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苇近照
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田华出演的白毛女，可谓家喻户晓，抗战时期在新四军中也有一位扮演“白毛女”的演员，名叫晓苇。她扮演的“喜儿”同样出神入化，受到华中广大军民的喜爱。
80高龄的晓苇老人，身着黑色小花毛衣，依然端庄秀丽，气质高雅，充满青春活力。她动情地追思了近70年的坎坷人生……
1930年1月24日，晓苇（小名腊英）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一个贫民之家。父母领着她租一间旧房和祖母住在一起，寄食在姑母家。姑父是个小地主，父亲给他当跑腿。
晓苇9岁那年，家里已有六口人，奶奶、父母亲、她和两个弟弟，生活越发艰难，父母把腊英送给周家岗地主婆陈六娘作养女。起初，陈六娘还让腊英白天上学，晚上陪她读书。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重兵进攻周家岗，腊英随继母和其姘夫迁到津浦路东的半塔集。陈六娘不再让她上学，整天扫地、洗碗、干各种杂事，成为一个小佣人。
抗敌剧团的小演员
半塔集是安徽来安县一个集镇，当年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和地方的大众剧团常在这里演出，各种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强烈冲击着小腊英幼小的心灵。
1941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一位身着灰军衣的新四军干部来到她家门口，微笑地问她：“小鬼，你到剧团来演戏、唱歌、跳舞好吗？”腊英高兴地回答：“好呀！”她头也不回地跟着走了。就这样，11岁的小腊英走进了革命队伍。
第二天，腊英到抗敌剧团报到，见到了张望团长和仪军副团长。大哥哥大姐姐唱着抗战歌曲，欢迎新入伍的小女兵。她亮开嗓子也唱了一首歌：“我们有亲爱的毛泽东，我们有亲爱的斯大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张团长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这就算她上了入伍第一课。
腊英被分到四旅抗战剧团，龚维一大姐一见面就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叫晓苇。晓就是拂晓，天刚亮，意味着有朝气；苇就是芦苇，长在水中，很纯洁。”从此，晓苇成了她一生的名字。龚大姐看她长得既矮小又瘦弱，动手把她的军衣改小一点，帽子后面也缝了一截，这么一收拾，晓苇显得精神多了。
这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从背后袭击，淮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进行着频繁激烈的战斗。部队行军时每人要背3斤米袋，晓苇年纪小，团里就没让她背。每过一次封锁线，都要走上百里路，通过铁路线时，两边10多里要跑步前进，领导每次都指派一名男同志背着她跑，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龚大姐对晓苇的教育很严格，照顾则无微不至。晚上睡觉，大姐会把晓苇冰凉的小脚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了再睡。晓苇脚上起了泡，大姐就用针帮她把泡挑破后再穿一根头发，这是对付脚泡最好的办法。有一次龚大姐发现晓苇的鞋底破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哨还没吹，便把自己的旧军衣撕了用糨糊浆硬，飞针走线纳鞋底。怕新鞋不跟脚，还特意钉了两根带子。待夕阳西下，新鞋已穿在晓苇脚上。
到四旅剧团的第二天，团里就让她参加演出，在《农村曲》里饰巧姑。在团长的鼓励下，她壮大胆子登台。团里派她到连队教唱歌，同样受到一线同志的关爱。1943年3月精兵简政，四旅剧团撤销，晓苇和龚维一、马玉顺等同志奉调二师抗敌剧团，凡是小孩戏都由晓苇来演。
“三幕话剧《新生之路》排练中，我饰演小女孩阿凤。一天，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演出，陈毅代军长特地到后台看望我们，他慈祥地摸着我的头，开玩笑地说：‘小鬼，你什么时候知道谈恋爱了呀！’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首长热情而又风趣地鼓励我们把这台戏演好。”晓苇幸福地回忆着。
抗敌剧团从领导到演员都喜欢晓苇，大家千方百计从敌占区买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集》等读物，帮助她提高文化和业务水平。重庆音乐学院毕业的导演洛辛专门给她讲贝多芬的故事，还教她写日记。编剧兼导演叶华大姐用家里带来的一条白底浅藕色小花被面，亲手给她缝制了一件短袖连衣裙，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穿连衣裙，真切地感受到革命部队的温暖。
1948年晓苇在歌剧《王秀鸾》中扮演王秀鸾
平生首次演主角
“1943年秋天，抗敌剧团全部参加整风学习。剧团领导考虑我年纪小、个人经历清楚，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读两年书，这正合我心意。在二师政治部萧望东主任的关怀下，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半塔集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晓苇高兴地回忆道。
这所学校的学员大多是来自上海、福建、广东、江苏、安徽及东三省地下党的干部子弟，学员政治素质好，学习气氛浓。晓苇好学上进，不久被同学们推选为儿童团团长、宣传队队长和歌剧团团长。她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子弟学校的多面手。在学校一年半的学习，晓苇增长了许多知识，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1945年5月初，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晓苇因工作需要回到剧团。
6月，剧团开往津浦路西藕塘镇附近的村庄，排练三幕话剧《过关》，这个剧写的是一个进步青年克服重重阻力参军的故事。“章洛导演是我艺术道路上最尊敬的导师之一。”晓苇深情地说，“在剧中我扮演妇救会长，他耐心地帮助我分析怎样塑造好这个角色。他说，首先要理解剧情，不放过每一句词、每一个动作。演员在台上，千万双眼睛盯着你，因此动作要准确，要有目的；吐词要清晰，要把握好语调。一句话有好几种语调，可以是热情的、高兴的；也可以是冷淡的、敷衍的。语调不同，效果也不同，要很好琢磨。一个演员内在的戏对观众感染力最强。内在的戏，主要是通过演员的眼睛来表达的，眼睛是演员的灵魂。章导苦口婆心地讲解，我获益匪浅。”
8月15晚上，话剧《过关》在二师政工会上成功演出，反响热烈。那天，戏演了一大半时，从台前传来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善始善终演完了戏。由于晓苇一贯表现突出，这年12月8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她终生难忘的日子。
歌剧《白毛女》中扮“喜儿”
1946年深秋，晓苇和二师文工团一部分同志并入华东野战军六纵文工团。1947年，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连续发起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和南麻临朐战役，晓苇和战友们一直上前线包扎、抢救、护理伤员，还抽间隙表演小节目慰问部队。
临朐战役后，部队北渡黄河到鲁西南短暂休整，然后向陇海线南出击。六纵文工团留在鲁西南一个山村排练大型歌剧《白毛女》。导演决定由晓苇和另一位同志扮演“喜儿”（AB角）。晓苇说：“当时，我对演‘喜儿’角色感到有点把握，一是我在旧社会也有一段苦难经历，对于在地主压迫下的穷苦人的生离死别有切身体会；二是我和‘喜儿’年龄相仿，都是17岁。当然，在排练时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北风吹’和‘红头绳’两节中，既突出了农村穷苦姑娘的天真和稚气，又表现了过新年时喜得一根红头绳的欢快情绪。”
1948年初《白毛女》剧组在部队巡回演出时，正是华东野战军一部在豫皖苏地区机动作战。通常是弄清了部队当晚没有行军作战任务，就派部分男团员先去挖土筑台，天黑点上汽灯就演出。有时遇上“北风吹，雪花飘”的天气，汽灯下雪片飞舞，更增添了真实感。当演到杨白劳死后倒在雪地里，恶霸黄世仁来抢人时，“喜儿”跪在乡亲们面前呼天抢地：“大叔大婶救救我呀！千万不跟地主去。死跟爹爹一块死，活跟大婶在一起呀！”这歌声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演到在黄家受煎熬时，“喜儿”唱出了“为什么穷人这样穷，为什么富人这样狠！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呀！多会儿熬完这苦日月？”歌声凄婉深沉，晓苇倾注了全部感情。
当时，部队正在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剧团密切配合，《白毛女》连演20多场，反响强烈，效果明显。演出过程中，全场一片啜泣声。许多战士联系自己的苦难家史，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杀敌立功的激情。许多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也很快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和老战士一起英勇作战。据此，文工团获得一片赞扬声，荣立集体二等功。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晓苇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文工团（后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工作。在胜利渡江、解放南京、推翻蒋家王朝后的第一个金秋季节，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排演歌剧《王秀鸾》。这个剧歌颂劳动英雄王秀鸾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孝敬公婆，积极支持丈夫参军上前线。导演李乐让晓苇主演王秀鸾。
晓苇激情地说：“一开始，我顾虑重重，怕演不好这个角色。因为我自从进入抗日剧团演《小放牛》起，都是演小孩戏。当年我才19岁，而剧中人‘王秀鸾’已28岁，她有丈夫、公婆、小姑子，还有个近十岁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我没有一点实际体验。李乐对我说，你不能只演一个类型的戏，你已经长大了，要努力去塑造各种类型的角色，逐渐拓宽戏路子。按照剧情的要求，‘王秀鸾’在舞台上要熟练地完成犁地、浇地、收割等整套农活，有时还要按秧歌舞的步伐，边做边唱。在李导的指导下，我刻苦揣摩这个角色，努力去实现导演的要求。首场演出，观众反映良好。团里同志说我把‘王秀鸾’演得有血有肉。”晓苇说这段话时显得很兴奋。
1950年4月，《王秀鸾》剧组在南京演出20多场后到上海演出，又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轰动了大上海。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胡风，还专门为剧组召开座谈会。他评论说，这个新型歌剧，既贴近实际，又高于生活，是广大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王秀鸾”这个演员内在戏演得很好，能抓住观众，演出很成功。
越老越显夕阳红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爱人的工作，晓苇作出了牺牲，23岁改行做政治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她先后在南京机要干部学校任连队指导员，南京无线电厂负责宣教工作。1955年爱人叶寒青从南京军区宣传部调解放军报社工作，她随调北京国家体委国际联络部任翻译组组长。1973年政府号召“文艺归队”，晓苇先在中国杂技团任政工处长，1976年东方歌舞团重建时，团长王昆诚邀晓苇担任东方歌舞团人事处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她配合王昆团长为东方歌舞团的重建和引进文艺人才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我被批准离休。在东方歌舞团欢送我的大会上，我说虽然离休了，但要遵照陈云同志的教导，离休不是革命的终止，而是新工作的开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晓苇深有感触地说：“我11岁参军，在革命部队这个大学校里，受到许多首长和同志们的关爱，在党的培养下健康成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做出奉献，回报社会，回报人民。”1990年，在庆祝半塔集干部子弟学校成立50周年校友会上，晓苇提议拍摄一部反映那烽火年代艰苦而愉快的读书生活的电视剧，得到老战友们的一致赞同。晓苇酷爱演艺，又有舞台经验，被老战友们推选为制片人，她积极找人写剧本，筹款，挑选演员，接着紧张拍摄。1992年四集电视剧《半塔晨曲》在中央电视台和20多个省、市电视台播映，反响热烈。
1993年，有的老战友提议，还请晓苇当制片人，牵头拍摄了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以新四军子弟小学为主，在动荡年代坚持办学的三集电视片《激荡的童年》。
2003年10月，晓苇陪同爱人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住院期间，被该院肝胆外科专家、爱国华侨、知识分子的楷模、中科院院士吴孟超的先进事迹所感动，又萌生了拍摄一部专题教育片的想法。她仍当制片人，与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单位联合筹款30万元，由其长子叶晖南编写剧本，拍成了三集专题片《吴孟超》，在上海乃至全国医学界反响热烈。
最近，晓苇又有一个新的创意，拟筹拍一部20集的中国革命历史儿童教育片。
耄耋之年的新四军老文艺战士晓苇，越老越感使命重，越老更显夕阳红，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老骥伏枥，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