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蕾和丈夫冯伯华
张太雷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1927年底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中牺牲时，二女儿张西蕾刚刚5岁。如今，张西蕾老人，已88岁高龄了。
每个老人都有一段故事，都曾走过属于他们的光辉岁月，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张西蕾老人也是如此。
1938年春，15岁的张西蕾独自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的道路……
从常州乘车到上海，约200公里路，一般一天就可到达。可不知为什么，张西蕾乘坐的日本货车绕道常熟等地，走走停停，行速很慢。“我从没有坐过这种长途货车，加上道路颠簸，车内闷气，一路上我又呕又吐。货车在路上走了两天，第二天傍晚才到达上海。”张西蕾边沉思边喃喃地说。
到外白渡桥快要进入租界时，车被一个日军哨卡拦住，车上的人全部下车，逐个接受检查。哨卡的日伪军看到全车就一个女孩，而且还是孤身外出，觉得非常奇怪，就把张西蕾扣留下来。
“我不由地着急紧张起来，心里阵阵恐惧，不知道日本鬼子安的什么心。”他们把张西蕾带进一间值班室，屋里光线半明半暗，张西蕾站在一边，警惕地看着他们。他们对她说：“你一个女孩子单独跑出来，到上海究竟来做什么？”
张西蕾用事先准备好的话应付他们，说家里生活困难，到上海来找一个亲戚……这时恐惧、无奈、伤心突然一齐涌上心头，加上身心疲乏，竟委屈地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日本人也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把她关了大约近三个小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就放她进了租界。
张老略作停顿，又娓娓道来：“我快步离开哨卡，走出好远，还心有余悸。直到今天，外白渡桥的遭遇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寻找革命过程中遇到的第一关，辛苦且险遭不测，但最终还是闯过来了。”
几经辗转，张西蕾在老同学罗伊家暂住下来，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吴博，表达了自己找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的心愿。8月初，张西蕾随着900多人组成的“难民团”登上了开往温州的轮船。表面上他们被遣送回原籍，实际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们去敌后参加工作。
因为是“难民”，张西蕾等人就要“享受”“难民”的待遇。他们被安排在轮船最下面的底舱里，男女老少不分性别年龄，统统挤在一起，地上铺一块破草席，坐当凳子卧当床。轮船的机房紧挨着底舱，马达轰鸣，舱内人声嘈杂，空气混浊，让人呼吸都感到困难。
两天后船在温州靠了岸，几个陌生人前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在此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从一个地方被领到另一个地方。
“1938年9月23日，我们一行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云岭村。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15岁的我就是一名革命军人了，我终于实现了寻找共产党和抗日救国的双重愿望，掀开了人生历程新的一页。”
1941年冬，日伪军以苏中、苏南为重点，继而向苏北发起“扫荡”、“清乡”。盐城被占领后，张西蕾随部队被迫转移，调到抗大总分校训练部当教员。
1942年，张西蕾跟丈夫冯伯华到了苏中地区的新四军第一师。由于日伪军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梳子式的“扫荡”，一师夜以继日地战斗、转移。
张西蕾和冯伯华结婚7年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长期分居。
1950年年底，张西蕾带着孩子调到南京，才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一个人总是应该争取生活的主动，多充实自己”
到南京后，张西蕾被组织安排到市教育局任中教科科长，不久她向组织提出，先到学校做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熟悉情况，于是成为南京一女中（今南京中华中学）的校长。张西蕾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进行改进，并积极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和途径。教育工作给了张西蕾一个施展才华的天地。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每天都有收获、有乐趣。
1951年，冯伯华被安排到江北化工企业永利宁厂（当时南京市最大的企业）当公方厂长。1952年上半年，张西蕾主动请缨调到永利宁厂工作。从此，夫妻两人进入化工行业再也没有离开，一干就是40多年，直到离休。
1958年，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中央决定从在职干部中抽调一批人到大学去学习文化技术。听到这个决定，已经任设计院党委副书记的张西蕾主动报了名。
有的人认为张西蕾是行政13级（属于高干级别），没有必要再去吃那个苦。张西蕾却说：“我是一个有点心气的人，总是不甘心平平淡淡凑凑合合地被生活牵着跑，一个人总是应该争取生活的主动，多充实自己。”
北京的大学生活对张西蕾这个30多岁的人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一开始张西蕾住在学生宿舍，后因宿舍紧张，学校同意她走读。那时每天要出早操，晚上上完晚自习才回家。张西蕾家住在和平里，和平里以北还很荒凉，坐车要绕道，还要换乘，很不方便，只能走着去上课。一个人走路，夏天还稍好一些，一到冬天，两头不见太阳，有时一路上连个人影也见不到，难免心中阵阵紧张。她给自己壮胆打气，硬着头皮在黑暗中穿过那片荒凉地带。
除了学习，张西蕾还要顾及到家里。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孩子们因为营养跟不上，体质比较差，经常生病，她晚上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孩子。最让她担忧的还是冯伯华，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他总是直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被有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抓住“把柄”，对他进行批斗。有一段时间他得了夜游症，半夜突然起来乱跑，加上食品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又得了肝炎，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张西蕾拿出仅有的积蓄，托人到处给他买食品，孩子们也到郊外割草喂养兔子杀了给他吃。就这样，他们度过了困难时期。
1963年，张西蕾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她说：“虽然五年中我付出了许多辛苦，工资和职务也没有晋升，可我认为自己的收获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知识将让我受用一生，使我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十年动乱，我们为能够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感到庆幸”
1966年“文革”初起，张西蕾和冯伯华作为单位的“一把手”，首当其冲地被当作批斗对象。批判“走资派”的大标语贴到了他们住宅的墙上，家也被抄了。
从1968年夏天起，张西蕾一家人相继被下放。先是三女儿海宁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女儿海阳清华毕业去了安徽一个农场，随后儿子海龙被分到云南瑞丽生产建设兵团，二女儿海晴由哈军工分到辽宁锦州一个军工厂，最后冯伯华被安排到河南太康“五七”干校劳动，剩下小女儿海兰被分配到北京东郊的国棉一厂当了纺织女工。前后一年左右时间里，他们七口之家天各一方、七零八散。
1969年秋，军管会决定让张西蕾带队，把合成纤维厂迁到湖南，参与总后勤部“2348工程”（现在的巴陵石化公司前身）的建设。他们住在岳阳临湘县的一个山沟里，办公和生活条件都十分简陋。后来，中央决定要从西宁至拉萨铺设一条输油管线，年近50的张西蕾随部队到现场考察。
从西宁到格尔木约800公里，当时还没通铁路，他们乘坐吉普车，经青海湖向西。一路上汽车颠得很厉害，四周全是茫茫沙漠，见不到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偶尔看到几棵红柳。在考察、设计过程中，张西蕾出现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心跳加速，连走路都费劲。到了唐古拉山北面，海拔已达6000米，张西蕾的高原反应更厉害了。回湖南后，她被诊断得了冠心病。直到今天，这个病仍然折磨着她，可她对当年的付出并不后悔。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来笼罩在人民心头的阴霾从此消散了，“我们一家人为能够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感到庆幸”。
“我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回顾，感觉是又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自己一生还算努力，脚踏实地，不畏困难，一步一个台阶，从没停歇，始终把握着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是，受到某些局限，影响了自己未能去做想从事的事情，而且没有在事业上做出突出的成绩。但有一点，我与父亲是相通的，父亲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我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