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节刚过，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纵队政治部奉命在宣传队中抽调22名队员送到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晨钟和王生同时被选入抽调之列。

  得知被抽调的当晚，晨钟和王生高兴得几乎整夜未合跟，想了很多：我们上这样高等的艺术学府，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年纪小，文化水平低，做文艺宣传工作时间又短，要不是首长非常重视文艺工作，敌后哪里会有这样高等艺术学府，我们这些人哪能有这样的好机会？首长要我们通过一段时间学习，能够带一台像样子的节目回来给大家看，同时要每人学会戏剧、音乐、美术其中一样本领。要完成任务，非拼命干不可。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起床号吹响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宣传队一行22人在白果带领下，由阜宁县三里半村经大东庄登上汽艇向盐城进发。彭彬、章立人、胡峨亭和刘振玉，则从以孟波为团长的抗敌剧团被分派到鲁艺。学院领导对来自军队、宣传队、抗敌剧团、上海市和苏北各县的三五十名少年文艺战土和爱好者，经过测试，决定在学院里成立“少年先锋队”，单列教学计划进行培训。队长由郎琳担任，政治指导员由刘桂英担任。下设两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建队那天，大家聚在一起，你看我笑笑，我看你点点头。队伍中有的穿灰粗布军装，有的穿黑粗布军装，有的穿中山装、学生装、对襟中装，还有的外加红的、蓝的、黄的毛线衣，鞋子有力士球鞋、布鞋、布草鞋，真是五花八门。讲起话来有讲北京话、山东话、上海话、安徽话、苏北话，可以说南腔北调皆有。不久，队部决定召开全队联欢会，在会上各人都要作自我介绍，并表演小节目。

联欢会上，晨钟发现有一位女同学在自我介绍时含糊其辞，就和王生商定，主动找她谈心，查个水落石出。在晨钟和王生真诚而又恳切的询问下，并答应一定为她保密后，这个女生才讲了她的真实情况：“我父母都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在我离开他们前，反复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讲我是领导人的孩子，因为人家知道了，组织上和同志们就会对你给予特殊照顾，容易养成娇、骄二气，不利于我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听了她这一番话，晨钟和王生都情不自禁地称赞道：“你爸爸妈妈真了不起，你也了不起！”

当时学院里的生活非常艰苦，除大教授受特殊照顾有点大米吃外，全体师生都吃红高粱、玉米糊子、红糙米饭，炒盐豆。每星期能吃一顿烂糊面条就算改善生活，几个月吃上点肉，那就算大大改善生活了。每队发一只黑铁皮做的菜盆，一只打饭用的小木桶，一个打洗脸水用的半截子煤油桶。同学们自备的碗筷五花八门，而且是一碗三用(刷牙、洗脸、吃饭)。有些同学(特别是从南方来的同学)因长期吃高粱糊子食道疼痛，吃炒盐豆肚子胀得像小鼓，但大家以苦为荣。天一晴，我们就集体晒铺草和被子，头上有虱子就用醋洗头。晚上我们年纪小容易蹬被子，队长、指导员就轮流值夜班查铺，给我们盖被子。刘桂英指导员还帮我们洗头灭虱子、洗疥疮搽药、做病号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伟大的母爱。同学们之间也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少年队的课程设置，政治课程有：革命人生观、社会发展史、新四军发展史等。通过讲课讨论，使我们懂得了，人类社会由原始共产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要树立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通过新四军军史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中国人民一定要有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文学课程有：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鲁迅先生光荣伟大的战斗一生。文学系林珏教授特别为我们阐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刻内涵和“建立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通过讲课和讨论，使我们对文艺为谁服务，中国要建立什么样新文化等问题，有了初步理解。

戏剧课程：中国戏剧史、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一个演员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和素质。配合教学，我们到群众中去观察分析各种人和事，回来作小品表演。上戏剧课的老师中，有刘保罗、邵惟、许幸之、许晴等戏剧家，他们把表演，念台词，塑造人物等课目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授，生动活泼的方式示范，经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次郎琳队长请扬帆为我们上表演课，大家都格外惊讶：因为都知道他是军部的保卫部长。没想到他讲课时，又是朗诵台词，又是作各种喜怒哀乐的表情，甚至示范“求爱”、“拒绝”等动作，把《农村曲》《放下你的鞭于》和《日出》等剧，讲解得活龙活现，至今还记忆犹新。

此外，还有美术课程和音乐课程。美术课程教授视学、速写和素描、美术字、连环画等基础知识。音乐课程在教授识简谱和发声方法的同时，还排练独唱、合唱节目。           

少年队除了紧张的学习外，郎队长、刘指导员还经常组织我们到城郊农村作宣传工作，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给村里的老乡孩于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他们唱歌跳舞。

有时在放假的日子里，鲁艺少年队会扛着小木梯，拎着装有石灰、红土、锅灰的小桶，拿着刷子，在盐城内外的墙上书写宣传抗日、动员参军的大标语。

一天清晨，彭彬和几个队员在城外路边的大墙前，站在梯子上正写着标语，忽听远处传来马蹄声，回头一瞧，是陈毅军长和胡服(刘少奇)政委骑着高头大马从城里出来，正路过这里。我们赶紧跳下梯子，站成一行，向他们敬礼。

胡政委收住缰绳一边还礼一边笑着说：“标语写得蛮好嘛，小鬼，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

我们齐声答道：“鲁艺少年队！”

陈军长对兼鲁艺院长的胡服政委说：“这些小鬼都是你的部下嘛！”

胡服政委高兴地向我们挥手说：“嘿，小艺术家，辛苦啦!”

 “不辛苦！”我们嘴上这么说，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当时，少年队到盐城的街上、村庄宣传演出时，不少大妈，大爷看到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小把戏”就离家出来当兵，便悄悄地问我们：“你们小小年纪，是不是家里穷，没得吃、没得穿才出来当兵的啊?”当他们得知我们鲁艺少年队好多男女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学生，是自愿离开家出来参加新四军，为了抗战打日本鬼子的真情后，不由得抚摸我们膀臂上“N4A”新四军臂章动情地说：“乖乖，了不得啦！”   

当时我们的学习的条件和环境非常艰苦，白天广场是课堂膝盖当课桌，用的是当地土造的灰报纸，用铅笔记录，不细看就看不清楚；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敌人飞机一来，大家分散防空袭，敌机一走，就迅速返回原地继续上课。晚上大家围着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热烈讨论。尽管如此困难，但大家勤学苦练的劲头越来越大。

经过数月的紧张而艰苦的学习，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941年夏，晨钟和王生等18名队员奉命返回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当我们背起背包和队长、指导员，少年队战友们握手告别时，一个个都难分难舍。但战友们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诲，我们会铭刻在心，终生难忘！在鲁艺这个革命大家庭度过的激情岁月，将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