。
“建国后，政治运动那么多，我爸一直尽量保人，爱护人。从三反、五反开始，什么反右派呀，他都尽其所能，保护同志。”德南与父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些，知道得多些，“三哥德东出席一次活动时，曾遇到过一个老同志，见面就问‘你是钟期光主任的儿子吧？’我哥说‘是呀。’‘我一辈子都感谢钟主任，没有你爸爸就没有我的今天，不是你爸爸当年保护我，我就被打成右派了，到今天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甚至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呢。”德南说到这儿，似乎有点遗憾，“可惜没记住那位同志的名字，三哥不在了，更无法知道了。”其实，受他保护过的同志多得很。
“爸爸说过，我们的很多同志，打仗都没有掉脑袋，现在却死在自己人手上，太可惜了，我们党的损失太大了。”七妹小庆插话说。
“爸爸还说：‘整人多容易，保人多不容易，替人担当责任就更不容易了。”德南说的为别人担责任的这件事，今天也许是众所周知了，当年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呀！
“历史已经证明，我爸爸党性原则强，人格高尚，没有私心，不讲私交，不求名利，为人忠厚。”德浙说话时，真的有些激动了，“我爸辅佐过的军政主官，有三个是授元帅衔，一个是大将，他们是陈毅、叶剑英、刘伯承三元帅和第一大将粟裕。爸爸在他们身边留下了‘好主任、好助手、好搭档’的美誉。与其他老同志共事，他都被称做是最好的搭档。”弟妹们听这段话时，满脸挂着对爸爸的崇敬热爱和自豪。
“而且，爸爸一生的37个行政职务中，有35个是从团级、到野战军、大军区级的各级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主任、副政委等职务，几乎全是副职。在华野和华东军大，司令员（校长）兼政委是陈毅伯伯；在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是刘伯承伯伯；在军科院，院长兼政委是叶剑英伯伯；爸爸任副职，当助手，工作并不少做。爸爸一生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重贡献，轻名利，长期当助手而不闲手，以实干家赢得各级普遍赞誉。”德浙说到这里，弟妹们也随之附和。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1957年开始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元帅和钟期光等人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
钟期光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头脑清醒，党性坚定，在刘帅实际上已被迫离职的时刻，他既坚持原则，又对办学具体实践中的某些教训主动承担责任，为刘帅分忧。这在当时政治高压之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就是德南所说的“替人担当责任就更不容易”的事情。一年多后，钟期光自己也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职分配工作。
最早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级将领
“文革”开始不久，钟期光夫妇同绝大多数老革命一样，没能逃脱政治上的迫害。小女德南是唯一留在身边的孩子。她说：“我爸爸是一位党性极强的高级干部，一贯坚守信念，坚持原则，从来不唯上，只唯实，不唯权威，只信真理。那时，林彪提出全军全民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还强调‘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爸爸在大会上说：‘老三篇，战士要学，干部不要学。干部要学习系统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成了爸爸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爸爸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很高，他才敢讲符合真理的话。爸爸说：‘我就不相信，读了几条语录，就能解决一切思想问题了吗？’
“其实，爸爸不是不要学习毛主席的语录。他是最早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人。1951年，爸爸在军事学院工作时，就为学院印制的学员学习笔记本封面上，题写了毛主席语录，号召学员学好军事的同时，学好毛泽东思想。我们家还保留着当年的学习笔记本。封面上是爸爸亲笔题写的毛主席语录手迹。这个比林彪提出印制的《毛主席语录》早了十一二年。”
“你们谈了半天，好像有一点一直没有谈到，钟老对你们的教育和培养。不过在你们的漫谈中，我们已经体会出了钟老实际上对你们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和影响。”我说出了采访中的体会。
“你说得很对，粟裕伯伯的夫人楚青阿姨几年前曾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对人太热情了。像他们那样的为人太少了，遇事首先想到革命工作，首先为别人着想，而你们兄妹越来越像你们的父母亲，你们继承了父母的衣钵，你们接受了父母亲的深刻的影响。我为你们的父母，也为你们兄妹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