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当野兽般的日军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的血腥大屠杀时，日军中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对其部队的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山口辰太郎、佐乡渥洋子，两位日本军医，他们的事迹让人感动，值得我们怀念。

  将南京的“二月兰”变成日本的“紫金花”

　　1939年春，日本军医官山口辰太郎以日军卫生材料厂厂长的身份，来上海与南京作为期两周的考察。他先在上海探访了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读书时的中国同学、好友王长春，从王的口中第一次听说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大规模屠杀的暴行。随后他到了南京，亲眼看到了日军大屠杀的暴行给南京造成的严重创伤与长期萧条，以及南京人民隐藏在心中对日本的仇恨。山口辰太郎在战前曾到过南京，见到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的繁荣景象。眼前的断壁残垣，白骨累累，令山口辰太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陷入久久的痛苦思索中。

　　山口辰太郎是日本石冈市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药学科。他在求学期间因家贫而受到日本军方的资助，因此在毕业后按照协议到日军卫生材料厂任厂长。日本当局发动侵华战争后，严密封锁与伪造中国战场的消息，使得像山口辰太郎这样的广大日本民众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竟丝毫不知。直到他这次到南京考察，才了解到事件的一些真相。

　　一天，山口辰太郎在南京城外东郊紫金山麓的山野中，无意中看到了一片片盛开的紫色小野花。他没想到在被日军摧残得一片凄凉的南京土地上，竟还有这些不知名的成片小紫花顽强地生长着。这些小紫花在南京被称作“二月兰”。山口悄悄地采了一些小紫花的花种，带回日本家中栽培。他把对南京死难军民的追悼与忏悔，都寄托在这些不知名的小花上。第二年春天花开了。山口对家人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说：“在这每一朵小紫花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屈死的无辜中国人的冤魂。”因为这些小紫花来自南京紫金山下浸透中国军民血液的土地，因此他给这些小紫花取名为“紫金花”。

　　山口辰太郎从此成了一位反对日本当局侵华战争政策的正义人士。为此，他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制裁，失去了卫生材料厂厂长的职务，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但他没有屈服，更不后悔。他决心要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决心要让紫金花开遍日本，让日本人民知道这每一朵紫金花后所隐含的历史。就在紫金花在日本第一次开花后的那年——1940年秋天，山口采集了200粒花种分寄给他的亲朋好友，并随花种附寄上他亲自撰写的一篇短文，大意是：

　　这是我从中国南京紫金山下带回的花种，我给它取名“紫金花”，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栽种在你家的庭院里吧！

　　不仅如此，从1940年开始，山口辰太郎每年秋天都背着一袋袋伴和着泥土的紫金花花种，乘坐火车，从南到北，将它们沿途撒播到日本的广大土地上。这个撒播行动一直持续到山口辰太郎1966年去世。山口辰太郎去世后，他的儿子山口裕先生继续着其父的事业。

  与日本当局决裂的女军医佐乡渥洋子

　　佐乡渥洋子于1915年出生在日本东京郊区一个工人家庭。1936年从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与一位日军陆军大佐结婚。八一三事变后，她和丈夫一道被驱赶到中国上海战场。佐乡渥洋子任部队军医。仅仅两个月，她的丈夫就阵亡了，这给年轻的她沉重的一击。更重要的是，她亲眼目睹了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血泪苦难。

　　1937年底，她在上海日军医院给日军伤兵治疗时，听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更受到无比惊吓与震动。她越来越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义与野蛮，越来越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1939年5月，佐乡渥洋子被调派到驻防南京长江北岸江浦县城的日军部队中，任随军军医；后又先后被派到江浦县属的石桥、汤泉日军据点任军医。数年中，佐乡怀着对中国军民的强烈同情心，不顾日军禁令，秘密地免费为中国老百姓治病，甚至为负伤的中国抗日军人治伤。为了治疗一些危重病人，她常常把被日伪严格控制的、当时十分稀缺珍贵的药品盘尼西林、链霉素等药品赠送给中国军民。曾任江浦县文史研究员的翟慕韩老人当年患风湿性关节炎，经佐乡治愈。他在晚年回忆说：

　　佐乡渥洋子医术高明，她有着与中国医生一样的职业道德，对求医者自始至终负责到底。1941年夏，年仅16岁的杨徐和患疥疮兼发痰阻性呼吸道感染，咳嗽发高烧，求医于佐乡。她每天为杨清洗一次皮肤，涂上疥疮药，打两次针。一周后疥疮结痂，体温恢复正常，惟痰阻尚未清除。佐乡为此又专程到上海，拿来吸痰器，用酒精炉的火力催动发动机将痰抽出，前后不到十天，两病皆愈。

　　1945年5月，国民党江浦县保安团在漫家庙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有16名官兵负伤，分散藏匿在汤泉镇村民家中。当地人士向佐乡求救。佐乡不顾危险，请求日军据点中的4名韩籍慰安妇协助设法拖住日军曹长大川，自己则出入封锁地区医治中国伤员。当日军对她查问与责罚时，她说：“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人道主义是没有民族与国家界限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佐乡渥洋子终于看到了她所憎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看到中国人艰苦抗战取得了胜利，心中十分高兴。她几经考虑，决定不随被遣返的日军与日侨归国，继续留在南京，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1945年9月9日下午4时，驻江浦汤泉据点的日军奉命撤回南京城，准备回国。这时，随日军撤退的佐乡渥洋子悄悄地钻到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小商店中隐匿，毅然脱离了日军部队。后来，她给原驻江浦日军特务机关长官公成写去一封信，托江浦汤泉绅士张荔丹派人送去，表明自己心迹：

公成先生：

　　皇军战败投降是必然的，非正义战争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你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天理不容，罪大当诛。我身为一名日本军医，为你们的行径感到羞辱。我虽随军侵华，但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国人民的恶行。我只扮演了一个践行人道主义的角色。这里常有老百姓问我：“你丈夫死在中国。你不恨中国人吗？”我这样回答了他们：“我丈夫是死在东条英机手里的，是东条英机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不是中国人跑到日本的国土上把我丈夫打死的，而是我丈夫跑到中国的土地上被打死，我不怨中国人，只恨东条英机，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公成先生，我决定不回东京，留在中国南京。我和中国人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友谊。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朴实、不屈不挠的伟大品质深深感染了我。你们要面对现实，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与宽大。回国后，请向我的亲人们解释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正确态度和立场，告诉我们日本人民，我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无法偿还的血债，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铭记这血的代价和教训，为维护世界和亚洲和平做出贡献……

　　以后，佐乡渥洋子在江浦借住在一家佛堂开业行医。不幸的是，她于1947年7月14日在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