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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特殊连队
作者:胡居成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15-03-03 浏览次数:7431
参加长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大家尊称为“三老”,是休养连的主心骨。“三老”中,董老相对年轻,挑休养连的大梁,任党总支部书记。
长征后到达陕北的董必武
(紧接2009年第2期)
“三老”的故事
参加长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大家尊称为“三老”,是休养连的主心骨。“三老”中,董老相对年轻,挑休养连的大梁,任党总支部书记。他革命信念坚定,遇事沉着、乐观、有办法。长征的第一个月里,休养连跟随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战斗十分激烈。一天黄昏,董老和休养连干部及一部分政治战士围坐在一座山头上开会。突然,一架敌机飞来,扔下一颗炸弹。这颗炸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大家围坐的圈子中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泥土、石块下雨般地砸在大家的头上、身上。响声过后,董老起身一看,每个人都浑身是土,有的人两条腿都埋在土里。而那颗炸弹却半截扎进土里,半截露在地面上,没有爆炸。董老从挎包上拉下毛巾擦着头上、脸上的泥土,风趣地说:“感谢马克思保护我们。因为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炸弹落地不开花。”说得大家轰笑一阵,继续开会。
在过泸定桥时,董老看到由13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董老仔细询问前面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很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董老听了立即对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说:“告诉大家,休养连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好秩序,务必使全连尽快通过,以免影响大部队过河。有些马匹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重伤员不能下担架,就用绑腿带把担架杠子绑在身上,前面用人拖,后面用人推,把重伤员一个一个送过桥。轻伤员由两个工作人员扶着过桥。”全连工作人员按照董老的办法,分工合作,有的推拉重伤员,有的搀扶轻伤员,有的背药箱,走了一趟又一趟。当休养连的人员、马匹、药箱等全部安全通过泸定桥后,大家兴奋极了。董老即兴吟诗:红军飞夺泸定桥,炮火连天铁索摇。脚踏铁索心不跳,女兵争把重担挑。
谢老像董老一样,为人随和、乐观、幽默。休养连女战士多,经常在休息时开“同乐会”,要求谢老出节目。谢老不是作诗就是讲故事。谢老博览群书,知古懂今,常常能讲出一些既有意义又妙趣横生的故事来。一次他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是1923年,我去苏联。在火车上,肚子饿了。我问一个女列车员:“有饭吗?我要买饭吃。”她瞪着一双蓝眼睛,半天也听不懂我的话。我急了,一边打手势,一边说。后来,她像是听懂了,一会儿,给我端了杯冰水来。苏联人爱吃凉的。我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心想,这可能是他们的规矩,先喝凉水后吃饭吧。于是,我把它喝下去了。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送饭来,我又找到她说:“我要的饭怎么没有来呢?”过了一会儿,她又端了一杯凉水来。我是哭笑不得。不喝吧,肚子饿;喝了吧,凉水怎能解决问题呢?想来想去,还是喝了。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喝了两杯凉水。谢老讲到这里,大家已笑得东倒西歪。但谢老不笑,仍在认真地讲:我想来想去,为什么喝了两杯凉水呢?原来是我不会苏联话,人家听不懂。怪谁呢?怪自己没有知识。从这以后,我汲取这个不懂外国话的教训。
在过草地的几天里,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炎炎,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又冰雹大作。那里四处找不到人家,更找不到粮食,大家又饿、又渴、又冷、又湿。一天晚上宿营,政治战士们找了一些枯树枝,生起一堆篝火,一些掉队的红军战士也围上来,取暖和烘烤衣服。他们面如土色,骨瘦如柴,站立不稳。政治战士们分些干粮给他们吃。谢老不等别人提议,就主动给他们讲起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打进北京城的故事,接着又讲了苏联的革命故事,鼓励大家要树立坚定的信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革命一定会胜利。
徐老是休养连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增加别人的负担。他的模范行动激励着大家前进。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事情,政治战士钱希均至今还记忆犹新。吃饭的时候,徐老总是铺一张报纸在地上,把饭里的谷子捡出来,用纸包好。连长侯政受过周恩来专门交待,要把几位老人照顾好,一个也不能掉队。他怕徐老注意这些小事,耽搁了行军的时间,就曾埋怨过徐老:“你怎么这么麻烦?吃完饭赶快走吧!”徐老说:“好汉不失一粒米啊!”他不光回收自己捡出的谷子,还躬着腰从地上一粒一粒地捡起他人从米饭中挑出的谷子。钱希均曾责怪他:“徐老同志,你那么费力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这些谷子干什么?”他批评钱希均:“你们这些娃娃真不懂事,一粒粮食一滴汗水嘛。你们不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道理吗?”他把捡起的谷子带在身边,遇上有鸡的村宅,便抖开喂鸡。钱希均说:“徐老的这些小事,对我教育很大。特别是后来过雪山草地时,我想:这时要有那一粒一粒谷子,我也会捡起来的。”
徐老还有一件趣事。他身上有几个包,里面全是他收集起来的钉子、锤子、绳子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只马蹄钟,行起军来很不方便,叮当作响,但他舍不得丢,总是随身带着。侯政几次劝他把这些东西丢掉,多带些吃的。徐老总是笑笑,仍然随身背着。一次行军,钟赤兵团长坐的担架突然“咔嚓”一声断了。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可急坏了侯连长。这时,徐老跟上来了,见到这个情况,风趣地对侯政说:“你快走啊,你怎么不走了?”侯政生气地说:“人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你快走吧,这里没有你的事。”徐老不慌不忙地说:“你莫着急,我有办法。你把挑药箱的扁担弄一根来,我有绳子,有钉子,有锤子。把扁担横上,用钉子钉上,再用绳子绑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一切照徐老说的办法做了,担架果然修好了。侯政非常感激徐老。从那以后,侯政再也不劝徐老“精简”那些“无用之物”了。
来自休养连的“阴谋”
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初,仍然执行硬打硬拼的战略。国民党很快觉察到中央红军要开往湖南,企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动向。于是,他们在中央红军前进的路上,派重兵设置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明知国民党在前面摆开了阵势,却仍然撞到南墙不回头,一个劲地往前走。结果中央红军虽然一连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上路不到3个月,人员已经损失过半,始终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多次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但这个建议没有受到李德、博古的重视。
当时毛泽东虽然被编在作战指挥机关“红星”纵队司令部,但他所在的第三梯队,并没有一个军队的指挥决策人,同行的都是马夫、挑夫和担架队员。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安排,分明是有意冷落毛泽东。毛泽东并不计较这些,每到休息时,他就打开公文包,拿出军用地图,铺在腿上或地上仔细观看。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别人不同他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说话。1934年底,中央红军来到湖南的通道城,国民党又集结重兵,摆好口袋,让红军往里钻。中央军委也有人怀疑前进的路线是否正确。毛泽东感到机会来了,应该抓紧时间找政治局的同志谈话,做说服工作。他想到王稼祥因腹部受伤未能痊愈,长征一开始就到休养连坐担架出征。于是他把自己的担架也搬到休养连来(毛泽东因身体不好,长征中过了于都河就坐担架),和王稼祥“并驾齐驱”,形影不离。毛泽东反复向王稼祥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江西,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同他们死打硬拼,是非常错误的,应当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长征3个月来,仍然不改变战略战术,致使8万红军减少到3万。再不改变路线,中央红军就可能全军覆没。王稼祥原来是跟“左”倾路线走的,开始思想很“左”。1932年打赣州,说“打下赣州,就是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他提出来的。赣州没有打下来,红军损失很大,但他的思想仍没有转弯。红军撤出苏区,一路损兵折将,他对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也觉得有问题了。现在听了毛泽东的分析,他同意了。毛泽东还谈到了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战略策略,王稼祥听了直点头。两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长征结束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从右至左)
毛泽东第二个主动接近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当时和休养连政治战士刘英还没有结婚,正在热恋中,所以常到休养连来。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做他的思想工作。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他原来也是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开始清醒过来,曾严厉批评过博古。他指出,广昌之战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所以,他对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都接受了。这为他后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起来反对博古,坚决支持毛泽东,打下了思想基础。
长征期间,邓颖超患着严重的肺病,周恩来在百忙中常抽时间来休养连看望她和其他休养同志。毛泽东常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周恩来的工作。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军委主席,但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与其他人不同。他常对贺子珍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博古。在湖南通道城,毛泽东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把中央红军拉到贵州去,就是先向周恩来提出并通过周恩来实施的。后来,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争取到周恩来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休养连,毛泽东还找过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军委、中委委员谈。他们对毛泽东比较了解,同意他的观点。
对毛泽东在休养连这些活动,李德、博古也有所耳闻,但面对严重的敌我形势,他们一筹莫展,也顾及不上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城。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几十年后,李德在其回忆录中说:遵义会议,是来自休养连的“阴谋”。
休养连在随中央红军过了草地之后,中央考虑伤病员集中在一起负担太重,不如分散到各军团管理好,便将休养连解散了。
休养连从组建到解散,历时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休养连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政治战士——我们的女红军战士,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中华儿女的骄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