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金戈铁马英勇抗日的将士们英灵在天，当年十二三岁投身革命的红小鬼们，抛家舍业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们，倘若健在也都已近百岁。我们可曾了解他们的过去？可曾记得他们的热血抱负？
当年，我的父亲吴宝基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去皖南新四军军部，用手里的相机，将这支军队将士们学习、生产、生活的英姿定格在小小的胶片上，记录下短短十天的历史，并告知世人：中国有这样一支抗日武装，有他们中国才有希望！
今天，1939年的影像记录显得如此的弥足珍贵。
父亲写的《去新四军军部摄影采访》并不是什么文章，而是在“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因为他被疑为“国民党特务”。尽管他的“罪名”在1973年得以澄清排除，但我还是把他当年的“交代”整理成文，意在还历史真相于天下。
世事沧桑，时光飞逝，在父亲（1989年11月26日病逝）辞世20年后，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日子里,谨以此文献给抗日的英烈们，献给为摄影事业奉献了毕生的至亲，愿他们安息、欣慰。
去 军 部
1939年的三四月间，我以上海《良友画报》战地摄影记者的身份到达皖南泾县茂林镇新四军军部进行摄影采访。
当时，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歙县岩寺镇设有兵站，凡去军部的人都和兵站联系，搭乘兵站运送物资去军部的便车。
我从歙县昌溪村家中动身，拿着《良友画报》给新四军军部的介绍信到了岩寺镇，与兵站负责同志联系想搭乘便车去军部。经他们的同意和安排，第二天上午，我和押送物资去军部的兵站同志同乘一辆运货汽车由岩寺镇起程，当天傍晚到达了太平县境山口镇。在兵站同志的招待下，同车去军部的几位和我一起住在军部联络站的联保主任家中。
从三口镇去军部所在地的泾县茂林镇，一路均系山径小道。第二天清晨，由兵站同志带领，我骑着新四军战士俘获的日寇军马从三口镇起程，当天下午到达军部。
我们先到政治部，当时，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正在和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皖南的几位高淳县区属人员开会。我和袁主任会面略事寒暄，袁即派人送我去招待所。
我在军部逗留约十天，均在招待所食宿。在这期间，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薛✕✕来招待所看我，共进午饭。
在 军 部
到达军部后的第二天我即去政治部见袁主任，向他提出拟去前线战地拍摄战士们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照片，并希望得到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的接见。
袁主任向我介绍了前线抗日的情况，同时对我说：“项副军长工作比较繁忙，等我们先去和他联系，看他什么时间有空，再约你去见他。叶军长不在，等他回军部后再定时间和你见面。”“到前线战地去拍摄照片不大方便，因为前线抗日的部队流动性大，在战斗激烈的时候无法照顾到你，很危险，还是不去的好。最近几天内，有部队从前线来军部开会，听报告，那时你可就近拍摄一些战士们的照片。以后关于拍摄照片方面的问题，你可和宣传科长黄源同志联系。”
袁主任领我到宣传科，当时科长黄源同志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叫黄源，原先也在上海。在上海时我从画报、杂志上看到你拍的照片，知道你的名字。”这是我和黄源同志第一次相识（全国解放后听说黄源任浙江省文化局长）。
在欢迎晚会上
在我到达军部后的第三天晚上，军部举行了联欢晚会，欢迎来自抗日前线的茅山地区区委书记和由吴大琨团长率领的“上海市各界人民第三战区战地慰问团”，当时我也被邀参加。
欢迎晚会在广场上举行，主席台是临时搭成的。参加这次晚会的有项副军长、军部各位首长、部队指战员约两千人。大会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袁主任首先致欢迎词，之后第一个讲话的是茅山地区区委书记，接着是吴大琨讲话，袁主任邀我第三个发言。记得我当时讲话的大意是：“新四军是一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在皖南前线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浴血奋战，坚强斗争，多次打败日军的进攻，杀伤了大量的日寇，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上海市人民决心全力支援我们的抗日队伍新四军。处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杭州、上海市人民迫切期望新四军打回杭州去，打回上海去，把日本侵略军彻底消灭干净。”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这天刚从前线来到军部，也赶来参加晚会，陈毅同志在战士们的热烈鼓掌欢迎下作了《前线抗日战争的情况》的报告。接着军部战地服务团表演了精彩的抗日歌曲、独幕剧和舞蹈。陈毅同志在战士们的热情要求下，唱了一段四川剧，吴大琨当时唱了一支抗日歌曲和一段青衣京剧。我也唱了一支抗日歌曲。联欢晚会举行至深夜始散。
在军部拍摄照片
在军部数天,我亲眼所见这支队伍充满着朝气。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整天不得空闲，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青年男女们怀着愉快乐观的心情。有一部分学员（他和她们）抛弃了上海大少爷小姐的生活，来到了这支人民的队伍里，他们为了追求真理，甘愿舍弃优裕的都市生活，并不因生活艰苦而减低他们抗日的热情。这种伟大的精神使我极为感动。军部的医务人员有很多来自南洋，他们很负责的为负伤的战士们治疗。同志们的学习情绪高涨，他们在空闲时帮忙农民们耕种田地。这都是在国民党的队伍里看不到的。
军部里有许多十二三岁的小学员，他们加紧在理论上的学习。一位同志告诉我，这些红小鬼真够厉害，在批判大会上他们是最会批评人的，不管你是军长还是士兵，他们毫不留情。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真理。他们充分运用了马列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军部里自副军长项英以下，不论军阶大小一律吃的是一样的大锅饭菜，一律支饷金4元。
这儿有各种小型工厂，生产着日用必需品。
对于这样一支纪律严明、有朝气、极富坚强战斗力的抗日队伍，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把它介绍给群众也是必要而应该的。
由于袁主任的关照，我几次到宣传科和黄源同志联系拍摄照片的问题。记得在军部附近广场上举行的一次有大批武装部队和新参军的上海知识青年参加的报告大会，就是黄源同志到招待所来邀我一同到会场拍摄照片的。在我拍摄照片时黄源就站在我的身边，曾向我提出“不要把做报告的首长拍进画面”的意见。当时按照他的建议，在拍摄战士们听报告的全景画面时，我只拍摄了听报告的战士和新参军的知识青年，没有把做报告的人拍进画面中。
离 开 军 部
由于要抢时间把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向画报社发稿，因此我在军部只逗留了十天。
回家后，我将在军部拍摄的底片冲出，印好照片，投寄给上海《良友画报》《时代画报》，香港出版的《今日的中国》画刊。
《良友画报》编辑把我寄给他们的照片分编成两组，分两次在画报发表。各用两页版面刊登了“武装战士们听报告和新参军的上海知识青年在听报告时记笔记”以及“新四军战士帮助农民春耕、战士们学文化”等内容的照片。同时还刊登了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写的一篇有关新四军的文章，这组照片的大标题是“在日军后方的——项英的一支铁军”，标题下署“斯诺文、吴宝基摄影”。《良友画报》143期刊登了两页版面的题为“新四军中之女子教导队”的照片。上海《时代画报》用两页版面刊登照片。《今日的中国》画刊也刊登了照片。
从新四军采访回来后发生的事情
我去新四军摄影采访，意图是报道在皖南前线抗日的新四军是一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正英勇抗日的部队。这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的行动。而当时国民党是不准许记者去新四军进行采访报道的。记得1938年春我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宣传部长李俊龙联系摄影采访事时，就提出要去新四军采访，李当时只同意介绍我去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而拒绝我去新四军。我是拿着《良友画报》的介绍信在采访完唐式遵部后偷偷去新四军军部的。
从新四军军部摄影采访回来后，报道新四军的照片文章相继发表。不久，我在皖南屯溪镇公共汽车站候车时，一个胸佩“第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符号的军官（这人我在唐式遵总部的招待所里曾见过几面，并不熟。）走近我身边悄悄对我说：“唐老总在总部对大家说你是共军的奸细，要逮捕你。”
之后，在某处遇见中央社常驻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记者欧化群。欧问我：“你去新四军采访过？”我说：“是的。”欧告诉我：“前几天唐式遵到长官部开会，向我了解你的记者身份，我听到唐式遵在顾祝同面前控告你，要求顾祝同（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下通缉令逮捕你。”
我始觉情况严重。回想我去新四军军部时，在安徽岩寺曾遭受国民党宪兵阻止的那一幕情景，到此，我才了解国民党对共产党新四军外表上友善，骨子里却是痛恨的。接着又得知和我同一时期到达新四军军部的吴大琨在屯溪被捕，解往上饶拘禁。为免遭国民党毒手，我离开老家避居浙江淳安。不久，收五婶母自昌溪村来信，告诉我某晚9时家里突然进来三个身着便衣，手持短枪的人，气势汹汹要找我，见我不在家又问不出住何处始悻悻而去。从此我深居简出，四处躲藏，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搞摄影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