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这是我读朱文泉同志新作《岛屿战争论》感受最深的认识。该书分上、中、下三卷，煌煌百余万言，以极为恢宏的气势和历史纵深全面论述和总结了战争的不同性质和同一本质，将战略和策略问题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分析和运筹，读来很受教益并深为认同，令人肃然起敬。
《岛屿战争论》思想丰富，然笔者最受触动的是第三篇略论中提出的“莫拿国运赌战争”的认识和论述，它不仅符合历史经验，而且对于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当下中国安全而言，极具现实的指导意义。
《岛屿战争论》指出：“战争是‘饥饿之虎’，是消耗的‘无底洞’，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不断战争维持强大，长盛不衰。”告诫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应当力求通过非战争途径化解矛盾，自觉抵制和抑制‘战争主义’、战争思维。”可惜的是，总有些国家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知道，制定国家战略，难不在确立目标，而在于确立国力边界，即国力扩张的极限和不能后退的底线。战略设计的要义在于战略目标如何和国家战略能力相匹配。二战以前，美国尚未摆脱欧洲的压迫，这时美国的战略谋划还比较节制，目标都不大，胜多失少；二战以后，欧洲衰落，美国前所未有地成为世界霸主，其外交也渐失去节制的哲学。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肯尼迪，他们的失误都可归结于战略目标大于国家承受能力。20世纪50年代战略问题专家凯南为他的国家设计出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务；不仅这样，当时美国背后还有麦卡锡用“反共”的鞭子赶着美国跳上凯南吆喝的战车——这辆战车以前叫“反共”，在小布什这叫“反恐”，其共性都是几乎以全世界为敌，结果给美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灾难。当美国人碰得头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时，美国出现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凯南战略的“拨乱反正”，可以说是美国人真智慧的表现。可惜的是，此时的美国已为自大情绪冲昏了头脑，里根以后，美国再次向共产主义“大风车”发起冲击；苏联解体后，小布什又带领美国向世界“恐怖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宣布要与“七个邪恶轴心”作战，都是些大国，结果是小布什打出了一个情绪日益高涨的反美世界。美国把世界打成这副模样，因为美国的战略规划已失去了哲学，留下的只是“刀子”。美国国家战略能力也因此急剧下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美国迅速衰落，至今还没有缓过劲来。
经验表明，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校，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的学员基本上都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了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这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今回头总结，不知节制的扩张战略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岛屿战争论》在列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战争（侵略台湾的试探性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基础上指出：“扩张战争就像一辆高速运行的列车，具有强大的惯性，一旦发动起来，再想一脚刹车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明治以来的日本就是被自己所设的“宏伟”目标所打倒的。1895年甲午战争后它占领台湾，这可是一个需要改变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版图才能摆平的事情：它必须首先与中国，继而与美国，最后与中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作对。对日本的岛国资源而言，这是一个无力承受或承受了也承受不起的政治负担。为什么日本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由于自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人就失去了“慎战”的认识，开始将战争规划工作从战场搬到玻璃窗内，将其当作理论问题而束之高阁了。《岛屿战争论》指出：“如果战前没有一个明确的理智的目的，对何种状态下结束战争没有一个框架性的规划，当战争目的基本达成后不能视事态发展果断踩‘刹车’，这台机器必然把国家的‘燃油’耗尽、国库耗空。”有意思的是，今天日本安倍政府还是旧习未改，公然否认二战侵略历史，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争端，上演闹剧。鉴于“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断定，其结果一定是日本新灾难的开始。
“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个大规模战争”，对于古罗马的这条训诫，《岛屿战争论》给予极大的重视。历史经验表明，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资源。拿破仑打英国，打得挺顺，1812年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在欧洲战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又打苏联，三年后也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避免了两线作战。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将这个问题说得明白，他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岛屿战争论》在研究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指出：“一个国家如能避免两线作战，或者迫使对方陷入两线作战，就不啻于增加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大军；相反，如果陷入了两线作战，就等于增加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的敌人。”历史上的帝国多是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作超级大国，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鉴于这一认识，《岛屿战争论》提出告诫：“那种动辄就把国家的命运放在战争赌桌上加以裁决的做法，必须坚决杜绝。”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是如何把握“度”的学问，其核心是寻求目标与现实、付出与收益等诸多矛盾之间的最佳平衡。战争是互动的对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打击对手的同时也会消耗自己。如果战争超出了本国的能力极限，不但难以达到目的，反而容易伤筋动骨。《岛屿战争论》指出：“战争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一种最后的手段，战争能不打就不打，能小打就不要大打，能速决就不要久拖，能有限就不要无限。”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而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岛屿战争论》一书贯穿着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中倡导的认识方法。战略能力，本质上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转化矛盾而不是消灭矛盾的能力。矛盾不能消灭，只能转化。有唯物论而不掌握辩证法的人与有辩证法而没有立场的人一样，终会转化为机会主义、风头主义和折衷主义。前者如李立三、王明等，后者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列宁、毛泽东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由于长期的和平年代，中外战略研究都有缺少实践经验的短板，其论文多是学堂里编出来的，得出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之类的结论，更让人莫名其妙，它既不表明我们不能让渡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更说不清与此相应的朋友和敌人即战略指向在哪里。这种现象轻则害学生，重则要误国。比如现在美国的兰德公司已与20世纪50年代大不相同。那时的兰德公司，招收到一批打过仗、有经验又有理论的优秀军人介入，他们的研究成果较有分量。再看现在兰德公司的报告，大而无当，放大炮，不着边，多为仅凭课堂逻辑推论出的“战略目标”，好看不中用。这些目标如此之大，以至根本不可能有相应国家资源支持。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不匹配，是战略研究的大忌。这是昨天日本也是今天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是中国战略学者时刻要自警的教训。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成熟的世界观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安全政策，这种世界观及其政策的成熟度取决于它与国家财力及建立其上的国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程度。习近平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成熟的和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理论。他还指出，“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朱文泉同志在《岛屿战争论》中用如此恢宏的篇幅总结出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提升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水平是有益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