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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潜伏南京的新四军伉俪——博士生导师张楠谈父亲张一锋母亲马常卿
作者:刘顺发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14-12-04 浏览次数:7767
我们采访了海军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楠教授。张楠的父亲张一锋、母亲马常卿当年都是从南京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进步青年,后被派回南京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张楠向我们讲述了父母的一段人生传奇。
近日央视一套、八套播放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决战南京》,反映中共南京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故事,由于是文艺作品,剧中人物和情节难免有艺术加工的痕迹。电视剧播放期间,我们采访了海军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楠教授。张楠的父亲张一锋、母亲马常卿当年都是从南京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进步青年,后被派回南京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张楠向我们讲述了父母的一段人生传奇。
1976年张一锋马常卿摄于安徽芜湖
从新四军派往日伪统治中心南京
张一锋是南京人,马常卿是扬州人,都出生于1922年,是上世纪40年代中央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的同班同学。张楠的爷爷张学声当年在南京朝天宫开新园浴室,在莫愁路一带也算是殷实人家。张楠的外公马景行是留美博士、中央大学教授,外婆施肇华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张楠的父母,少年时代就受到“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思想的影响,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驱逐汉奸校长樊仲云、抵制日伪政权对大学生搞军训、清毒等活动,引起了中共组织对他们的关注,并先后由黄经成介绍参加了革命。
1942年,张一锋、马常卿等革命青年在新四军第二师城市工作部交通员的引导下,穿过日伪军的三道封锁线,到达第二师所在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后来,组织上考虑张一锋更适合在敌占区工作,就将他作为二师城工部的干部派回南京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回南京后,他成功地掩护了来自根据地的上级领导顾秋石同志。几乎与此同时,顾秋石的夫人夏静华也在马常卿掩护下,以汇文女子中学学生的身份,在南京合法地安居下来。
不久,张一锋、马常卿由顾秋石、夏静华夫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市委书记陈修良直接领导情报工作,由卢伯明任情报部长,卢伯明与顾秋石在张一锋家完成了工作的交接。卢伯明向上对市委书记陈修良负责,向下直接领导张一锋、白沙和刘贞这三条线。陈修良说:“张一锋同志搞情报工作最合适,他是南京人,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从念私塾到读大学,一直没有离开过南京。他的父亲在莫愁路一带小有名气,是很好的保护色。”卢伯明部长除向南京市委负责外,也同中共代表团发生联系,将获得的情报报送中共上海办事处刘少文同志处。
虎穴狼窝里的战斗
南京市委严格按中共在国统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总方针,和坚持“职业化、大众化、社会化”的原则开展工作,采用单线联系的方法接头。卢伯明以张一锋的家为联络站,与张一锋见面时化名张芸,书面联系时化名李木樨。张一锋、马常卿称卢伯明为张大哥,张的父母亲则称卢伯明为张先生。张一锋主要负责联系外面的情况,马常卿是联络站的站长,留守家中随时与卢伯明保持联系。每次卢伯明来接头,总要先看看联络暗号——若窗口摆花盆,并拉开窗帘,表示没有异常情况,可以接头;否则,就另外再选时间接头。马常卿除联络卢伯明外,还联络六合的黄经成、江浦的陈智周、陈克家等同志。陈克家后来掌握了国民党一个区的三青团和一个乡的地方武装,减轻了解放军大军渡江时在这一地区作战的压力。
在特务横行的南京搞情报工作,危险性很大。1946年,张一锋一个叫常云樵的大学同学,在中统总部当特务。他为了扩充个人的势力,张罗着要成立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区党部,欲拉中央大学的同学入伙。张一锋请示市委批准后打入其中,后被选为区党部执行委员。这样,张一锋又多了一层保护色,以“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区党部执行委员、中央大学法学士”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
张一锋单线联系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中,主要有秦杰、吕健军等十几位同志。当时,他们不知道张一锋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张一锋代表中共上级组织。每次见面时,张一锋把党的指示传达给他们,再把他们获取的情报向党组织报告。
秦杰是南京人,原名周长龄,打入国防部二厅,公开身份是一级文官(相当于上尉)。二厅是情报厅,厅长侯腾是军统的“十三太保”之一,深得蒋介石信任。秦杰打入二厅,等于在敌人心脏里插了一把尖刀。在解放战争中,秦杰每周向张一锋报告一次敌情。
1947年夏,张一锋、马常卿喜结良缘。张父在南京夫子庙的太平洋餐厅大张旗鼓地为他们操办婚礼。婚礼正在进行时,新郎官忽然不见了。亲朋好友闹着要找新郎敬酒,局面一时失控,两家老人也急得不知所措。此时,只见新娘马常卿大大方方站起来,双手捧着酒杯,主动向来宾致歉:“真是对不起诸位亲友高朋,只因多日操劳,一锋身染微恙,片刻之间,去去便回,我代一锋先敬诸位一杯如何?”“好!好!好!难得新娘子豪爽!”马常卿表面镇定自若,内里也心急如焚,她知道张一锋此时正与秦杰按事先的约定在国民大戏院接头。秦杰的情报是中共华中第十地委书记金柯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并叛变投敌,致使十地委在上海的组织、机关均遭破坏,华中分局在苏州开设的裕华公司也被破坏,近期他还将被派回苏北解放区进行活动。这个情报事关大局,张一锋必须先将此情报送出,才能返回婚礼现场。事后得知,金柯刚潜入苏北,即在江都境内被解放区锄奸机构抓获。
吕健军打入国防部政工局出版社,并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包括周一凡、汪洋、张少昕、叶肇盔、朱谊民、倪守诚等同志。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内将国民党印发的重要文件交给张一锋,如蒋介石亲定的《勘乱建国手册》《剿匪手本》等刚一出笼,就被中共组织掌握。在重庆谈判和一系列国共谈判中,这些证据常使国民党代表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周一凡、汪洋两人打入军统局学运组,经常出席其秘密会议,掌握了军统局在南京各大专院校以职工身份作掩护的特务的情况,使中共组织赢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叶肇盔因其父是桂系军阀夏威的至交而被推荐给白崇禧,他在白崇禧身边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中共组织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使我军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朱谊民则打入国民政府的立法院,使中共组织能及时掌握国民党上层的动态。张少昕、倪守诚在《大刚报》任职,张少昕曾当过国民党联勤总部汽车队指导员,每当敌人要动用车队搞大逮捕时,中共组织都能提前得知,及时采取保护措施,避免损失。
1963年张楠9岁时候全家福
与魔鬼打交道的岁月
1947年由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发动领导的“五二〇”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赞誉“开辟了对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1948年“五二〇”运动一周年时,国民党当局加大了对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防范。就在纪念会散会的当晚,大批特务、宪兵和警察把金陵大学包围得水泄不通,企图逮捕金陵大学党支部书记杨寿南和其他进步学生。卢伯明指示张一锋派尚渊如通知杨寿南转移。尚渊如是南京五中教员,化名高德隆在金陵大学社会福利系读研究生。尚潜入校园后,给杨寿南留下密语:“母病危速回。”杨寿南见后立即转移。对于被捕的十多名进步学生,党组织动员学生自治会同敌人展开斗争,及时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组织学生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请愿、示威,迫使当局不得不放人。
1948年冬的一个星期三,中统南京实验站西区站长陈梦麟醉醺醺地到张学声开的浴室洗白搭澡。陈为和张一锋套近乎,掏出中共打入美国大使馆当总机接话生的何馥麟的照片让张看:“这是个‘奸匪’,这个礼拜五下午动他的手。司徒雷登蛮够朋友的,允许我们在美国大使馆的后门动手。千万要保密!”陈洗完澡刚走,卢伯明正好进门。张一锋立刻汇报这一情况,卢听完后急忙去布置何的撤退事宜。
张楠回忆说:1979年10月,我和妻子刘玉瑛回杭州,路过上海探望卢伯明伯伯、刘贞阿姨时,他们告诉我:“张楠,由于你爸爸妈妈警惕性高,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也保证了你刘贞阿姨的安全。否则,你刘贞阿姨早就不在人世了。你们的父母非常机智勇敢,那么年轻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党的好战士,是我们的好战友。你们一定要学习父母亲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传统。”
1948年,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阴谋在南京搞大逮捕,妄图以抓几百人,杀一批来恐吓群众,达到扑灭蒋管区革命火焰的目的。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学生领袖和骨干分子。周一凡、汪洋两人多次从军统学运组准确获悉敌人拟逮捕人员的“黑名单”,通过吕健军交给张一锋,最多一次“黑名单”上竟有400多人。张一锋每次都在第一时间向卢伯明汇报,市委当即采取措施,保护了革命力量。其中有著名学者涂长望、梁希、潘菽等教授,当张一锋得到敌人要逮捕他们的情报后,立即向市委报告,使他们能够迅速转移到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涂长望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梁希担任农业部长,潘菽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市委书记陈修良经常表扬张一锋夫妇和他们的战友:“情报部是市委的耳目,不仅是情报部,更是保卫部,有效地保卫了南京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安全。”
黎明前的战斗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解放军正筹备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为了准备对敌作战,张一锋夫妇根据卢伯明同志的要求,准备并收藏了两大皮箱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图。为安全起见,他们还准备了一大瓶强酸,以备情况紧急时销毁这些绝密材料。
朱铁华在抗战中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中国空军,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机长,原驻石家庄地区。抗战胜利后,他期盼和平,厌恶内战,在华北参加过一次起义,但失败了。朱铁华在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任少将的叔父朱静波(朱谊民的父亲)用20根金条贿请联勤总司令黄镇球上将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担保,才保住了性命,但被取消了飞行资格,调南京监管。经过一段“考察”,加上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太少,难以满足打内战之需,就又让他驾驶运输机。对打内战,他十分不满,经常和堂弟朱谊民谈心,流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朱谊民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卢伯明指示张一锋密切关注并联系朱谊民,动员朱铁华起义。朱表示愿意起义,但要求和市委书记面谈。卢伯明就派张一锋代表市委书记和朱见面。在朱谊民的掩护下,张一锋三次深入虎穴,到国防新村和朱铁华面谈。向朱铁华宣传党的政策,使他看到了前途、明确了方向和起义方法。后来,朱铁华和朱静波在广州起义。朱铁华解放后担任空军第十四航校的副校长,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贡献了毕生力量。
在解放军准备渡江的日子里,张一锋还布置周一凡查清了军统在南京潜伏特务的名单及爆破、暗杀计划,为新中国建立后的“镇反”和“肃反”扫清了障碍。
从1947年9月起,市委书记陈修良派张一锋到芜湖,负责领导芜湖、宣城等南京邻近城市的地下斗争。张一锋直接深入到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去开展工作,先后成立了安徽学院新民主主义学会和新民主主义先锋队等党领导的群众革命组织,将一大批进步青年团结到党的周围。临近解放时,这支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90多人。在张一锋的领导下,安徽学院成立了护校队,芜湖明远电厂、自来水厂、裕中纱厂、邮电局等单位的工人紧急动员起来,坚守工作岗位,严防敌人溃败前的破坏。张一锋和战友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芜湖先遣队司令部”的名义印发传单,散发给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布解放军进城后秋毫无犯,打消了群众、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1949年4月23日,当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的队伍成建制浩浩荡荡地开进芜湖时,护校队、护厂队都组织起来,手拿棍棒站岗放哨,巡逻检查,大街上秩序井然,群众上街夹道欢迎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第十军政委李步新同志握着张一锋的手说:“我们终于和地下党胜利会师了!”
同一天,马常卿和坚守在南京的地下党员一起,迎来了南京的解放。从此,张一锋夫妇结束了地下情报工作生涯,开始了保卫新生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