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起，日军为巩固上海、南京的外围安全，对苏中三、四分区（今南通、泰州、扬州地区）实行大“扫荡”、大“清乡”政策，企图消灭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游击队。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激起了全民的反抗。

　　我的家乡在四分区如皋县双（甸）北乡，离双甸日军据点只有五里，离五里墩、任家旗杆日军的碉堡只有四里，属于边区（即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没有伪化编保甲。我当时在洋涨小学上四年级，十四五岁。新四军东进后，洋涨小学算是根据地比较大的小学。我的班主任老师张景良、美术老师于游等均为新四军派来的（后得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很大。学校前的大庙里，常驻新四军主力七团、八团，经常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因此，学校组织起抗日儿童团，我是班上的中队长。我的两位堂兄，一个是民兵中队长，一个是武工队员。他俩经常带着我们去巡逻，讲民兵、武工队抗日的故事。受他们的影响，我们也想为抗日做点事。

侦察敌情

　　1942年秋的一天，如皋警卫团在团长刘春山的带领下，为打破日军封锁，攻打双甸东老港碉堡。刘团长的指挥部设在莲花地，离我家二里多路，我的两位堂兄均带领民兵、武工队配合县团行动。我和小朋友马德岩、唐万友等也随他们到团指挥所。刘团长布置了侦察敌情的任务。两位堂兄领了任务，带领我们几个儿童团员，利用青纱帐掩护，接近五里墩日军碉堡，了解敌人的动态。

　　由于我们人小个头矮，便于掩护，就到更前面靠近碉堡100米左右的地方，伪装弄猪羊的食草，手拿竹篮、小锹，沿田边铲草，两眼观察碉堡里面的情况。我们上午9点去的，11点回头，把观察到的情况向刘团长报告。刘团长说，这些小鬼不错，观察的情况和侦察员说的一致，而且更详细，给我们攻打五里墩碉堡提供了方便。刘团长非常高兴，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表扬了我们儿童团。

埋“粪地雷”

　　我们知道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会埋地雷炸敌人，还做“鬼鹿子”（脚踩进去有倒刺，拨不出）、“尖刀坑”（坑底很多尖齿朝天），也听他们讲过，看他们做过。可是，我们儿童团没有地雷等，怎么办呢？

　　我和马德岩、唐万友等商量，用牛粪、狗粪做，让敌人踩一脚屎，臭一身，倒他们的霉。1943年春夏做过两次，一次在我家西边不远的费家乱坟场，一次在我家东边约一里的南北大路上，这两处是敌人“扫荡”的必经之路。

　　我们做之前，先从民兵、武工队那里得到情报，敌人“扫荡”必走这条路，先在这大路两边有码头或河沟的地方，中间挖一直径40到50厘米，深度也是40到50厘米的深坑，然后捡来几大篮子牛粪、狗粪放进去，添加适量的水搅成糊状，用泥把上面抹平，最后用沙灰泥撒成和道路一样的表面。做好之后，我们就站在路旁，防止行人踩上去。待敌人确切来了，没有行人路过的时候，我们躲到事先选择好的地点。

　　在费家乱坟场埋“粪地雷”那次，敌人走到那里，发现旁边有沟坑，一个背着短枪像是军官的人站在那里用望远镜向四面张望。他一脚踏进了埋“粪地雷”的坑，整个人趴在地上，等其他人把他扶起来，腿拔出坑时，满腿都是牛狗屎，臭不可闻。在行军路上，他也没有衣服可换，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发疯地吼叫，其他人即乱放枪，生闷气。我们没有被他们发现，躲在暗处发笑。

    另外在我家东边大路那次，敌人是来了，但是过码头时，他们更加小心了，从边上走，未踩到“粪地雷”。

设“生死门”

　　1943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儿童团员，跟随民兵、武工队，去设“生死门”。

　　在冯家庄向北到戴家庄之间，有一条横港河，比较宽。一条南北大道穿过横港河，道上架设了一座三接头桥。横港河两岸全是长得高高的芦柴。民兵、武工队在桥的中间，用粗木做一个门，四面撑好，用铁钉钉死，再用粗铅丝牢牢绑好，推不倒，一时也拆不掉。门上加了把铁锁，平时开着，来往行人照常通行，敌人来“扫荡”时，即上锁锁好。民兵、武工队预先选择距“生死门”不远，步枪可射到的地方埋伏，一般都跟“生死门”之间隔着大河或者其他障碍物，敌人即便发现也追不到。他们在那里做好一切射击准备。敌人走到“生死门”前，必然要拥挤上桥开门锁。这时，民兵、武工队员几支步枪同时向拥挤的敌人堆里射击，等到敌人还击追赶时，他们已经安全撤走了。

　　这年深秋，敌人又来“扫荡”了，几百人大摇大摆地走到“生死门”前，他们拥挤开锁时，被游击队员打死两个，打伤两个。游击队顺利转移了，敌人乱放一通枪，也没胆量追赶，只是烧了三间房子，捉了一些鸡，抬着伤员、尸体灰溜溜地继续向前走。

　　双岔北区抗日儿童团非常活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与区长顾一平的关心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