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
上海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许多外国人都在上海开公司。任光回到上海后，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的造型和录制工作。
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在全球好几个大都市设有分公司。任光是公司的高级职员，待遇很高，他在徐家汇有花园式小洋房，有专用小汽车，月薪高达数百银元，但他并没有沉湎于高档的生活享受。
为创作具有时代意义并能唤起民众的歌曲，任光很快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音乐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结识了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接受了进步思想。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还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有一次，任光来到这个合唱团，凭着他极为敏感的辨音能力，很快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他马上将聂耳介绍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并且不久就使聂耳当了音乐部副主任，成了自己的助手。这为聂耳后来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新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任光还第一个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号歌风靡大江南北。任光和聂耳在一起共事，真诚地合作帮助，增进了战斗情谊。聂耳深深地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一直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1933年1月，任光与聂耳、吕骥、张曙等人参加了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研究苏联的优秀歌曲作品，探讨作曲方面的得失，经常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拥护和平的人民民主权利政治运动。
同年2月，任光又与聂耳、吕骥、张曙、安娥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理论和创作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积极地为音乐注入新时代的灵魂。
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作交通工具，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掩护地下党员脱险。任光还充分利用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的职位，给予音乐界的同志在出版、传播以及经济方面大力支持。
1933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光与聂耳、夏衍、田汉、蔡楚生等人当选为协会执委。协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积极投入“电影运动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任光为了写好反映渔民生活的歌曲，不辞辛苦地到崇明岛等地和渔民一起生活。可以说《渔光曲》的成功，是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结合的成果。
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引起了中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轰动。任光所作的影片插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轰动了整个大上海。这首歌曲以越剧特有的抒情韵味和凄婉悲凉的曲调，描绘了渔民沉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很好地渲染和烘托了影片的主题。《渔光曲》很快风行于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十几万张唱片被抢购一空。电影《渔光曲》在酷暑中连映84天，出现了场场爆满的空前盛况，打破了当时电影《姐妹花》连映60天的记录。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荣誉奖的影片。聂耳曾评价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这支歌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怨，曲谱的组织化，以及它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都是使它轰动的理由。”《渔光曲》奠定了任光在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
此后，任光还为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左翼影片《迷途的羔羊》等影片配乐作曲。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为12部电影谱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其中，电影插曲《王老五》《大刀进行曲》更是风靡一时，成了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任光和聂耳一同成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开路先锋，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音乐的新时代。
再度出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任光亲手创作了许多激励斗志的歌曲，一时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兴起，音乐成为动员民众、团结国人的巨大力量。
1932年，任光创作了齐唱曲《十九路军》，歌颂了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业绩，这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接着他又连续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和平歌》等。1936年5月，他以“前发”为笔名，发表了合唱歌《打回老家去》。这是一首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一人唱万人和的抗日救亡歌曲，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歌曲以刚毅雄浑、悲壮激昂的音调，连绵不断、饱含动力的节奏，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欢迎，这是任光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这首歌在上海民众歌咏会演唱后，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抗日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汇合一起，成为最富号召力的抗日救亡歌曲。
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商经营的，制作的唱片可免受国民党的检查。任光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先后录制了大量冼星海、聂耳等左翼音乐家的歌曲唱片发行市场。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录制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潮流涌向全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对这些富有鼓动力的抗日宣传十分恐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挖空心思地打听，终于探知这些唱片的制作者和抗日歌曲的作曲者前发，原来就是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任光。于是他们向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指责法国的唱片公司不该制作“敌视日本国”的唱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禁唱歌曲《打回老家去》。法国老板为保护任光，劝任光去越南河内的百代唱片公司任职，并提升他为经理。但任光不愿做拥有洋房、汽车、高薪和平静、安全创作环境的经理。他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抗日是义不容辞的，我决不当逃兵！”
日本侵略者见吓不倒任光，决定暗杀他。面对随时袭来的刀光剑影，组织上和友人们为保护任光的安全，在1937年8月一个凄风冷雨的黑夜，将这位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音乐家送上了去法国的邮轮，让他借此进入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
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并与抗日爱国人士密切联系，广泛地进行宣传中国抗战的音乐活动：到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社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
在一次在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
又如，在巴黎民众歌唱团为西班牙难童募捐举办的歌咏比赛会上，他登台为自己的新作《中国进行曲》作钢琴伴奏。当时法国报纸曾赞誉：“这次节目最成功者，当为中国人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中国进行曲》，该曲能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
任光虽在异国他乡，但时刻关心和挂念着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每天夜晚，他都会望着东方的星空，一心企盼着能提前回到抗日队伍中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