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已节前，密友白云假工作之便，邀我等三五人，去了沙家浜。

    和煦春光照耀下的沙家浜，暖意浓浓。景点里秘藏的音箱里播放着京剧《沙家浜》，郭建光的唱腔慷慨高亢。放眼望去，虽不见“芦花放，稻谷香”，却也桃花初绽，岸柳成行。

    我一向不爱人造的景观，于是很自然地把目标投向了芦苇荡。不一会儿，同伴引来了一叶带棚的小舟，我等便鱼贯而上。

    船娘是位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身着一袭印花蓝布服，倒也算是一道充满乡土味的风景。她看上去有把子气力，动作娴熟，料驾驭这游船是有些个年头了。

    我们沿着水道穿行，摇动船橹，钻桥洞、过芦丛。不远处，能见到不少和我们同样或异样的船只优雅自得地荡在湖面上。芦苇荡弯曲似迷宫，只有船娘明了前方的路径。船娘热情好客，见我等远道而来，主动提出带我们多转一会儿，我们当然乐意。荡在湖中的感觉十分惬意：小船轻轻摇晃，溅起点点水花；微风习习，吹拂得芦梢悠悠地摇曳。

    我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隐蔽在芦荡里的新四军伤病员——他们恐怕不会有我此刻的愉悦心境。风餐露宿、缺医少食，还要时刻警惕和对付日伪军的袭击与“扫荡”。

    芦苇丛密密扎扎。紧挨着水边的芦苇被烧掉了一些，据说这样一来会使它发得更茂盛些。我不懂，全听船娘在说。

    船橹声响处，不时地扑啦啦惊起数只硕大的白鹭，灰鹭，它们展开双翅向更深的芦苇丛中飞去。我欢叫着，不断按动相机的快门，可始终未能捕捉到理想的画面。

    在浩淼的阳澄湖上，港汊纵横，芦苇丛星罗棋布。要不然“当年日本鬼子把个沙家浜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三天，怎么也没篦出个人来？”芦苇荡作为天然御敌屏障，保护了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它们与阳澄湖的人民群众一样伟大。

　　阳澄湖的芦苇荡于我有亲情。我一直以为，她属于父亲。年少时我生性顽皮，根本无意关心父亲的过去。记得一次京剧《沙家浜》观后，我漫不经心地向父亲问起：从前可曾去过沙家浜？父亲告诉我，剧中的“沙家浜”应该是个虚拟的地名，但那个浜确实有。那个浜，阳澄湖的芦苇荡他都曾经多次光顾。他还告诉我，他自己隶属于在那里驻扎和战斗过的部队，并且熟知剧中郭建光、还有那看病的老中医的原型。我开始对父亲肃然起敬，他也格外地兴奋。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眸似在发光。那时的“芦荡”在我口中是抽象的，可在父亲心中是实实在在的。

　　我想起读过父亲的一篇文章，题为《阳澄湖边一次党小组会》：“1940年初的某一天，部队经过一整夜的乘船和步行，在阳澄湖边的一个村庄里宿营，一面隐蔽休息，一面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扫荡”。吃过午饭后，我们党小组五六个人到一间茅草屋外开会……”在那个党小组会上，父亲和他的同志们设想了革命胜利后“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景象，也谈到了生死问题。一位名叫麦汝璧的党员的发言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站在草屋土墙边，冒出了一句：“如果我牺牲了，只希望在我的墓碑上能刻上一颗红五角星！”因为国共合作抗日，新四军将士不能用红五星帽徽，但是大家也不愿用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帽徽。有位同志从上海带来一本美国记者斯诺著的《西行漫记》，那上面有毛主席和一位红小鬼的照片，他们戴的军帽镶有红五星帽徽，非常吸引人。大家听了麦汝璧同志这简短的一句话，很快就联想到这张照片。他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愿——盼望一颗红五角星！后来据说麦汝璧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但遗憾的是，党小组会后，父亲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墓碑上有没有镌刻上红五星。

　　父亲的文章让我读后热泪盈眶。战争是残酷的，为消除这种残酷而奋斗的人们牺牲掉的何止是自己的心愿？如今的阳澄湖、芦苇荡，早已远离了战火硝烟，可我们怎么能够忘怀那些如火如荼的过去和可歌可泣的红色战士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