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江渭清在上海与彭真同志亲切会面

    江渭清同志的回忆录《七十年征程》，自1996年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非常幸运，在江老回忆录的撰写过程中，我受命参与和协助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得以聆听他的教诲，也感受了他的喜忧。这里，谨记江老话当年时的三次不同之笑。

    畅怀之笑：话孟良崮战役，陈毅指示将张灵甫的灵柩转交国民党方面

    著名军旅作家吴强的小说《红日》和同名电影，让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家喻户晓。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是九个参战纵队之一，我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举歼灭号称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

    当时，江渭清任华野六纵政委。他清晰地记得，1947年5月12日中午，收到了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位首长签发的十万火急电报，令六纵星夜出动，兼程北上，抢占垛庄，断敌后路。他与司令员王必成读了电报，极为振奋，迅速将战斗任务下达到部队，当天黄昏时分，率领六纵投入了围歼敌七十四师的战斗。5月16日拂晓发起全线总攻击。华野首长向六纵下达了配合友邻部队最后解决七十四师的命令。广大指战员在“冲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口号声中前仆后继，猛攻猛打，杀声震野，扑向负隅顽抗的敌军，总共三万余人的七十四师最后被歼在孟良崮上。

    江老说，孟良崮之役大获全胜，震动了敌军阵营，挫败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在有的影视里，不是出现了张灵甫举枪自杀“成仁”的“特定镜头”吗？其实，骄横不可一世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是被我六纵特务团一营击毙于山洞内，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等人。翌日，陈毅司令员赶来参加六纵和兄弟纵队一起召开的祝捷大会，见了我第一句就问：“张灵甫的尸体在哪里？”他亲自验看并当即指示，一定要将张灵甫的尸体擦洗干净，弄一口好棺材换衣入殓，转交给国民党方面。

    张灵甫的灵柩运抵浦口，国民党派大员迎接，蒋介石亲临致祭，这等于在给我党我军作义务宣传，使张灵甫的亲属，国民党军政各界，体认我人民解放军是真正的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其重大政治影响，不言而喻。

    回顾这些往事，江老畅怀笑了，说，起初有些干部、战士不理解，对张灵甫这样的蒋介石“御林军”头目，我们为什么还要妥善处理其遗体。陈老总就以他豁达大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襟怀，教育大家打仗不光要会打军事仗，还要会打政治仗；军事、政治都打胜了，才叫真正的胜利。

    会心之笑：话反右派，彭真感叹“我真佩服你”不怕扣“右”的帽子

    1957年夏秋，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江苏省、地（市）、县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却没有打一个右派。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因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殊不知，当此之时“反右”的指示如泰山压顶，那真叫“不堪承受之重”啊！

    江老在回忆录中如实记述了他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那是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来南京时，召见他，开门见山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严厉批评他“为什么不反”，甚至颇为生气地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责问：“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想，我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自己岂不就是“头”？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回答：“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了这番“直言”，毛主席倒消了气：“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转而又用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老说，那时完全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而讲了心里话，随即就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保驾。”就这样，把谈话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但是到了8月，按照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所作“夏季形势”的报告精神，中央提出反右派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的要求，派彭真同志前来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右派。彭真先找江渭清，转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江老回忆说，在当时那种“反右”高压下，我就表态：“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向全体常委打招呼，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表示同意，并在第二天上午，由我召集的省委常委会，传达毛主席派他来南京“打招呼”。他在会上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我心里清楚，这是因为当着全体常委的面，他不好把话明说，实际意思就是问我们省委领导班子内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不好当众说不反右，而是换了个口气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没有发现。”

    江老说，回顾这两次“反右”指示，一次是毛主席当面向我下达，一次是派彭真来传话，我遵循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从江苏实情出发，都“打坝”了。所以，就江苏全省而言，我们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错误；但就党内来说，省委常委内没有“反右派”，地、市、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没有扣“右派”帽子，都保护了下来，并未因为反右而致使各级领导班子“伤筋动骨”的地步。

    尤其欣慰的是，事隔30年之后，1987年彭真到南京，下榻金陵饭店会见江渭清，重提反右派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却不怕扣‘右’的帽子，还要我向全体省委常委打招呼。反右派这么大个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讲到这里，江老会心地笑了。因为，他同样感佩当时奉命来江苏“督战”的彭真同志能体察下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绝不任意挥动“尚方宝剑”。

    回头来看，江老并不是说他自己有多么“正确”。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他在反右派过程中也说过不少错话。特别是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所造成的伤害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损失，更令他内疚在心。

    苦涩之笑：话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顶住压力将他保护在北京

    文化大革命爆发，江苏南京紧靠刮起所谓“一月风暴”的上海，省委受到严重冲击。江老在回忆录中曾记述1967年初，惊动了中央的南京“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张春桥诬陷江苏省委“坐山观虎斗”，进一步挑动“造反派”围攻省委的罪恶行径；并实录了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两次打电话找江渭清查询有无情况，关注省委领导人安危的电话纪录。

    江渭清最为铭记不忘的是，1967年2月8日，周恩来派专机将他从“造反派”的扣押中解救出来，接到北京。敬爱的周总理还派秘书到北京机场，用轿车将他送进京西宾馆。江老问：“要我到北京干什么？”秘书说：“毛主席、周总理请你到北京休息。”

    回想此情此景，江老激动得差点落泪。他说，那时总理的处境日益困难，把我和一些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特别是随着“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加剧，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小组”一伙，变本加厉唆使“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更把老干部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曾多次向周总理提出要人，妄图将江渭清揪回南京批斗。周总理沉着应付，巧作周旋说，江渭清到北京，是毛主席批准的。他回不回去，我不能作主，要请示毛主席。直到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省报公开点名批判江渭清是“赫鲁晓夫在江苏的代理人”、“江苏党内头号走资派”，并派“红色政权”的“赴京代表”，当面向周总理提出要江渭清回南京接受“批判”。总理仍坚持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汇报说：批江渭清，你们都说同意，我也同意。报纸已经点名批了，还要他回去干什么？周总理传达了还要江渭清“回去干什么”的“最高指示”，把他们的批斗江渭清的要求给顶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