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机关渡江北上，组织上决定卫生队医生牟桂芳留在疗养队，医治和看护二十几个伤病员。一个暮色苍茫的晚上，疗养队分乘五条小船，向着茫茫的长荡湖进发，准备在湖里“埋伏”下来。
长荡湖位于江苏溧阳、金坛境内，方圆几十里，长着茂密的芦苇，眺望远方，天水相连，茫茫一片。在这里隐藏几条小船，敌人是无法发现的。这支留守伤病员队伍，由曾担任过团机关指导员的游柏村负责，治疗和护理工作则由牟桂芳负责。后勤给养工作本来另有人负责，但他病倒了，只好由牟桂芳兼管起来。那年，牟桂芳只有18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疗养队遇到一个又一个因难。首先是没有药品。由于伤员长期生活在船上，伤口化脓，有的长了蛆，牟桂芳想方设法进行护理。没有消毒棉花，她就拆下棉衣里的棉花，煮了当药棉用。没有洗伤口的药水，她就用食盐溶解后使用。没有换药用的钳子，就把筷子劈开，中间塞点东西，当钳子使用。这样维持了半个月左右，伤员的病情好转，伤痛渐渐减轻了。
为了安全起见，伤员们分散隐蔽在几条小船上。每天天朦朦亮，牟桂芳就撑着一条小船向伤员们隐蔽的地方驶去。长荡湖的水面上，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工作方便，这个来自大上海的姑娘，很快就掌握了撑船技巧，来往行驶在湖上。
每当她来到一处隐蔽点，伤员们都像迎接亲人似的向她招手致意。她忙着为伤员们换药，清洗伤口，并把用过的绷带、棉花等物包好带回去洗干净，以便下次使用。可别说这是小事，每晚都得洗到半夜，有时洗着洗着就睡着了，被冷风吹醒后，又继续洗下去。
初春的长荡湖，天气尚冷。牟桂芳把自已的棉衣、棉被里的棉花都掏出来做药棉用了，夜里常常被冻醒。但为了革命，为了抗日，即使天气再冷，她也经受得住。
不久，食盐和干粮所剩无几了，药品也没有了。牟桂芳向游指导员提出要冒险上岸，寻找党组织和老乡。但游指导员坚决反对，说：“如果发生什么事，这么多的伤病员靠谁来治疗？”面临的困难确实严峻，他要求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共度难关。正在这时，一个哨兵前来报告，说：“日军的机帆船，向芦苇荡驶来了。”游指导员下令所有小船迅速分散到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敌人的巡逻船无目的地过去了。小船又自动地靠在一起，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牟桂芳站起来说：“今晚，让我上岸试一试，找些吃的和药品来，再打听一下部队的情况，总比在这里束手待毙好。”游指导员还是不同意她上岸，要另选别人去。牟桂芳恳切地说：“这一带我比较熟悉，又会讲本地话，还是让我去吧！”最后，游指导员勉强同意她和一位轻伤员上岸试一试。
当晚，北风呼啸，天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牟桂芳穿着便衣，手拎竹篮，和一同去的轻伤员扮成夫妻模样，摇着小船向岸边驶去。
他们悄悄上岸后，四周寂静无声，—连摸过几家住房，全部空无一人，连狗吠声也没有。原来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老乡们四处逃难去了。他们寻找到下半夜也没见到一个老乡，只得空手回到湖里。
同志们见到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但当听了情况之后，一个个都沉默了。游指导员说：“只要人平安回来就好，你们走了大半夜，也够辛苦的，快休息去吧！”
就在这时，一个稚嫩的声音响了起来：“指导员，我常听爷爷说，湖里是个宝，有吃有烧死不了。湖里什么都能充饥，芦苇的嫩芽好吃着呢！大家看！”透过拂晓的亮光，原来是被大家称为“小鬼”的年纪最小的伤员在说话。他摇着手里几根白白的芦根，神气活现地继续说道：“不信，大家尝尝。”游指导员和几个伤员尝了尝，甜甜的，觉得不错。游指导员说：“轻伤员一起挖芦根吧。”大伙高兴地撑着小船，分头挖芦根去了。
伤员们不仅挖到不少芦根，还抓了一些草鱼。鱼是高蛋白食品，尽管没有油和盐，白水煮鱼汤，依然成了大家的美餐。伤员们吃了芦根，喝了鲜鱼汤，病情恢复得更快了。
后来，基本群众知道了，把他们下湖用的干粮留给伤员，还常常躲过敌人的哨兵、巡逻船，为伤员送些粮食和必用品来。不久，地下党组织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使这支孤立的伤病员队伍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牟桂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牟桂芳在《长荡湖的往事》这篇回忆文章中说：“那时我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总觉得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曾经被我精心护理、治疗过的伤病员同志，不少人成为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干部。同志们有机会欢聚一堂，总是开玩笑地说：‘如果当时没有你，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我也笑着说：‘没有你们大家，不也就没有我了吗？’十八岁那年留给我的记忆是多么深刻啊！”